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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2】
中国诗歌史向来有为历史代言的传统，这在唐代之际达到巅峰。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正是上述传统的某种延伸，只是它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自觉包含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内容。然而，现在诗歌似乎又转回到个人的表达，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日常化，关于历史的重大记忆不仅没有消失，它反而以另一种形式呈现于文坛，近年来政治抒情诗的小小潮流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与当下的同类诗作究竟是不同的。与某些诗人的狂欢心态有明显差异的是，他创作的兴奋点不再确立在对主题、题材的占有上，也全无附会的目的，更无意以夸张的姿态来吸引社会大众。这使他的创作心态趋近了唐代诗人们那种感时伤怀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以丰盈的生命状态重新进入政治抒情诗的倾向。就我的阅读所及，最近以来，文学界颇有些“重读”百年历史的风气，已有十余万字的文化随笔问世，也有用隐喻形式叙述历史的小说，一些文化研究自然存在着同样的叙事策略，但借助诗来实现上述宏大目标的却不算多。而在我看来，一位写作者的胜利，除了有开风气之先的艺术敏感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表现的深度，是观察历史与表现历史的富有启示性的思想智慧。胡丘陵的诗，显示了透视历史的特殊能力。例如，《1963，雷锋》在揭示它的时代正题的同时，也揭示了时代的反题。《1965，大寨》通过对“大寨现象”的描述，表现了农耕时代的局促心态，以及它对于今天的意义。《1976，中国大地震》思索的是个人与大地的复杂关系，并进而把思想触须延伸到对“革命”的重新审视上。在我看来，“年代”的特殊符号不单串连了与中国人民息息相关的命运，而且由于作者精神主体的自觉介入，它赋予了读者一种复杂而无言的历史感受——正是在这座语言的平台上，我们都产生了对个体生命世界和历史进行重新检讨和评价的强烈愿望。 百年历史，尽管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然而，它却占有了几代中国人的全部生命。百年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大手笔，因为无论你惊叹也好，拒绝也罢，它都不失为一幕时代的壮剧。胡丘陵不是那种感受细腻的诗人，他似乎也无意于风花雪月。他的气质和诗歌，好象天生有一种“天地之大，舍我取谁”的沉雄之风。其实，这也是三湘文化对他的赐予。以50年折射20世纪的后半叶，用50首诗来再现一个大时代，正是受到上述气质支配的一种气凡不俗的艺术构思。他的笔，多是从大处着眼的，通过一个“特写”来丰富历史的细节，然后在千回百转的运思中一气呵成。比如，“当正义获取多数掌声的时候/英国的艾登/也敲定了/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 然而，作者并不是一味依赖史诗的风格来写作的。经过了时代的大转变和市场经济的淘洗，当代中国文化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或者说，经过了历史的伤痛和反省，人们已学会了以多种方式和途径与历史相遇。胡丘陵的诗，适应了现实和艺术的这一变化。我注意到，他不再用独幕的而是多幕的形式来表现作品的内容。在他的作品中，正剧和喜剧交错杂陈，抒情与诙谐相得益彰，多种声音开始掩没单一的声音，它们提供给读者的是越来越多的多重艺术效果。确实，“以诗证史”不是要求诗歌原封不动的拍摄历史生活，而是要求诗人的主体重新进入历史和整合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单再现了历史命运的完整性，同时也再现了后者的不完整性，甚至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文化性格。这就对政治抒情提出了更高也更严格的艺术要求，同时，它重新阐释了“政治抒情诗”在今天的意义。正如作者在诗集的“跋”中所声言的：“回望这半个世纪的血泪与亢奋、阵痛与酸楚、凄美与壮烈，总感到有太多的东西沉积心头，而又难以淋漓尽致地倾吐。”不光是历史本身已变得复杂，而是我们的心灵已变得复杂而多样；不是诗歌越来越难写，而是语言已不能表达大千世界于万一。我想，这正是本书作者要告诉人们的真实的感受，也是我写完这篇短文时的真实心情。 1、原载《市场报》《文化周刊》 2、程光炜（195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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