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正德帝驾崩。由于他没有子嗣，首辅杨廷和在征得太后的同意之后，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宣布由正德帝堂弟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朱厚熜即嘉靖帝。

正德帝在位16年无所作为，痴迷于玩乐，前期宠幸刘瑾等八虎，后期则信任江彬、钱宁之辈。万斯同《明史》评价说“游畂之荒，至帝而极矣”。孟森则说“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

嘉靖帝继位的一个大事就是清除正德一朝的弊政，他于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即皇帝位，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共计80条，远超明朝其余14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其新政力度之大，内容之详细，为明朝所罕见。由于数量太多，以至于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归纳起来，其主要涉及减轻百姓负担，清除冗余，改革经济，加强吏治等等。比如：

大赦天下，释放罪轻的囚徒；

给正德期间遭受不平待遇的官员，全部平反；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处实征税粮、马草、布匹、柴炭等，尚未征收者，全部免除，嘉靖元年则减半征收；

释放内苑的珍禽异兽，令之后不得进献；

啸聚山林者，许其自首免罪，军还原伍、民还原籍；

豹房各处积年收贮存的银两，送户部太仓银库，以放官军俸粮等项支用。

正德时期新修的宅子、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之类，镇国府、总督府、老儿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经山祠庙、店房等项，或拆，或存留别用，或变卖还官。

等等。类目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其中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被列入其中，举两个例子。

漕运官军如果借了高利贷者，俱不许还。如果再有借、放高利贷者，一律重处。

浣衣局的妇女，很多都是因罪被罚至此，嘉靖帝要求法司逐一去核查她们原卷，详究事由，情可矜宥者，给予释放。

考虑到嘉靖帝年仅15岁，且并不熟悉国家事务，这一轮庞大的新政很显然是来自于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正德旧臣之手，他们深知国家弊端，以新皇帝继位之机，而清除弊政。杨廷和为嘉靖帝准备的这些新政很显然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以至于杨廷和上朝之时有人持刀躲在他的轿子旁边，欲行不轨，嘉靖帝得知以后，派营卒百人来保护杨廷和的安全。 

嘉靖帝很显然接纳了这一切，新政也带来了不错的效果。

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军、旗校、勇士、军匠人等，需要朝廷提供粮食的合计约为373700余人，一年共需要消耗粮食3988800余石，而朝廷到京一年的粮食也就400万石。根据《明史》记载，嘉靖即位后减去了内监、旗校、役工约148700人，省粮1532000石。

但新政的效果也不必给予太高的期望，诏书中的很多内容写得很笼统，比如有这样一条：

天下司府州县抽分税课衙门俱有定额，近年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有利处，所私自添设、无名抽取数多，甚为民害，诏书到日，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查革，有司严加禁约，不许坐视故纵。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

这一条讲的是地方官员在各桥梁、道路、关卡之处私自添设明目收费，让监察官员和有司查处。但这类问题一直都是顽疾，屡禁不止，需要朝廷给予大力的支持，方可遏制，比如朝廷是否派人专项执行此事，地方官员违反了规定如何处理，原有多少个未规定设立的收费点，拆除了多少个等等，这一切都没有。所以仅仅凭借诏书中的一条命令，想要根除此弊端，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方面，嘉靖帝在人事上进行变动，整顿吏治。正德一朝，重用宦官，任用奸佞。正德帝宠幸自己的以刘瑾为首的八名宦官，史称称“八虎”，虽然刘瑾在中途倒台，但刘瑾的死本质上是权力之争，并没有扭转正德帝宠幸宦官的局面，谷大用、张永等宦官仍然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嘉靖帝继位之后，不可能继续重用前朝皇帝亲信宦官，加上谷大用、张永等宦官坏事没少做，早就引得满朝文武官员的不满，所以嘉靖帝安排自己担任藩王时的亲信宦官鲍忠、麦福、黄锦等人入司礼监等重要宦官衙门，谷大用、张永等人退出了权力中枢。整个嘉靖朝，宦官的势力始终是被压制的，不复正统、正德时期之威，这是嘉靖帝的功劳。

在官员方面，正德朝末期，两个宠臣钱宁和江彬发生了矛盾。江彬以揭发钱宁勾结谋乱宁王朱宸濠方式，扳倒了钱宁。但武宗只是将钱宁关进了监狱，还没来得及处理就去世了。江彬手中是握有兵权的,正德帝去世后，他成为了朝廷最大的隐患，杨廷和利用正德帝遗诏将边兵遣回，罢威武团练营。杨廷和联络宦官魏彬，并得到太后的支持，最终除掉了江彬。

嘉靖帝继位之后，需要处理在狱中的钱宁和江彬两人，鉴于两人的罪行，嘉靖帝下令将他们处死。而费宏、彭泽、乔宇等一大批正直的大臣得以重新得到重用，朝廷上下无不为之欢呼雀跃。

