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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姥山麓，新昌大佛寺巍然矗立，千年梵音不绝于耳。这座始建于东晋的古刹，不仅是中国南方佛教艺术的瑰宝，更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见证者。大佛寺的石窟造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向世人诉说着一段佛教南传的辉煌历史。在这片土地上，佛教艺术与江南文化交融共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南方佛教艺术体系。 浙江，东南佛国。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会稽（今绍兴地区）之后，浙江就逐渐成为我国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之一，高僧辈出，寺院林立；同时，浙江也是汉地较早开凿佛教石窟龛像的地区之一，早在南齐时期，就有高僧在剡溪（今新昌）开凿千佛像龛与大弥勒像龛。石城山石城寺，即今新昌大佛寺，以石弥勒像和千佛龛像等石窟造像闻名于世，被誉为“三生圣迹”“越国敦煌”。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人们相信弥勒菩萨佛法无边，能够普度众生，拯救黎民百姓，脱离苦海。石弥勒像和千佛造像，揭示了人民饱受战争痛苦的精神世界和渴望社会和谐的强烈愿望，通过具有时代特征造像题材和形式折射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大佛、千佛为代表的新昌宗教文化，是新昌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它们被认定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的重要龛像遗迹，是中国南方地区早期硕果仅存的大型石窟造像，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等，可与闻名中外的中原北方地区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造像媲美，是佛教中国化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是新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实证与标志。尤其是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具有绝无仅有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性。 2013年3月5日，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千佛岩造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寺石弥勒造像和千佛岩造像是江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瑰宝。
新昌大佛寺（宝相寺）弥勒大佛，现存造像的佛座高1.91米，佛身高13.74米，佛头高4.87米，发际至颐3.05米，口阔1.28米，双膝跏趺10.61米。 石弥勒像 南朝齐永明四年（486），高僧释法护居于剡溪石城寺（即今绍兴市新昌大佛寺，又名宝相寺），见“寺北有青壁……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遂发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 于南朝齐永明年间（486年-516年），经僧护、僧淑、僧祐三代僧人历时30年雕凿而成，世称“三生圣迹”，为现存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石窟大佛。石弥勒像初成之时的规模，根据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载：“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
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著有《文心雕龙》传世。大佛寺内目前仅存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千古名作，弥足珍贵，为后世考察石城寺石弥勒像营造的来龙去脉和建成后盛况提供了最原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石弥勒像方脸长耳，螺发肉髻，宽额细目，方颐薄唇，着袈裟而袒胸，作全跏趺坐，双手姆指相抵交迭腹前作禅定印。内胎为依山凿就的石佛，颈部以下敷泥贴金。僧祐在造像上还做了两个巧妙的艺术处理：一是运用透视原理，适度放大头部，处理好视觉差关系，使人们仰视大佛时，毫无比例失调之感，且面容亲近真实。另一个巧妙地创造是凿成深穴代替眼珠，不仅含有“诸法空相”的哲理意味，而且使观瞻者不论从哪一角度仰视，均有与佛目光相接之感。 石弥勒像法相庄严，秀骨清相，气度娴雅，体态匀称，显露出沉静、智慧、坚定、超脱的内心世界。造像衣褶流畅飘逸，准确地表现了丝绸的柔软质感和人体曲线；其袒露部分，精微而妥贴地表现出肌肤的润泽，表现出古人高超的佛教造像技艺。 文物价值 石弥勒像是南朝石窟造像硕果仅存的遗迹，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作为下生弥勒信仰的重要遗迹，石弥勒像是僧众南渡的见证者，是佛教中国化演进的直接参与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价值。石弥勒像体现了南朝士大夫信仰与思辨相结合的精神世界。
千佛岩造像 位于新昌县南明街道大佛寺千佛禅院内，千佛禅院又名元化寺、七宝院，始建于南朝南齐永明年间。其建筑后崖壁上有左右毗连大小两个岩洞，洞内有早期造像千余身，故名千佛岩。 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七宝院，在（新昌）县西南五里，旧号元化寺，（南朝）齐永明中盂兰法师建，会昌（唐武宗年号）废。（五代）晋开运三年（946），赵仁爽见岩龛有石佛千身，重建院宇，改千佛院，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赐今额。” 又据《万历新昌县志》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复名千佛院”。千佛岩石窟造像所在洞窟地处山坡之上，于南朝南齐永明三年（485）雕凿，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方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
