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君的愚民诡计，莫过于居鲁士对吕底亚人采取的狡诈行为。居鲁士占领了吕底亚首都萨尔代斯，俘虏了国王克里萨斯，把他带在身边；这位极其富有的国王已经投降，正听凭居鲁士的处置。这时有人向居鲁士报告：萨尔代斯人民举行暴动。但居鲁士很快就让反抗的民众归顺。他可不想把首都这个美丽城市洗劫一空，也不愿意总是被迫维持一支军队来控制该城，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来确保对首都的占领。他广建各类荒淫场所，其中有妓院、小酒店、公共娱乐场地等；他还下令引诱国民沉溺于各种恶习。他对这种驻守方式非常满意，他后来再也不用拔剑去对付吕底亚人。这些可悲的民众很乐意发明各种娱乐方式，以至于拉丁文中就有一个词来自他们的语言，该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消遣”；他们还把Lydi称为ludi。 当然，并非所有暴君都如此明目张胆地宣称要弱化其臣民；居鲁士如此明确地下令这样搞，但大部分暴君只在暗中进行。说真的，这就是人民中无知者的自然秉性；通常，这样的人在城市特别多。无知的人民对热爱他们、忠诚于他们的人抱怀疑态度，然而对欺骗、并背叛他们的人却抱信任态度。不要相信没有任何鸟不堕入诱鸟笛的陷阱，没有任何鱼不为了一点诱饵而上钩，这些民众也同样很快就受到诱惑，走向奴役，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糖果，或者让他们品尝一下。他们如此迅速地受到诱惑，而只要稍微挑逗一下，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戏剧、游戏、滑稽剧、表演、角斗士、珍奇动物、奖章、名次榜，以及诸如此类的毒品，这些都是奴役古代人民的诱饵，是夺取他们自由的补偿，也是暴政的工具。这套制度、这些做法、这些引诱方式，都是古代暴君用来使其臣民沉睡于奴役之中的手段。于是，昏头昏脑的人民认为这些消遣方式不错，为一种迷惑他们的乏味游戏而高兴，逐渐习惯于屈从，其愚蠢和由此而来的恶果更甚于那些观看带有插图书籍图片的小孩，因为小孩至少还可以从中认字。罗马暴君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手段，方法是经常宴请公民十人队，把这群无知的人群喂饱，从他们最容易缴械的地方——嘴巴之乐，由此入手来恭维他们。就算他们中间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尚未离开喝汤的盘子就重新获得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由。 暴君只要动用四分之一麦子，一setier单位的酒和若干小银币，这就绰绰有余了，就可以听到民众高呼“国王万岁！”这着实让人可怜。但那些笨蛋却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收到这一切，这不过是收回他们财富的一部分而已；即使他们回收到的这部分财富本身，如果不是暴君在此之前从他们那里夺取，他是不可能把这部分财富还给他们的。他们今天拾取几个小银币，在公共宴会上大吃大喝，为提比略和尼禄的慷慨大方感激涕零；可就在第二天，他们不得不抛弃自己的财产去满足这些杰出皇帝的贪婪，献上自己的子女去满足其淫荡，流血牺牲去满足其残暴，一言不发，如同石人；一动不动，如同树根。无知和愚蠢的人民从来就是这样：他们放荡，向往快乐，但却不能老老实实地享受快乐；他们一方面对不公和痛苦无动于衷，却又不能老老实实地忍受不公和痛苦。 据我现在来看，每当听到有人谈到尼禄，哪怕仅仅听到这个万恶魔鬼，这个丑恶、淫荡的凶恶野兽的姓名，没有人不为之战栗。但还必须说，在他死后，他的死和他的生同样令人作呕，赫赫有名的罗马人民为他感到极大悲痛（回忆起他执政时期的种种游戏，还有宴会），快要为他服丧了。塔西特是一位出色的作者，一位最敢讲真话的历史学家，他值得我们的信赖，至少他就这样向我们确保这一事实。如果考虑到罗马人民在恺撒死后的所作所为——恺撒曾践踏所有法律，剥夺罗马人的自由，那就不会为此感到奇怪。  在恺撒这个人物身上，人们特别颂扬（在我看来）的地方，那就是他的人性；虽然人们如此赞美他的人性，但他的人性实际上对他的国家来说，比历史上最残忍暴君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更加有害；因为事实上，正是这一虚假的善良，这一含毒的温情，给罗马人民的奴役饮料加入了蜜糖。恺撒死后，罗马人民的嘴巴里还有其宴会的余味，头脑中还回忆着他的大肆挥霍，他们把广场上的长凳堆积起来，准备以此崇敬地为他做一个巨大的焚尸柴堆，并将其尸体焚烧成骨灰。之后，罗马人民又为他建造纪念碑，视之为祖国之父（碑上即刻着这样的文字）。最后，尽管恺撒已死，罗马人民还是给了他太多的荣誉，而本来不应该这样做，除非是给那些杀死恺撒的人。罗马皇帝尤其不会忘记弄一个护民官头衔，一方面因为此职务被认为是合理的、神圣的，还因为此职务的设立是为了保护人民，它最有益于国家。通过这一手段，罗马皇帝就感到安心，因为人民会更信任他们，好像只要听到这个职务的名字就足够了，不用感受到其实际作用。 今天的人未必做得更好：在犯罪之前，哪怕最令人反感的罪行，他们总要先来一番动听的言论，内容关于整体利益、公共秩序，还有穷人的救济。