而还有一件事也需要处理。正德帝热衷于边疆战事，但又无军事上的才能，进而演变出一些荒唐之举。比如他给自己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名号，群臣祝贺他时称“威武大将军”而非皇帝。正德十二年，正德帝御驾亲征，与小王子激战一阵，这一战双方厮杀并不激烈，明军得首16级，战死52人，重伤563人，实际上是一场小败。但战后获得赏赐的人竟然多达数千人，所以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说：“自古赏功之滥，未有如此役者”。嘉靖帝让人查实此事，兵部最终确定：有8人有斩获首级的功劳。有36死于战场，他们的升级是没有问题的，有16人受伤，也应该进行赏赐。但是谷铠、王勋、冯政等九934人及宦官张永、魏彬、张忠等9人等人受到的赏赐应该全部裁革。

嘉靖帝的新政不可谓力度不大，涉及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的方方面面。但这些终究是对正德朝的一些弊端进行整改，对前朝的事进行处理毕竟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但要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时，处理起来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就在嘉靖帝的新政才刚开始之际，朝廷就陷入了一场争大礼的争端之中，这场争端席卷整个朝野，当时的大臣无不卷入其中。以致于朝臣们的精力被大大分散，新政进一步被搁置。

嘉靖帝是正德帝都是堂弟，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而嘉靖帝父亲被封为兴献王。以杨廷和为首的一众朝臣认为，嘉靖帝应当过继给明孝宗，这样，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在名义上就不再是其父亲。嘉靖帝对此坚决反对，但初继位的他又没有更好的办法，选择厚待杨廷和，试图将其拉拢，但杨廷和不为所动。对于礼部尚书毛澄，嘉靖帝自己的亲信宦官到毛澄家，宦官一进屋就对毛澄下跪磕头，毛澄大惊失色，赶紧将其扶起，询问他为何如此毛澄赶紧扶起，宦宫只得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的目的是让毛澄改变意见。说完还拿出许多黄金送给毛澄。毛澄见状，同样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当时继嗣不继统的观念根深蒂固，杨廷和、毛澄如果选择支持嘉靖帝，他们将在士大夫阶层中身败名裂。在杨廷和、毛澄的带领下，群臣不断要求嘉靖帝过继给明孝宗，嘉靖帝心中十分恼怒，但却无能为力，群臣在政治上的经验远胜于他，在道义上他也论不过群臣，嘉靖帝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群臣的奏疏留中，即不对这些奏疏表态，也不将其发下，以冷处理的方式来应对此事。张璁考上进士已经47岁，被安排在大理寺任职，他这个年龄若要在仕途上有大的突破是很困难的。但他若要支持嘉靖帝，势必与群臣作对，与首辅杨廷和作对，这样做的风险巨大。但往往高风险就意味着高收益。《明史·张璁》中记载，他拿着张璁的奏疏兴奋的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张璁随即上疏对杨廷和的观点进行一一驳斥，支持嘉靖帝。嘉靖帝之前根本没有和杨廷和等人辩论此事，因为他辩不过，现在有读书人站出来为他做这件事，他当然十分高兴。

当时群臣的态度大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杨廷和，官员之中已经找不到嘉靖帝的支持者。但是很多刚入官场的人嗅到了机会。

但群臣并不会因为一个尚在观政的进士而退缩，没有丝毫的让步。嘉靖帝也终于找机会反击，嘉靖帝生母迎往北京，听闻此事后拒不入京，嘉靖帝则痛哭流涕的表示：自己愿回到安陆任藩王。这招以退为进实属厉害，群臣也一时很为难。

而鉴于张璁的示范效应，更多人站出来支持嘉靖帝，但支持的人屈指可数，这里”屈指可数“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理解为字面意思，因为支持者用手就可以数得过来：张璁、霍韬、熊浃、桂萼、席书和方献夫，而且这些人大多还不在京城为官。

很少有一个争论，正反双方的支持者数量会有如此大的悬殊。这样的事情，放在其他事情上，会因为正反双方人数过于悬殊都不能成为争论。但这次不同，反对者中有皇帝，而且皇帝寸步不让。凡是支持嘉靖帝的人无不遭到了大臣们的群起而攻，甚至策划对他们的暗杀，朝廷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中。

杨廷和的应对之法是将张璁等人贬出京城，到外地任职。但杨廷和也不是没有漏洞，嘉靖元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史道由京官升为外任，这位未来的边疆名臣认为是杨廷和故意和他为难，在愤怒之余弹劾杨廷和，有一个论点极具杀伤力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你没见你杨廷和据理力争；而今却在兴献帝“皇”字、“考”字上面去争，实为欺妄。这个问题，杨廷和根本无从辩解，只得上疏请求去职。

