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广善(1909-2007),河北高邑人。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25师74旅2团军医,参加宁都暴动,随后参加红军。历任红5军团红15军卫生科科长、红44师卫生队队长、红13军38师卫生队队长、39师卫生队队长、少共国际师卫生部部长、红1军团野战医院卫生所所长、红1师卫生部部长、红2师卫生队队长、红1军团卫生部副部长、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后勤部空军部长、空军修建部部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林彪负伤情况及回延安经过 谷广善 1938年3月2日,主席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晋察冀军区负责人: “侵入山西的日军企图南攻陕西潼关,北攻陕北。120师须按已定部署,巩固北段河防,保障后路。115师344旅立即北移,协同343旅消灭当地之敌,巩固中段河防,保障晋东南、晋西南整个友军的退路。129师位于同蒲铁路以东,阻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115师、120师的作战。” 115师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向隰县疾速开进。 抗战之初,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前,为避免与晋绥军发生误会,中央曾多次与阎锡山交涉,要求阎锡山明确八路军在山西活动的区域范围。 阎锡山是个“猴精”,他打的算盘是——既要八路军帮他打仗,却又不想让八路军盘踞他的地盘。 因此,一番算计下来,阎锡山只允许八路军在山西21个县的区域范围内活动。 而这21个县,有的是全县,有的却只是本县的一部分区域。 几番交涉下来,延安要求阎锡山把八路军可以活动的这21个县的区域范围,用命令的形式下达驻晋的所有友军以及地方政府,否则会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从而发生纠纷。 而115师此时正要赶赴的隰县,并不在规定的这21个县里面。 隰县虽被日军占领,但仍属晋绥军防区,并不在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之内。为此,115师还专门派人员前出与晋绥军联系。 1938年3月2日,115师疾速向隰县方向前进,准备发起“午城战役”的途中,听到前方传来零星枪炮声,但并不激烈。 于是,师长推测前方有晋绥军和日军小股部队交火,便让侦察科长苏静带一个骑兵班到前边侦察。 苏静从前方返回后报告,说前面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更没有发生交火。 师长心急,听完汇报后说道:“那我们先走,先到了,可以提前看看地形。” 说着骑马就走,只带了个通信班,参谋处长王秉璋紧紧跟在师长后面,一共就12匹马,12个人。 随后,就发生了晋绥军哨兵王潞生枪击八路军115师师长,这一本不该发生的事件。 当时,115师派出的联络人员已经通报了驻扎在隰县附近的晋绥军第19军军长王靖国部,讲明八路军即将从此地经过。 但一贯懒散成性,行动迟缓的晋绥军,并没有及时通知担负警戒任务的各连哨兵。 由于师长喜欢走快马,马鞭一扬,没一会儿就已经冲到了晋绥军哨卡跟前。 于是,造成师长后半生疾病缠身的始作俑者出现了…… 1938年3月2日,在山西隰县北部的千家庄村,师长被阎锡山部第19军70师哨兵王潞生,一枪从马上给打了下来。 关于王潞生开枪误击八路军115师师长一事,晋绥军后来给出的解释是—— “师长身上穿着一件黄颜色的日军佐官呢子大衣,使得哨兵王潞生误认为是日军军官。” 但这个解释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颠倒黑白。 当天,师长并未穿着日军黄呢大衣,而是穿着一件八路军制式干部棉大衣,灰布面料、丝棉里子。 由于整件大衣都是血污,军医为师长裹伤时,师部的一名干部将这件带着弹孔的大衣收走了,后来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为师长实施战地急救的,是和司令部一同行军的师卫生所长彭芸生。 当天,师部的行军顺序是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 由于卫生部落在了最后,我(谷广善)是稍后才赶上来的。 师长受的是贯穿伤,子弹穿透了身体,没有留在体内,不需要做手术。 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缺乏设备进行进一步检查,只好先止血、消毒和包扎伤口。 当我赶到事发地点时,卫生所长彭芸生已经为师长裹完伤了。 师长躺在担架上,神智是清醒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作战科长王秉璋等一大堆人围着他,师长非常虚弱,但仍在向他们交代工作。 我在现场查看,从一滩血迹中拾到一截半寸长的肋骨,这显然是师长的身体被子弹射穿后,冲击力把打断的碎骨从出口处带了出来。 彭芸生为师长裹伤时,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伤情。 我将肋骨包好,随后返回卫生部拿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后,迅速赶回师长身边。 而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仍然按照预定计划继续进逼午城,准备发起战斗。 这时候,罗荣桓交代我:“师长的伤不能耽搁,组织上决定由你护送师长回延安。” 我自从捡到那块碎骨,就知道师长的伤势很重,并不是普通的贯通伤。我怕路上再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于是要求保卫部长朱涤新和我一同护送师长返回延安。 罗荣桓叫来了朱涤新,让他率一个警卫连,我带着两名医护人员和一名勤务兵,当日就离开师部,一路护送师长西行。 