你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言论，千篇一律，言而无信。他们当中有些人说话，完全没有任何细腻可言，不知羞耻到极点。亚述国王，他们之后还有米提亚国王，他们在公共场合总是在最后才出现，这可以让人民去设想他们身上有超人之物，让人民陷于这种幻觉之中，让人民对尚未见过之物去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就这样，如此众多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这些神秘国王的统治之下，早已习惯于为他们效劳；他们愈是不了解自己的主人，甚至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主人，他们愈会自愿地效劳，以致他们由此生活在对主人的恐惧之中，尽管从未有人见过主人。 最初的埃及国王，他们出场时总要戴上什么东西，有时头上戴着树枝，有时头上还有火；他们如此装扮，把自己变成了街头杂耍小丑。他们想通过奇形怪状的装扮使臣民对他们敬畏和崇拜；如果臣民并未傻到如此地步，或者也没有堕落到不可救药，臣民们只会感到荒唐并哈哈大笑一番。听到古时候暴君为建立暴政所做的这些事情，真是令人感到可悲。暴君们为此使用了无数雕虫小技，他们总能够找到使他们称心如意的无知民众；他们只需为民众的轻信设下陷阱，民众就会自投罗网。所以，当暴君们愈能肆意地嘲弄民众，他们愈能轻而易举地欺骗民众，并出色地奴役他们。 有一个无聊的谎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古代人民却视之为确凿的真理。他们坚信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脚趾能够产生奇迹，能够治愈脾脏疾病。他们还给这个故事添油加醋：当皮洛士国王的尸体被焚烧后，他的脚趾依然在火堆中，完好无损。人民总是这样愚蠢地创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然后对此深信不疑。很多作者都写过这类故事，并反反复复地写，以致很容易看出他们的故事来源不过是道听途说。维斯帕先从亚述回来，途径亚历山大，他想去罗马征服帝国，人们说他实现了许多奇迹。维斯帕先能使瘸子不再瘸，能使瞎子的眼睛复明，还有很多这样的奇迹，依我看，相信这些故事的人只能是那些蠢人，他们比那些有人声称能够治愈的患者更瞎。 暴君们自己也觉得奇怪，有人虐待民众，可民众却能忍受他。他们很乐意披上宗教的外衣，有时候还怪里怪气地给自己加上某些神灵的属性，以便使他们的邪恶具有更多的权威性。别人不说，就以Salmonée为例，他因为肆意愚弄人民——他想让人民相信他就是朱庇特，他现在就处于地狱的最底层，并在那里为其放肆的亵渎行为而赎罪（维吉尔笔下的女巫师就在那里看到了他）： 如果他只是一个愚蠢的狂人，他此刻在地狱正受到极好的招待，我想这些可悲人物滥用宗教来作恶，他们将会因其所作所为而受到公正的惩罚。 我们的暴君在法国又传播些什么呢？我知道得不是很多，比如有蟾蜍、百合花、细颈瓶、方形王旗。所有东西，对我来说，不管它是什么，我不愿表示怀疑，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这些东西；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没有任何机会来怀疑它们，因为我们有一些国王，他们在和平时善良，在战时则勇敢，而尽管他们生来就是国王，看来大自然也没有按一般人的模式来造就他们，而上帝也在他们出生之前就选择了他们，让他们统治并管理此王国。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也不愿争论我们的历史真相，不愿意过于自由地对我们的历史吹毛求疵，以免夺走这个美好的主题，而那些关心我们法国诗歌的作者却可以在此大有作为。我们的诗歌不仅大有进步，可以说焕然一新，功劳属于我们的诗人龙萨德、巴伊夫、迪·贝莱，他们促进了我们语言的巨大发展，我敢这样期望，我们很快就可以和希腊人和拉丁人不相上下了，除了他们的资格更老些。 可以肯定，我会给我们的节律带来损害（我喜欢使用这个词）；虽然有人把节律变得极端形式化，我仍然看到有相当多的作者尊崇它，使它恢复了最初的光彩。我认为我会给节律带来损害，如果我夺走了关于克劳维斯国王的许多美丽故事；在我看来，我们的龙萨德在其史诗Franciade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讲述这些故事充满魅力，又轻松自如。我预感到他的影响力，我也知道他细腻的思维及其风格的优雅。他很合适于叙述方形王旗的故事，就像罗马人讲述神圣盾牌，如维吉尔提到的从天而降的盾牌的故事。他也将很好地利用我们的细颈瓶，就像雅典人利用Érisicthone乌鸦那样。人们还会在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塔楼上谈论我们的纹章。说真的，否定我们的传说故事，把我们诗人的土壤弄得干枯，那我就太鲁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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