杨廷和这次请退虽然被嘉靖帝好言宽慰，但是群臣与嘉靖帝在大礼一事上面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只能有一方放弃或者退出，这当然只能算是大臣，不可能让皇帝退位吧！嘉靖二年，一大批重臣致仕：二月是礼部尚书澄，七月是刑部尚书林俊，十月是户部尚书孙交和兵部尚书彭泽。终于，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

大员的离开，并没有使这场争论停下来。

当嘉靖帝将支持者张璁和桂萼调到朝廷为官之时，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30余人立即上疏弹劾。御史郑本公等44人又对几人痛斥，以致完全失去了读书人的风度：

桂萼首倡乱阶，张璁再肆欺罔，黄绾如鹰犬，张啄而旁噬，黄宗明如奴隶，攘臂以横行。

《明世宗实录》卷40，嘉靖三年六月戊戌

接着36名翰林学士请辞，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与桂萼一起共事。

嘉靖帝将奉先殿的西室更名为观德殿，安放自己生父的神主。此举招致反对者的不满。甚至就连太医院的医士也来上疏反对：

太医院冠带医士刘惠、周序言，观德殿名不称皇上尊亲之义，请敕礼部更新名以昭圣孝。

《明世宗实录》卷41，嘉靖三年七月乙丑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以两位医士的地位，他们的名字恐怕难以为后世人所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听闻之后，一片哗然。如果此礼一成，将意味着群臣落败，故而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到了上呈圣母册之时，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俱不至，而且大大方方地表示任由嘉靖帝处置。

《明史》中记载，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

230多名官员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实际上就是逼迫嘉靖帝。如此大规模的请愿，在明朝也曾出现过，比如正德时期，官员们为劝谏正德帝不要南巡时，也有过此举，结果是100多人被廷杖。

嘉靖帝命大臣们退去，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群臣们嚎啕大哭，口中呼喊着太祖、孝宗，哭声传至深宫，愤怒的嘉靖帝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8人，下诏狱，以震慑其他人。没承想此举令群臣更为激动，直接冲到上前号哭着拍打左顺门，嘉靖帝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罢免待罪。

七月二十日，嘉靖帝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有16人杖责而死。

谈迁在《国榷》记载了嘉靖帝与张璁的一段对话，嘉靖帝说：

“祸福与尔共之，如众汹汹何？”张孚敬答复道：“彼众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畴敢抗者？需锦衣卫数力士足矣。”上颔之。

很显然，嘉靖帝听从了张孚敬的建议，皇帝的权威不容置疑。

由于嘉靖帝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打压，而且各项礼仪也已经成为事实，争大礼方才告一段落。

但大礼议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至少有两点：

一是，朝廷君臣纷纷将精力置于礼仪之争，刚刚开始的新政打了折扣。虽然也清除了一些正德时期的弊政，但并不彻底，而且新皇上任的三把火很显然没有烧多久就有熄灭的迹象。嘉靖元年七月初四，嘉靖帝即位仅仅一年多，御史汪珊上疏陈“十渐”，也就是慢慢在变坏的十件事。

上初即位，天下忻然，庶几复见唐虞之治，迩乃渐不如初。初，事每独断，今戚里左右或得潜移阴假，一渐也；初，事每咨访大臣，今礼貌虽隆而日疏远，二渐也；初，罢诸不经淫祠，今乃稍稍议复，三渐也；初，屏绝玩好，今教坊诸司或得以新声巧技进，四渐也；初，日览章奏，今或忽而不亲，辄凭左右可否，五渐也；冗食冗费，初诏痛革，今腾骧勇士不行核实是谓冗食，御马实数不得稽察是谓冗费，六渐也；初，裁革锦衣冒滥，今大臣、近侍以迎至封爵锦衣世荫，藩邸旗校尽补亲军，冒滥如此，七渐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惩以正法，今一二犯法举朝论之卒贷死而罚金，后将何惩，八渐也；中官有过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镇守、守备稍稍营换，幸门复启，九渐也；初，纳谏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论之直批曰不准，奸罪未正者直答曰有旨，所谓訑訑拒人，十渐也。（《明世宗实录》卷16，嘉靖元年七月戊申）

更要命的是，一些问题依旧存在甚至愈发严重，比如：财政危机和边患危机。嘉靖年间兵变频繁：甘州兵变，两次大同兵变，以及辽东兵变，都极大地打击了明王朝在边防上的力量，为后来的蒙古入寇带来了机会。

二是，大礼议让嘉靖朝的政治核心变为：迎合。一些有着自己独立意见和想法的大臣退出朝廷，后来的大臣们无不以谄媚和迎合为升迁的秘诀，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严嵩把持朝政20余年，无所建树，以揣摩嘉靖帝心思为能；在边防上，以仇鸾为代表的一批谄媚之徒获取了高官之位，他们奉承上是好手，御敌上却表现得一塌糊涂，终于导致”庚戌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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