千佛岩造像的洞窟坐北朝南，分为两窟。 第一窟较大，宽18米，深10.30米，高7米，在后壁正中雕有释迦摩尼佛坐像，在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两侧千佛每区纵列10个小龛，横排11个小龛。每区正中雕刻一龛坐佛，约占9个小龛的位置，坐佛两旁各有一名侍者。总数有1020龛，小佛像1040尊，多作禅定印相。在左右千佛的外侧，各雕一尊护法像。
第二窟较小，宽6.50米，深4.20米，高6米，在后壁中间雕有一较大的释迦摩尼佛坐像。左侧雕刻佛像分成上、下两列，每列9尊；右侧雕刻佛像分成两列，每列8尊。第二窟计有佛像35尊，皆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千佛岩造像多数着通肩服饰，多作禅定印相，个别造像为中原文化的褒衣博带式。造像瘦而典雅，其形象、服饰、雕刻艺术等都具有南北朝时期佛像的风格。其中，第一窟的两个护法像的颈饰、帔帛和下裙的襞纹与北魏迁都洛阳（494年）前后的佛教造像相似。 文物价值 千佛岩造像是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是研究中国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之一 ，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重视禅观，提倡实修，特别是经历了北魏太武毁佛之后，北方僧众更重开窟造像。反观南方，“江东佛法，弘重义门”，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不尚苦修，故而江南地区多以兴建大型地面佛寺为主，较少开龛造像，目前已知较为重要的龛像仅有新昌大佛寺和江苏南京栖霞山无量寿佛大龛两处。 浙江省南朝造像仅在绍兴新昌有所发现，题材主要有弥勒和千佛，这与当时南方地区佛教流布发展情况相一致；同时，开凿大佛的做法与南京栖霞山无量寿佛大龛有诸多相似之妙，体现了南方地区佛教艺术的趋同性。
衣冠南渡：佛教南传的历史契机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场持续百余年的移民潮，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更推动了佛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南迁的士族中不乏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在江南广建佛寺，开凿石窟，使佛教在南方迅速生根发芽。南迁过程中，佛教与江南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艺术风格，石窟造像正是这种融合的体现。 建康（今南京）作为东晋都城，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慧远大师在庐山创立净土宗，支遁在会稽讲经说法，这些高僧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江南的传播。新昌地处浙东要冲，自然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 东晋末年，南方地区开始广泛流行弥勒信仰，这其中既包括对弥勒未来下生成佛带来美好生活的信仰，也包括对往生兜率净土的信仰，特别是对后者的信仰极为盛行，是以南朝宋、齐、梁之时，僧尼、王公贵族多敬事、崇信弥勒，这为僧护创始、僧祐续成大佛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浙江佛教的肇始之地——新昌 魏晋时期，会稽剡地盛传“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成为“衣冠南渡”、隐逸遁世的偏安一隅，众多高僧名士纷纷入剡，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雅集之说，号沃洲胜会，成为浙江佛教的肇始之地。 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浙江佛教肇始考》记载:“浙省佛教究应以何人为始祖乎?历观书传所载,此则允应推竺道潜、支道林、于法兰、于法开、帛僧光、竺昙猷等六人,膺斯玄匠之选矣。六师大抵皆卒于晋孝武帝宁康、太元之间。而以道潜、道林、法兰、法开四师为解义之祖，僧光、昙猷二师为习禅之祖。可见浙江佛学，自始即定慧双弘、禅智并运。” 而上述六位高僧皆长期居于会稽剡东（今新昌），以石城山、沃洲山、东岇山众多佛寺为据点，形成了定慧双修、理行并用的江南早期佛学中心。 梁·慧皎《高僧传》载，高僧昙光，为会稽剡东石城山开山祖师，于东晋永和初年（345），在石城山天乐岩下天然石窟隐岳洞中创立隐岳寺，栖山53年，享年110岁。 高僧于法兰也来到石城山另一天然石窟中创立了元化寺。而后有门徒于法开、于道邃和徒孙于法威、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等，组成石城山僧团，加上以竺道潜为首的东岇山僧团、以支道林为首的沃洲山僧团，佛教依附于玄学，兴起了“般若学”研习高潮。
佛教中国化本土路线的兴起 新昌大佛寺的石窟造像不仅体现了佛教的宗教思想，还融入了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元素。例如，弥勒大佛的“未来救世”思想与儒家的“天下大同”理念相呼应，而石窟的选址和布局则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晋室东迁,清谈是尚,老庄与佛杂然并行。于是，大乘空宗之说与老庄淡静无为之旨，不谋而合。时浙僧竺道潜隐居剡山，深明《法华》。元明二帝,并钦风德。迨及哀帝，遣使到浙，先后征请竺法潜、支道林、于法兰赴都讲演，帝及朝士，莫不称善,一时风气为之丕变。” 出于当时对般若性空的解释有不同学派，全国又有六家七宗之分，其中六家六宗代表人物均在会稽剡东，他们是创立本无异宗的竺道潜、创立即色宗的支道林、创立识含宗的于法开、创立幻化宗的竺道壹、创立心无宗的竺法蕴和创立缘会宗的于道邃，从而奠定了剡东（新昌）佛教在全国的历史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中国化发祥地。 在这股般若学思潮兴起的同时，佛教造像领域也开始摆脱古印度样式，兴起有中国特色的南朝样式，完成了从师仿到创新的过渡与转变，其发生地也与剡东有关。当时，“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佛教在南朝为士大夫所接受，僧人们在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中往往出释入道，带有浓郁的士大夫气质。
