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拱卫延安的北大门

1

鄂尔多斯，现在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知名的资源型城市，但在中国历史上，鄂尔多斯其实是陕西的北部门户要地。

秦朝时期，秦始皇命蒙恬统帅三十万步骑，沿着直道北上，经鄂尔多斯地区抵达前线战场，然后驱逐匈奴七百余里，将边境开拓到阴山一线，巩固了秦朝的国防安全。

数年以后，秦始皇驾崩，天下大乱。

曾跟随蒙恬戍边的秦军被秦二世调到中原平叛，结果在巨鹿城下败给项羽。这样一来，秦朝失去了忠心耿耿的主力兵团，边境也失去了威慑匈奴的军事力量。

于是，匈奴趁机南下，逐渐侵占了鄂尔多斯地区，因为这块地方位于黄河以南，故而又称为“河南地。”

《史记·孝文本纪》里写道：“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

这段史料，说的就是匈奴部众常年居住在鄂尔多斯地区，将战火燃烧到陕北，进而威胁汉朝都城长安的安全。汉文帝被迫离开长安，前往距离前线更近的甘泉宫部署防御，并命颍阴侯灌婴统兵八万五千，赶赴陕北讨伐匈奴。

由此可见，位于汉朝和匈奴交界处的鄂尔多斯地区，其实是汉朝和匈奴的必争之地，鄂尔多斯地区的归属，对汉朝和匈奴的命运都有决定性意义。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凭借数十年积蓄的战马和粮食，开始以举国之力讨伐匈奴。

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统兵自云中郡出发，横扫鄂尔多斯地区，捕获牲畜数十万头，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壮丁共数千人，并将盘踞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白羊王、娄烦王驱逐出去。

匈奴部众退出鄂尔多斯地区，汉武帝明白，匈奴再也不能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基地威胁长安，汉朝却能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基地讨伐匈奴。

一句话，从此以后攻守易形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于是，汉武帝决定将鄂尔多斯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并在此设立朔方郡——

“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娄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而凭借这项功劳，卫青被汉武帝封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卫青的校尉苏建也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公元前124年，卫青统帅三万骑兵以及游击将军苏建、疆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人的兵马，自鄂尔多斯地区出发，一战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虏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百余万，威震塞北。

汉武帝听到战报，直接派出使者，到前线拜卫青为大将军。

那个平阳侯府的骑奴，就此成为汉朝全部兵马的最高指挥官，鄂尔多斯地区，也从此成为汉朝的北大门，拱卫着长安的安全。

2

类似的历史地理规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又重演了一次。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结束长征，随后又出兵东征西讨，逐渐确定了陕甘宁根据的大致范围。

延安做为陕甘宁根据地的首府，其安全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而要想拱卫延安，根据地的边境线就不能始终局限在陕甘宁，必须继续推到更远的地方，才能起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

延安的北部，便是鄂尔多斯地区。

说来也巧，鄂尔多斯地区正好有深厚的红色基因。

早在1927年6月，鄂尔多斯乌审旗籍学生石作琦，便在陕西榆林的“横山第一高等小学”入党。

那时正是革命的低谷期，能在这个时候入党，可见石作琦同学的坚定信仰。

1928年，“横山一高”党支部书记曹亚华，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秘密发展党员，并成立纳林河党小组，拥有党员六七人。同年，共青团纳林河小组成立，共有团员三人。

1930年12月，早已拉起一支游击队的共产党员曹动之，策反陕西神木的高自清部一个骑兵连，组建起一支数十人的骑兵游击队。因为其中有蒙古族队员，这支骑兵游击队便称为蒙汉骑兵游击队，开始转战四方。

4年后，曹动之出任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直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他麾下的蒙汉骑兵游击队，也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22支队。

可以说，整整八年时间，鄂尔多斯的党政军组织虽然规模不大，但始终是稳步发展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5年5月，鄂尔多斯乌审旗巴图湾便迎来和平解放。随后，巴图湾成立乡党委、乡级苏维埃政府、乡级赤卫队，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的解放区之一。

为什么这些党员都要在乌审旗活动呢？

因为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而乌审旗又位于鄂尔多斯和陕北的交界处。从地理层面来看，乌审旗就是鄂尔多斯的南大门、陕北的北大门，同时也是陕北和蒙古外、苏联、共产国际联系的交通要道。

如果说鄂尔多斯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乌审旗就是南北必经之路。

正因为鄂尔多斯地区有如此浓厚的红色基因，1935年12月10日，教员便发布《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中国，蒙古族正面临灭亡或解放两条道路，然后号召蒙古族同胞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紧接着，红军便挺进乌审旗巴图湾。

与此同时，毛泽民、高岗、赵通儒、曹动之等党员也带着油印的《宣言》进入乌审旗，宣讲我党的政策，动员王公贵族和农牧民共同起来抗日，救亡图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教员的《宣言》逐渐成为乌审旗各阶层的共识。