我们是3月2日当天就离开师部的,但后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疏漏,后来所有的记载都说我们是“3月5日前后”才离开。 而师长所受的枪伤,也并非是前胸中弹,子弹是从背部射入,穿过肺部,击断了一根肋骨,从胸前透出。 关于这一点,我还和师长详细讨论过。 当夜,为看护师长伤情,我与师长住在同一个屋里,他睡在炕上,我在地上搭了一个草铺。 师长半夜醒过来,问我:“我负伤了吗?” 我说:“是的,还伤得很重。” 师长说:“那我怎么不觉得痛呢?” 我说:“我给你打了止痛的吗啡。” 师长想从炕上坐起来,我赶紧制止他:“你的伤口才缝合,坐起来会引起伤口大出血。” 但师长不大相信我的话。 第二天,师长真的坐了起来,结果伤口裂开了,又开始往外喷血。 我为他止住血,重新缝合伤口后,说道:“真的再不能乱动了,你不怕,可我担不起呀!” 从这之后,对于自己的伤情,师长一路上都对我的意见言听计从。 在回延安的途中,有一天晚上,师长躺在铺上回忆是怎么被子弹从马上打下来的。 他说:“子弹应该是从右前方射来的,击中了胸部,从后背穿出。” 我说:“不对,子弹是从背部射进去的,穿过肺部,还打断了一根肋骨,再从前胸冒出来的。” 师长不同意我的看法,争论起来,他坚持说子弹不可能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我给他解释道:“你是行家,贯穿伤的特点,是入口小,而出口大,这是规律。你背部的伤口比胸部的伤口要小很多,这说明背部是入口,前胸是出口。” 师长还是不相信,我只好从兜里拿出从现场拾到的那截半寸长的肋骨,再三向他解释: “如果子弹是从胸部打进去的,这截肋骨就会掉进内脏,那就要动大手术了。幸好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因为子弹进入人体后翻滚,所以碎骨才会被带出体外。你前胸的伤口比背部大很多,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师长看到这截半寸多长的肋骨非常吃惊,但是仍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 我只好向他讲出了第三条理由:“你棉衣上的弹洞,你仔细看一下丝棉的朝向,就会清楚了。” 师长穿在最外面的大衣因为血污太多,已经被师部的一名干部给扔了,但棉军装仍然还穿在身上。 我帮师长把棉衣脱下来,他仔细查看了背部和前胸的两个弹孔。 果然,背部那个弹孔的丝棉,都是朝里。而胸部弹孔的丝棉,全都朝外。 师长这才信服:“你说的没错,真是从背后打进去的。” 我说:“你的马快,应该是越过了哨兵,哨兵从背后开的枪。” 师长说道:“这就对了,阎军瞎说,说我穿着日军大衣,远处看不清,全都是托词,是在为他们自己找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通报当回事,哨兵就根本不知道我们部队要过来……” 在我们返回延安的路上,晋绥军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专程派他的参谋长赶来,当面向师长道歉,并表示慰问。但说辞和借口仍然是那一套…… 只可惜中枪时,师长穿着的那件八路军制式棉大衣已经被扔了。否则,我一定拿出这件大衣来,堵住他们的嘴。 师长伤后六七天,前胸、后背的伤口基本上已经愈合。他躺在担架上,总是问我:“我想试一下,看能不能站起来,你看行吗?” 我估摸着现在应该可以了,说:“那就试试看吧,你慢慢的,别使猛力。” 在两名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师长从担架上先坐了起来,然后又慢慢地站了起来。 师长问我:“我想走两步试试,行不行?” 我说:“行!” 师长推开两名医护人员,往前走了好几步,长舒一口气,说道:“谢天谢地,真的没事,我悬了好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 我们到黄河边的时候,延安派来的医疗专家江一真,已经带着医疗组早早就等在那儿了。 江一真当年是中央红军总医院医务主任,后来又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见到他,我就放心了。 我把师长交给江一真院长带来的医疗组后,就和师长告别,我还要原路返回,去追赶部队。 临走,江一真院长详细地询问我,师长受伤的具体部位,这一路上给他采取了哪些医疗措施? 我一一如实回答,江一真院长听完说道:“好险,再偏一点就打中脊椎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河边上与师长的这次分别,再次面对面说话,已经是11年之后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虽然还是他的部下,但他那时已经是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了。 我那时候虽是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却也只能在远处远远地看上他一眼…… 直到1949年4月,四野大军南下到了武汉,我俩事隔11年之后,才第一次有过面对面的交谈。 我当时是四野的运输部长,想以司令部的名义向三野借调一批油桶,我草拟了一份电报,找到参谋长萧克。 萧克说,这个电报得林总签署才能发出,你找林总去吧! 我只好拿着电报去找他。 我俩一见面,他劈头就说:“东北三年,你怎么从不来看我?” 我说:“我知道你忙得很,不想打搅,加上我这个运输部长也忙得不得了,实在没得空闲。” 他听完,笑道:“那你现在怎么又来了呢?” 我拿出电报说道:“萧参谋长要我找你签字。” 他看完电文,一刻不耽误,马上签字。然后说道:“看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以后你有空就来走走。” 我说:“好!”。 敬个礼,我就走了。 投稿信箱:sswh8001@163.com小编微信:zhengnengliang_wl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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