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东渡——高松冢古坟中的中华元素

9133图书馆 2025-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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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汉代开始两国间的交流活动不断，见诸各种史书文献。到了隋唐时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并对日本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冲击。这种影响力表现在日本人创造的各个方面，陵墓的建设就是其中之一。

一、高松冢古坟的概况

高松冢古坟位于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此地以北约1.5公里便是飞鸟时代（公元593-710）的藤原京。1970年，沉睡千年的高松冢古坟在关西大学和龙谷大学的联合调查下得以重见天日。1972年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发掘，在墓中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和文物。

▲ 高松冢古坟位置图

高松冢古坟为圆形石室坟丘墓，坟丘高约5米。墓室位于坟丘正下方，由石板拼接而成，墓室长2.65、宽1.03、高1.13米。在墓室四壁和墓顶均发现有残存的壁画，石床上发现有人骨，另发现有金饰片、海兽葡萄镜等遗物。但因为盗扰，墓室杂乱不堪。

▲ 高松冢古坟透视图

二、墓室中所见的汉唐元素

日本的飞鸟时代大致与中国的隋唐时期重合，也是中日文化交流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官方共有14次派遣使者、留学生来华的正式记载，民间交流更是不计其数，为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种历史性事件在高松冢古坟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证据。

1.天象图

高松冢古坟中发现有天象题材的壁画，其中日、月分别在东壁的“青龙”和西壁的“白虎”的上方，前者用金箔，后者用银箔装贴。清理时画面已经残缺，仅能见其大致轮廓。日月的壁画题材早在汉代便已广泛在墓室中应用，一直延续到唐代仍有发现。在洛阳浅井头汉墓中就发现了神人、瑞兽搭配日月的壁画题材。汉代王充《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在汉代一般是由伏羲、女娲分别搭配日、月，象征阴阳调和。传说金乌原有十只，由羲和驾车从扶桑升起，之后被后羿射下九只，仅存一只。而月中蟾蜍则来源于汉代文献《淮南子》，记载嫦娥“讬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这种类型的日月题材在唐代永泰公主墓中仍有所发现。而高松冢古坟的日月题材于此类似，推测原本应绘有金乌、蟾蜍的形象。

▲ 高松冢古坟日像

▲ 高松冢古坟月像

▲ 浅井头汉墓日像

▲ 浅井头汉墓日像

另外在高松冢古坟中所见的二十八星宿图，在中国的汉代以来的壁画墓中也能找到其原型。在西安交通大学汉墓中发现有明显的星宿图，通过线条将不同星星进行串联组合，形成了二十八个星宿。配以云气、神仙、瑞兽等元素，组合成天象图。在北魏的元乂墓的墓顶也见有星宿、银河组成的天象图，应当传承自汉代壁画风格。而日本所见的星宿图，虽然其保存状况较差，不见银河、云气等元素，但通过星星的排列和残存线条的连接情况，可以辨认出奎宿、牛宿、斗宿等部分星宿。与中国天文古籍、壁画风格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故认为高松冢古坟的星宿图题材壁画应当来源于中国，年代上至少能够追溯到汉代。

▲ 高松冢古坟星宿图

▲ 西安交大汉墓星宿图

2.四神与十二生肖

中国最早的龙虎形象是濮阳西水坡史前墓葬中的蚌塑龙虎。直到汉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元素才成为墓葬壁画的常见题材，一般象征世界四方，分别绘于墓室四壁。这与汉代信仰道教，流行鬼神、升仙的世界观密不可分。到了唐代，四神形象又一次在壁画中大量应用，同样是受到统治者对于道教推崇的影响，使得汉代所流行的壁画题材得以延续。高松冢古坟的四神题材是学习了唐代的丧葬制度，其证据在唐苏思勖墓中可见一斑。以苏思勖墓中的玄武为例，其形象表现为乌龟与蛇身体相交，两首相望。高松冢古坟中的玄武形象也同样如此。这种相似度极高的壁画题材应受到同一丧葬习俗的影响。

▲ 唐苏思勖墓玄武图

▲ 高松冢古坟玄武图

完善的十二生肖体系最早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但此题材基本不见于汉代壁画。而在唐代的陶俑与壁画中均有广泛的体现，多表现为兽面人身的形象。高松冢古坟的十二支形象并不全，现仅可见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午马、戌狗、亥猪的图像，其中子、丑、亥像，三者皆位于墓室北壁。按此推测，四个墓壁原本应各绘有三个生肖图案，因墓室被盗、空气氧化等原因，导致壁画漫漶不清和画面脱落，因而无法辨识。综上所述日本在飞鸟时代吸收并接纳了中国唐王朝的一部分丧葬习俗。

3.男女群像

高松冢古坟墓室东、西壁分别绘有男、女群像，女群像可见四人，手持团扇、如意等仪仗用器。男群像可见四人，手持马扎、华盖、玉仗等器。妇女的脸型与唐代壁画中的妇女像是很相似的。服装方面,妇女的衣裙与我国唐代的有所差异,但妇女所着多褶的长裙在敦煌石窟从北魏到隋代的壁画中是颇不乏例的, 在西安、太原等地的唐墓壁画中亦有所见。至于男子的冠服,则更是与唐代近似。此外,妇女们所持团扇、拂尘与如意，都与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宫女们所持的类同，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从男女手持仪仗用器来看，东西壁的人物应属于墓主人的侍从。汉唐时代的墓葬壁画则更加精细，一些高等级的壁画墓则是按照房屋院落的布局来绘制不同的人物，在墓道绘有仪仗队列、车马出行图，往往在墓门两侧绘有门卫童仆，墓室两侧多为侍从、宴乐等题材，以此来体现事死如生的丧葬观。而墓主人作为日本的高等级贵族，在吸收了东渡的唐文化之后，同样也会在死后的墓葬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追求。

▲ 高松冢古坟女群像

▲ 高松冢古坟男群像

4.海兽葡萄镜

海兽葡萄镜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铜镜之一，流行于盛唐时期。可喜的是，高松冢古坟出土有一面海兽葡萄镜，为高松冢古坟的年代问题和中日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王仲殊先生曾对这面铜镜进行了研究，在长安城郊的独孤思贞墓中找到了与高松冢古坟一模一样的海兽葡萄镜。这枚铜镜与日本高松塚古坟出土的铜镜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毫无差异。它和高松塚古坟的铜镜一样，钮作伏兽状， 内区的花纹是六个兽类，并配以葡萄及其枝叶，外区的花纹由许多兽、鸟、蝶及葡萄纹组成，内区与外区之间有一周凸棱相隔，缘部呈斜面内倾，遍饰云花纹。通过手持实物，仔细地反复观察，确认它与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在形制和纹饰方面完全一致，两者应属同范镜无疑。故推测高松冢古坟所见的海兽葡萄镜很有可能是制作于唐代的长安城。

▲高松冢古坟海兽葡萄镜

▲独孤思贞墓海兽葡萄镜

三、总结

日本飞鸟时代是中日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的时期，唐朝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包容性将中国文化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让世界感受到东方的神秘力量。这也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唐朝与日本交流的原因。其实在比唐朝早800余年的汉代，日本已经与中国架起了交流的桥梁。《汉书·地理志》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而“邪马台”与当今日语“やまと” 同音，译为“大和”。因而通过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梳理，笔者认为高松冢古坟中的壁画和遗物所体现的内涵并不单单是东渡而来的唐文化，而更多的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被华夏民族一直所继承发扬的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