不过，鄂尔多斯地区和中原不同，这里的地方事务向来由清朝册封的世袭札萨克王爷决定，如果王爷不同意教员的《宣言》，各阶层即便再认同，也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7年3月，中共乌审旗工委以田万生为代表，拜访乌审旗的特古斯阿木古朗王爷。因为有特王的结义兄弟王万英做中间人，故而特王和田万生相谈甚欢，没有任何防备。

等聊到气氛恰当的时候，田万生和王万英顺势取出教员的《宣言》，交给特王，建议他站在抗日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

特王见状有些犹豫：

“共产党的政策，我早有耳闻，团结抗日是好事。但我和共产党走的近了，国民党就要给我找麻烦。”

田万生一听，感觉特王已经动摇了，便决定趁热打铁。

那时“西安事变”已经爆发，不论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有什么纠葛，起码是公开承诺抗日了。于是，田万生说道：

“如今抗日是潮流。蒋介石消极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现在蒋介石也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

既然蒋介石承诺合作抗日，那么特王和共产党合作抗日，也是合情合理的。

想明白这一点，特王便说了一句：“化干戈为玉帛，共御外侮，这就好。以后我们要互相帮助，常来常往。”

至此，特王也成为拥护《宣言》的一份子，公开站在我党一边。

鄂尔多斯地区的乌审旗，就这样和陕甘宁根据地连为一体。

3

在巩固乌审旗的同时，中央还组织力量，进入鄂托克前旗的“三段地”地区。

1936年6月，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次月，军委中央又调拨一支骑兵游击队，命令他们和蒙古工委一起进驻三段地。

临行前，周恩来同志专门抽出时间，为蒙古工委和骑兵游击队送行，并要求他们到达三段地以后，以“接近上层、团结中层、争取下层”的原则开展工作。

事实证明，这批同志没有辜负中央的期望。

刚到达“三段地”地区，他们就收编了当地的哥老会，将其改造为三段地赤卫队。

随后，蒙古工委在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所，负责接待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向他们宣传陕甘宁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党的政策，增进蒙古族各阶层对我党的认同。等这项工作逐渐成熟以后，蒙民招待所便改组为中共鄂托克工作委员会，将统战工作的范围扩展到整个鄂托克地区。

单说这两项工作，似乎很简单，但工作简单是因为负责工作的人不简单——

高岗、李维汉、毛泽民、后来出任新疆党委书记的周仁山、出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天宝等英雄好汉，都曾在“三段地”地区工作。

正是这些不简单的人亲自出马，才让两项工作显得非常简单。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三段地”为代表的鄂托克地区，也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三段地的军民喊着“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马出马”的口号，向前线支援了92匹优质军马、52万斤粮食、数万件鞋袜等军需物资。

经济并不宽裕的三段地，能捐出这么多物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4

乌审旗和三段地都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南部，主要是以经营地方、团结蒙古族同胞的方式拱卫延安，而鄂尔多斯地区北部的鄂托克旗桃力民根据地，则是以正面抗击日寇的方式拱卫延安。

桃力民，出自蒙语“查汗桃日莫”，清朝中晚期的时候，随着山、陕、甘、宁的汉族人口暴增，于是就有大量汉人农民到内蒙古开垦土地，谋求一线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桃力民便成为汉族农民和蒙古牧民的混居地。

相比其他开垦区来说，桃力民又有它的特殊性——

桃力民位于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东胜县的交界处，每个旗县的政府都不能全权管理，久而久之，桃力民成了人口众多、经济活跃、势力混杂、管制薄弱的政治飞地。

这样一块地方，正是我党建立根据地的绝佳沃土。

1936年，桃力民地区遭遇严重旱灾，普通农牧民用完储存的粮食以后，被迫易子而食，等所有手段用尽，就只能饿死在路边，成为幸存的人的食物。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那些豪绅富户不仅不想办法救人，反而趁机放高利贷、低价购买土地，准备发一笔横财。甚至连东胜县送来的40石救命粮，也被乡长、村长等基层干部层层侵吞，真正的灾民没有得到一粒米。

1937年，桃力民的灾民们忍无可忍，便自发组织起来，挨家挨户的向豪绅富户们“借粮”。

这种名为借粮实为抢粮的行为，豪绅富户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立即开动暴力机器，强势镇压了这场灾民暴动。

不过，桃力民的灾民暴动，还是通过种种途径传出去了。

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蒙民部长赵通儒听说以后，敏锐的意识到，桃力民的阶级矛盾很尖锐，具备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基础条件。于是，赵通儒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

那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侵华日军和伪蒙军相继占领呼和浩特、包头等大城市，并渡过黄河，侵占了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城镇，兵锋直指陕北。

