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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小众化已成定局

 秋原劲草 2025-05-06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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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定安

粗略讲,诗歌通过几次分野逐步从大众走向小众。

一,诗歌与音乐的分野。即使在西方现代经典的诗学著作,诗的音乐性仍被作为考量诗歌艺术的重要品质之一。诗的音律节奏总要占据大量篇幅进行讨论。随着诗人有意识地解掉韵律的羁绊,诗歌逐渐成为完全无韵的自由诗。诗人们曾经以诗的内在节律为这种自由性辩护,迄今连这一条在大多数诗歌那里也可以荡然不存。音乐性的缺失使诗歌成为断翅的纯视觉文字艺术(甚至也失去了之前所说的“建筑美”),从大众的听觉中走失。

再者,诗歌现代主义过程中,不断的现代艺术潮流更迭,诗歌的理解难度也将一大批诗歌的爱好者拒之门外,又使诗歌丧失了不小地盘。有人想以诗歌朗诵会的方式挽救这一颓势,但节目单上的大多也是古典诗歌和广泛流传的现当代所谓经典。它们的共同点是有韵律感甚强的抒情诗。而被诗人认同的朗诵会,几乎都是小圈子的抛开专业朗诵者的诗歌“阅读”。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诗歌的小众化是一种真正的诗歌品性,则完全不必为此焦虑。本该如此,何足虑。

二,诗歌与政治的分野。这一条可能有待商榷。难道写作不可以介入现实吗?不,我们完全不会做这样肤浅的字面理解。我在这里仅仅讨论的是诗歌缘何小众的问题。我是说,诗歌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其质问和批判性。而这正是它被政治警惕的一面。它或多或少会挑战政治的绝对强势,因此,其传播性就值得考量。

诗歌与政治过于亲密过于服从的教训比比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因为政治的扶持而大大扩展自己的传播力影响力而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招致诗的堕落毁灭。这是由政治对于诗歌(岂止是诗歌!)的垄断与从属关系所决定的。即使在后来被证明诗歌曾经在政治进程中发挥过一定的正面的作用,那种诗歌常常被视作时代的标本,它们对艺术性的损伤使其自身毫无悬念地被诗歌历史过滤掉。如果说大众怀念某一时代的诗歌,毋宁说它们是作为政治的记忆留存看待的。政治性的特征之一是大众性,与政治亲密关系的剥离,注定了诗歌(我在此只讨论这一体裁)是小众的。

三,诗歌与物态文化的分野。这是诗歌小众化的根本原因。仔细想想,诗歌的气质更适合古典、农业和宗教。物质文明的发展既不是诗歌的决定因素,也不会因为其发展而随之进步。物质与文明有时需要剥离开来才能解释艺术史。在大众对物质的不遗余力的追求中(如果不是谈论艺术这原本无可厚非),诗歌完全可以因其“无用”这一本质而被人遗忘甚至遗弃。即使在有闲阶级那里,诗歌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佐资。即使在这些佐资中间,其他艺术门类也可能更受欢迎,即使在文字艺术中,非虚构文学等也会大行其道而让诗歌倍受冷落。

有人从互联网上诗歌的热度误认作诗歌的复兴,其实若从总量上分析,读诗的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是因为互联网,将诗歌直接打回到部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时代诗歌被妇孺传唱被大众崇仰的时代一去不返。选择做诗人就是选择站在文明生活的边缘,往高处说,也是文明生活遥远的地平线而已。时下诗坛上不断涌现的诗歌暴力、诗歌事件,不过是某些自以为诗人而又不安分守己罢了。他们不愿承认诗歌的小众化,不甘寂寞,焦虑淤积,就只能借着诗歌搞出一些非诗的举动。诗艺上不愿下功夫,就只能功夫在诗外了。这就是诗歌小众化背景下诗歌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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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定安,1962年生,河南洛阳人,硕士、诗人、文化学者、翻译家、书法家、评论家。已出版诗集四部,散文随笔集两部,诗歌翻译批评集一部,与人合著诗集一部。现居广东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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