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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授奖词说：“为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突出贡献，以及对社会最贫穷成员的关心。”社会各界赞誉不断，称他为“穷人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因他终生致力于“让最贫穷的国家，也能提高贫苦人民的福利”。他继承和推进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思想，将经济学重新引回道德之路，实现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统一，被誉为“当代的亚当·斯密”。他关注世界，提出了诸多洞见：“单一身份认同，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民主不是奢侈品，非得等普遍富裕了才需要”……他的名字是泰戈尔起的，意为“不朽”。很多人觉得，他的人生高度和思想成就，配得上泰戈尔的祝福。 即使在诺奖得主中，也少有人像他这样，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就是当代印度最著名学者，少数几个真正的“全球知识分子”之一，92岁的阿马蒂亚·森。 森不属于凯恩斯阵营，亦非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不是停留于纸面，而是对穷人的真切关注。作为印度婆罗门阶层一员，森自幼生活优裕，为何对底层人民始终充满深厚的人文关怀？打开森去年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四海为家》，会发现他的一生所向，早已隐藏在他的成长时代。 
阿马蒂亚·森（以下简称为“森”）的研究横跨经济学、政治哲学、印度文化，这来自一生的阅读，不仅研读学术之作，也大量阅读人文作品，亦终生热爱梵文。他幼时在泰戈尔创办的一所不设立教室的学校学习，师生在散步中探讨学问，开放性的学习，最能解放天性、激发研究兴趣。学校还极少考试，课堂讨论能从印度史诗谈到西方现代舞，与当时的古板风气截然不同。这是泰戈尔的创举，是森的幸运，养成了他对学习的终生热爱。外祖父是现代派的梵文教师，耳濡目染下，森幼时就酷爱梵语，且是带着当代意识阅读。他在广为流传的《爱争鸣的印度人》中写道，传统让他懂得，真正的信仰是当下行动；佛陀之伟大在于和民众零距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影响，才成就了灿烂的印度文化。欧美理论，印度传统，开放的学习，形成森的特有认知：世界的进步，全在于开放。
森幼时在孟加拉居住，见过当地人为争夺河流资源大打出手，这是他苦难体悟的开端。在他的代表作《论经济不平等》中，加尔各答穷孩子为富人擦鞋时受训斥的场景，屡屡浮现。
1943年，九岁的森目睹了孟加拉大饥荒的惨烈，尤其是一位穆斯林男子为找工作被一群印度教徒打死。幼时的见闻，培养了森的悲悯之心，他在剑桥求学期间，课业再繁重，也坚持为附近的文盲孩子开设夜校。年少已识人间苦，森早早就拥有的经验，使他一生都对底层报以深切同情，也成为投身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原动力。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评价：“世界上的穷人和被剥夺者，在经济学家之中，不可能找到比森更旗帜鲜明也更有见地的斗士。”森以宽容著称，起点也许是幼时外祖父的呵护。身为印度教徒的外祖父，不反对森对佛教产生兴趣，森可以深入钻研乃至和外祖父探讨，并从佛陀那里得到诸多启示，事实上，森的许多观点都建立在佛教思想上，而佛陀也给了他更广大的宽容心。宽容伴随了森的一生。森进入剑桥求学时，教授们以支持和反对凯恩斯经济学分成两派，经常演变为带有攻击性甚至斯文扫地的争端。这种情况下，森没有选择“投靠”任何一方，而是采百家之长兼收并蓄，并参加多个社团，多元化的观点让森的思想始终保持活跃状态，不仅逐渐拥有了独立立场，也养成了伴随终生的大家气量。
森在剑桥读书时，不解于“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人类生活”，比如导师琼认为，首先要关注最大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就能转而关注其他事项。
森认为，这犯了经济发展思路中最严重的毛病，因为最需要健康与教育的时刻，恰恰是国家最贫困时。森的一生，以其对人类命运的真切同情和深厚的造诣，纠偏了极多看似常识、实则错误的观点： 很多人将人人平等作为追求，但森在《论经济不平等》中说，每个人希望平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机会、结果、权利，人人平等不仅不可能，更无必要。真要讲平等，不能讲一群人的平等，而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把每个人的潜力挖掘出来并充分释放，这才是“共同富裕”。森阐释了何谓真正的推动平等：投资每个人，让他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这就需要很多先期工作，比如，教育资源要拉平。教育资源太集中，很多人就会被荒废。▌饥荒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权利被剥夺的结果 传统观点认为，造成饥荒的原因是食物短缺。森指出，绝大多数饥荒是“丰饶中的贫困”：20世纪的四次大饥荒，次次不缺粮。是什么导致的饥荒呢？人们丧失了“交换”粮食的权利。“没有免于饥饿的权利，丰收也无济于事”。“民主国家从未发生重大饥荒，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此，饥荒极其容易防止。”面对森的理论，学界甚至有“饥荒在别处，饥荒学在印度”之叹。 1970年代以后，罗尔斯的正义论风靡欧美，但森认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务之急不是建构一个理想正义国家的理论，而是一个可以判断比较正义的理论，让我们明白，我们离正义到底还有多远。森认为，很多正义的理念，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不恰当的理解与执行，造成恶果。