鄂尔多斯地区从抗战后方变成前线战场，如果不能立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延安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接受赵通儒的意见，并派出十余名干部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奔赴桃力民开展工作。他们从参与“借粮”的灾民着手，很快便发展了二十余名党员，成立了桃力民第一个党支部。

1938年4月，教员亲自做出决定，要加强桃力民地区的力量。

在教员的部署下，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开赴桃力民地区，乌兰夫领导的新编第三师也离开陕西神木，进驻桃力民等地。

桃力民地区，自此成为我党领导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此后，依托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我党党员韩是今和绥西警备司令部的孟文仲部合作，以六个连的兵力布口袋阵，一战歼灭日伪军三十余人。我党党员李仲权、桃力民自卫军和傅作义部合作，以四百余人的兵力，痛击盘踞在杭锦旗王府的日伪军。

乌兰夫指挥新编第三师，也击败日伪军一个团和一个炮兵队，战果丰厚。

这三次战斗胜利，让鄂尔多斯地区爵位最高的和硕亲王、图布升吉尔格勒王爷看到抗日胜利的希望，于是图王坚决抵制日军的逼降政策，说道：

“同意逼降是背叛民族大义、破坏国家统一的变节行为，有损成吉思汗子孙的荣誉，有失中华民族的尊严......诺大一个中国，怎能轻易亡于东洋人之手。”

在图王的带动下，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内蒙东西六盟中，唯一没有投降日军、也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地方。

而这样的结果，我党的政策和桃力民根据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5

乌审旗、三段地、桃力民这三个根据地建设起来，我党在鄂尔多斯的“布局”就基本完成了。那除了驻军和统一战线以外，我党在鄂尔多斯地区建设根据地，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呢？

其实是有的。

其一是归还重要资源。

中央进驻延安以前，宁夏军阀马鸿逵出兵占领了鄂尔多斯地区的苟池、鄂包池、北大池等三个产盐量最大的盐池。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盐，不仅是重要生活物资，更是军事战略资源。

但中央红军发起西征击败马鸿逵、收复三大盐池以后，为了团结蒙古族同胞，还是痛下决心，将三大盐池交给鄂尔多斯地区的旗县管理，真正实现了蒙池蒙管、蒙人治蒙。

其二是整顿商业市场。

鄂尔多斯地区的地方事务向来由王爷、政府、豪绅、富户决定，根本没有公平可言，所以那里的经济剥削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普通牧民用几十张羊皮才能换一盒火柴。

但是我党的各种工作委员会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以后，立即推行“平买平卖”政策，无论对方的地位多么高贵，我们都不谄媚，无论对方的地位多么低贱，我们也绝不剥削。

通过这种公平公正的买卖方式，我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赢得各阶层的信任。

其三是尊重民族习俗。

蒙古族向来有“结安达”的传统，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我党党员便纷纷和蒙古族同胞们结成安达——

赵通儒和乌审旗的特王结为安达，约定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互不开战。

张爱萍、高岗等人和蒙古族的奇国贤结为安达。

高岗、毛泽民、宋任穷、宋时轮等人和毛罗扎木苏、昌皇大喇嘛等人结为安达。

高岗、张爱萍、赵通儒等人和那顺德力格尔结为安达。

.........

这些安达们，就是我党党员在蒙古族同胞中开展工作的人事保证。

其四是尊重民族信仰。

成吉思汗曾经途径鄂尔多斯地区，认为这里水草丰美，是个葬身的好地方。于是在成吉思汗驾崩以后，窝阔台汗便将成吉思汗的灵柩转移到鄂尔多斯地区，并将成吉思汗的灵柩及其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奶桶、书籍等物资放到八个白色毡帐中进行供奉，统称为八白室。

因为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至高的功业、取得无上的地位，故而八白室便成为蒙古族同胞心目中至高至圣的信仰圣地。

1939年初，日伪军图谋劫持八白室，并将其迁往包头，做为吸引蒙古族同胞的一面旗帜。但鄂尔多斯地区的沙王坚决不同意，为避免日伪军继续骚扰，随即决定将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迁往甘肃。

6月，迁陵队伍正式启程，乌兰夫领导的新编第三师官兵全副武装，将八白室安全护送到陕西榆林。

途经延安时，中央专门布置了灵堂，迎候成吉思汗的八白室。灵堂上方悬挂着“世界伟人”四个大字，两侧有两幅标语——

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

此外，延安各界代表万余人，还站在城外高举红旗，恭恭敬敬的迎候承载八白室的灵车。

这番举动，进一步拉近我党和蒙古族同胞的距离。

总而言之，我党是用军事、政治、经济、统战、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方式来巩固鄂尔多斯地区，直至把鄂尔多斯地区纳入陕甘宁根据地的范围，让其承担起延安北大门的重任。

从事后来看，我党的策略基本是成功的，鄂尔多斯地区也基本完成了拱卫延安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