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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一百八人出身比较复杂，出身于地主阶层、官吏阶层、土匪阶层和农民阶层占绝大多数，出身于纯粹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寥寥无几，时迁就属于这寥寥无几中的一员。在梁山泊聚义厅那张著名的石碣天书上，鼓上蚤时迁的名字永远定格在107位。这个位置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这位飞檐走壁的高手钉在"鸡鸣狗盗"的耻辱柱上。 然而在《水浒传》里，时迁几乎贯穿了梁山发展的所有关键节点。从翠云楼的火光到曾头市的暗探，从祝家庄的密报到法华寺的悬案，他的故事远比座次表上的数字更耐人寻味。  在第五十六回，面对呼延灼的连环马，宋江等人一时束手无策，是汤隆提出“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而会用钩镰枪的除他的姑舅哥哥徐宁外，再无他人，若引徐宁上山，除非先盗得他的镇家之宝——雁翎甲，而这雁翎甲又极其难盗，因为它就放在徐宁卧房中梁上。面对这一难题，吴用慧眼识人，首先想到时迁，说:“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一遭。”时迁随即夸下海口:“只怕无有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如此重要的任务，时迁没有丝毫的畏缩。一人前往，表现出超人的胆魄。 时迁当夜初更来到徐宁家里，转入厨师房，亲眼见到了梁上的大皮匣，并得知徐宁五更去“随直”，摸清虚实后，时迁自忖道:“且捱到五更天下手不迟。”从这里可看出时迁的沉稳的性格和深谋远虑。待徐宁上朝走后，时迁迅速攀到梁上解皮匣子，正解时，徐宁娘子听到响声，时迁迅速做老鼠叫来掩饰，后又学老鼠厮打，才溜将下来。这个过程表现出时迁机敏睿智的一面。最后趁闹出了城门。 当摸到盛放雁翎金甲的描金皮匣时，时迁还特意在匣底留下了半截火折子——这是给后来追兵的"路标"。这个细节在《水浒传》第五十六回被施耐庵轻描淡写地带过，却暴露了时迁远超普通盗贼的谋略。他深谙追踪与反追踪之道，故意留下的线索既能让徐宁顺利追至梁山，又避免了官府对追捕路线的误判。这种对人性与事态的精准把控，在后来祝家庄战役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第六十六回，由于宋江一心想让卢俊义上梁山，结果阴差阳错，导致卢俊义和石秀双陷北京大名府。眼见元宵节临近，吴用“欲乘此机会，先令城中埋伏，里应外合，可以救难破城”，并对众人说:“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你众弟兄中谁敢与我先去城中放火?”时迁主动站出来道:“小弟愿往。” “正月十五日夜，盘去翠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此为上计。”吴用对此计大为赞同，随即兵分八路，让各路人马都要看时迁号火起时，同时行动。时迁不负众望，当天夜里，顺利上到翠云楼上，放起一把火来，八路好汉见号火起，同时行动，互相配合，最终把卢、石二人顺利救出。 在第六十八回，段景住和杨林、石勇去北地买马，结果被郁保四劫去送给曾头市了，宋江得知此事，怒火中烧，要即刻出兵攻打曾头市。此时吴用首先想到让时迁探听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去后，宋江发兵心切，又使戴宗飞去打听。不过数日，戴宗先回。上报说:“见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五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进。”戴宗所得到的情报，十分粗略，对作战部署不太具有参考价值。  次日，时迁回寨，他把曾头市里面的情况打探得极为详细：不仅知道扎下了五个寨栅，曾头市前面有二千余人守村口，更重要的是，他探清了总寨和其他五个寨子分别由谁把守这些具体内容。和戴宗所探知的情况一比较，就知道时迁所下的功夫有多大，其心细如丝的个性，明察秋毫的本领，一丝不苟的态度，着实令人叹服，称其为精明的侦察员再合适不过了。吴用正是按照时迁打探来的消息，兵分五路，对症下药，开始布署各路的统帅和兵力。后来还是靠时迁在法华寺撞钟为号，发起总攻，最后才大获全胜。 自从时迁上梁山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梁山建设发展之中，可以说有求必应，无求自请，只要自己所能，决不推辞。从最初的盗雁翎甲到全伙招安后破大辽、征方腊，直到平定方腊后病逝途中，一直征战在第一线。尤其是梁山英雄排座次前完成的三件大事——盗雁翎甲，引徐宁上山；翠云楼上，点火救兄弟；曾头市内，探情复兄仇，件件完成得干脆利落，令人拍手叫好。 时迁如此忠诚热心，如此有胆识智谋，但终逃不过其悲剧命运。他是最主动上梁山的绝无仅有的一个，他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才智和热忱获得自己应当得到的地位，获得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在英雄排座次的名单上，时迁仅列第107位，倒成了“最不为人赏识的英雄”，始终在创造价值，却永远被排除在核心体系之外。  我们常说梁山泊内“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在一起同称兄弟，人人平等，实际上，封建社会浓厚的等级观念存在于每位好汉的心中。时迁出身于无业游民，之前干的是偷鸡摸狗的事，最让人看不起，这也是最初晁盖因时迁想杀杨雄、石秀的原因。尽管时迁为梁山立了不少战功，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低微身世这一事实。 如果说等级观念是功名观念的反映的话，那财富观念就是利禄观念的反映。时迁没有任何功名不说，上梁山时，可谓是一文不名，如此贫困的无产者，能够把他收留下来已是不易，能让他干活已是高看一眼了，又到哪去讨地位呢？宋江为什么那么极力拉笼卢俊义呢？首先是他家大业大，富甲一方，其次才是看中其精湛的武艺。由此不难看出，梁山集团是十分势利的，只要是有钱的大财主就可以排到天罡星之列，而时迁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梁山泊的许多好汉都有一个共同想法，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这种观念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头脑中非常正统的人才观，即真正令人敬佩的英雄，应该是刀枪剑戟十八班兵器样样精通，拳脚功夫一流，而不是什么只会些飞檐走壁、小偷小摸、花拳秀腿小伎俩的游民。而时迁的才能在众人看来只能算是旁门左道，这正是具有传统人才观的好汉所不齿的。 细究梁山108将的构成，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排名前二十的好汉中，有十二人出身官军系统，五人来自地方豪强，剩余三人是财阀代表。而身怀绝技的时迁与医术高超的安道全、善筑城垣的陶宗旺等专业技术型人才，统统被压在六十名之后。这种排序暴露出古代江湖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便在反抗体制的起义集团中，传统等级观念依然主导着人才评价体系。  最直接的对比来自轰天雷凌振。这位北宋第一火炮专家在梁山研发的"子母炮"能射十四里远，却因出身东京甲仗库副使，排名高居52位。而时迁在破曾头市时发明的"火鸦传信"装置——用浸油麻绳绑缚火药，借助风筝实现定向燃烧示警——这项堪比早期信号弹的发明，却因发明者的出身被归为"奇技淫巧"。 由此不难理解，封建正统文人金圣叹为什么将时迁“定考下下”了。 小人物的时迁，靠自身实力打拼出来的响当当的汉子，只能被迫屈居末流，时迁最后取得这个和拥有赫赫战功极不相称的可怜地位，落得一个命殒归途的结局。 虽然历史的天平从不曾真正公平，但时间终会给每个创造价值的人应有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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