正义需要关注实际，而不是停在规则上。罗尔斯的理论会把政治哲学带入死胡同，因为他的理论无法想像社会的不义，如长期营养不良、疾病、男女不平等。森将整个世界作为关照对象，森的正义论结合了经济、政治以及道德，并纳入了东方思想，切中真实生活，是对罗尔斯正义论最大的挑战，亦是能扎实推动正义事业的可行之举。 森的学术主线，是社会公正和道德关怀。他的思想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让数亿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森的名字。 森是四海为家的人，也是印度人——这两者在他身上毫无矛盾。他骑着自行车在印度的穷乡僻壤搜集工资、物价等数据；为考察性别歧视程度，他逐一称量乡村男童和女童的体重；他用诺奖奖金在印度设立了公益信托。森常常对政策提出批评。最引起轰动的，是他和另一位学者长达十年的论战，争论核心是裙带资本制造的财富巨头对印度的影响。森说，在一些关键指数上，印度不仅停滞不前，有些领域甚至不如穷国孟加拉。这说明印度问题不在于财富多寡，而在于分配体制，如果得不到矫正，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停滞。森的批评，已引起政商学三界的集体反思。在恢复“文化自信”方面，森起到了真正的激励作用。《爱争鸣的印度人》一书写到，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拥有了丰富的思辨传统。森的发掘激励了同胞，印度的计算机工程等专业能领先世界，发扬光大的思辨传统居功至伟。对想深入了解印度传统与“国民性”的读者来说，《爱争鸣的印度人》最值得推荐。 发展与稳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一些国家因此将自由置于下位。森在《理性与自由》中指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更能理解，什么是发展中国家的底层逻辑。森1970年提出“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后，就被认为能拿诺奖，在森看来，衡量发展的标准，不是GDP，而是生活质量和自由程度，“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论，在于自由的增进。”森对发展至上观的批评，集中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传诸世界，影响了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森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研究至少已有50年。森认为，中国需要更加依赖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强制。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多挑战，“理性的进步”也就愈发重要。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评价森里程碑般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生活质量不应以财富而应以自由来衡量——通过这种宣示，本书使发展理论及实践发生了革命性剧变。”评价十分中肯。很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处理粮食危机等诸多问题上，接受了森的理论。没有比森的经济学更实用的了，森的理论，可以使一个社会中“最多数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提高”，中国亦必将在实践中加以借鉴。森的观点提醒学术界，不仅要研究如何增长，更重要的是为谁增长。森的观点也启发政策制定者，更多考虑社会公正和个体福祉。很多人都知道“GDP不等于幸福”，但不一定知道，森正是这一观点的最有力呼吁者。 1990年后，沿袭森学术理论的《人类发展报告》成为联合国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并对各国发展理念和模式产生着强大、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幸福城市建设”，参考的就是森的“人类发展指数”。森改变着全世界民众对发展和幸福的认知。李光耀曾邀请森去新加坡，对森非常尊重，但森对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不以为然——森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如强调家庭、威权、秩序），而应该发掘一种全球文明。人人都在讲竞争的时代，森已经在想人类要走向全球文明。他说：“对我而言，家和世界是同一样东西。” 学术与道德的双高，使森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现在，森的著作也正在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今天，很多中国人对森的重要观点，已经如数家珍，比如他首创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功能性活动，等等。但是，森这样伟大的学者，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乃至未来时代的观念引领者，已经是一位现象级人物，森的价值，因此早已跳出学术的范畴，他本身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无穷无尽的话题。比如，著作等身的他，为何专注的始终是人类福祉？底层民众的命运，为何转换成了他的道义和使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理念和环境，能诞生出如此伟大的人物？成长中的事件与一个人个性的养成，其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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