据《世说新语》记载，入剡高僧支遁与名士殷浩、郗超、孙绰、戴逵、王羲之等交往密切，他宣讲庄子逍遥篇，深得名士赞叹。这种僧人的名士化，对佛教造像中的秀骨清像、隐机妄言的士大夫形象的形成或许有着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对弥勒佛造像的影响上。 首先是推动了弥勒信仰，撰有著名的弥勒像赞，使弥勒佛的信仰和造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其次，支遁的思想对弥勒造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的“即色本无”的思想，使得弥勒造像在表现上更加注重对佛的内在精神和境界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形象和形式；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注重对佛教教义和哲学思想的传达和表达。 与支遁先后入剡的名士戴逵，当时已是名动京师的佛教艺术家，对剡东地区的佛像雕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逵在佛教造像艺术创作中，凭借自己的绘画、雕塑造诣，秉承当时高僧名士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求变，将印度佛像样式融合到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之中，逐渐趋向人间化、士人化，先后完成了建康瓦官寺、山阴灵宝寺两组著名的佛像雕塑，开创了“秀骨清像”派新的造像风格，成为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开拓者，奠定了其至高无尚的雕圣地位。
唐代高僧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曾记叙戴逵的创作经历：“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镕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槩远，肥遯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於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覈准度于毫芒，审光色於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 著名中国石窟寺考古专家宿白先生在南京摄山、新昌石城考古后发表了《南朝龛像遗迹初探》，认为：“摄山处南朝都城建康近郊，石城位北来大族聚居的会稽地区；两地龛像之兴建，既为江南所仅有，其主要造像又皆出自高僧规划，且同为皇室、名士所赞助，因可推知此两处主要佛像—无量寿佛和弥勒成佛之像，应是当时南方佛教信徒所尊奉的重要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弥勒信仰源自中原地区，而中原的弥勒信仰又由西土传来。在我国，弥勒信仰主要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两个派别。北方地区流行上生弥勒信仰，被称为贵族信仰，出现了大量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东晋以来，高僧南渡日盛，南方地区流行下生弥勒信仰，被称为人间信仰，受到僧众和百姓广泛欢迎，开始出现着佛装跏趺坐的弥勒佛像。
受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影响，南朝江南地区佛教还流行忏法，将弥勒佛、三十五佛、十方佛等列为礼忏的对象，并且将弥勒佛列为诸佛之首，礼拜悔过，以忏先罪，获得果报。接着开凿的石城寺弥勒造像和元化寺千佛，也可视为当时礼忏的道场。 因此，植根于南方深厚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土壤，石城造像为下生弥勒信仰在南方的重要遗迹，是佛教中国化在剡东演进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最为典型的艺术风格是“秀骨清像”，佛像的面部特征一般为“小颐秀颈、广额善目、眉宇开朗、清丽秀俊、神情恬淡”等。在几百年的南北交流和融合过程中，这一佛教艺术风格大体保持一致，但也会因地域环境、社会风潮、外来艺术等影响，在一定时期、局部地区发生些微变化。 据佛像研究专家陈兆镜先生考证，长江以南地区不少南朝齐梁时期的佛教造像就有“齐梁之变”，一般以梁普通年间为界分早晚两期：早期佛像有较明显的秀骨清像，坐佛流行悬裳座，立佛流行素面馒头状肉髻；晚期佛像逐渐体型丰满裸露，坐佛佛衣下摆收缩，并流行螺发，形成了所谓“齐梁风格”。“佛像逐渐摆脱早期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袈裟的特色，逐渐具有张得其肉、曹衣出水、褒衣博带演变式袈裟等特征。
北魏时期，佛教西域传入线逐渐为南方海路传入线所替代，而佛教造像风格，也随着海路传入线进入南朝，秣菟罗艺术替代了犍陀罗艺术，而秣菟罗造像风格，承继传统印度的薄衣贴体、宽肩厚胸、螺发丰颊等造型特征，显现人体的生命感和力量感，与犍陀罗佛像衣质褶纹厚重粗犷、沉静内省的风格形成强烈对比。秣菟罗造像艺术开始影响南朝社会，主要有螺发佛像、结跏趺坐佛像样式开始由南海传入，并借梁武帝之力而得到推广，剡山石城寺石弥勒像和元化寺千佛岩石窟正是这一齐梁之变时期开凿的遗例。 石弥勒像，是僧祐晚年最为成熟最为完美的封笔之作，集合了国家级最精湛的设计与工艺，兼融了天竺风格与民族风格于一体，体现了东晋南朝士大夫信仰与思辨相结合的精神世界。僧祐将南朝造像样式与秣菟罗造像风格融会变通，创造了一个新的“齐梁风格”佛像范例，既上承东晋佛教造像的“秀骨清像”，又下启隋唐佛教造像的雍容敦厚，达到了难以再现的艺术高峰。
新昌石城石窟造像和千佛岩石窟造像，作为下生弥勒信仰、南朝忏法的实物例证和重要遗迹，是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是佛教造像中国化在剡东新昌的实例实证，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不仅是中国佛教艺术智慧的结晶，更是无可替代的中国石窟艺术瑰宝。被载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史简编》，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李裕群先生的《中国石窟寺》及金维诺先生的《中国美术史论述》等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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