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

摘要：文图学是关于文学与视觉图像逻辑关系的研究，呈现为一种以语象与图像基本范畴为基础、以语图比较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方法。文图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呈现出理论的自觉性和现代学术意识，具体体现为三个领域：一是文学期刊封面、小说插图的研究；二是现代诗歌的语言修辞研究；三是语图关系视域下的作家研究。文图学方法的跨媒介性、跨学科性体现出开放的学术立场，为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新问题。它将中国学术传统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对构建中国本土理论话语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文图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语象与图像  语图关系

作者黄一，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1期P91-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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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无疑是图像的时代，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维特根斯坦有关视觉转向的预言式判断皆指涉了“图像时代”的到来。现代图像生产、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文化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发生显著变迁，从电影电视到网络短视频等视觉产业的兴盛，视觉体验逐渐占据了人们日常的文化消费时空。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横空出世，基于转化器的大模型前所未有地为语言向图像的转换提速，图像对语言领域的僭越加深了图像时代的符号危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遭受挑战，人文研究者陷入文化焦虑。如何不陷入空泛无意义的讨论，转而在学理层面寻求图像时代的文学真问题，尤其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大量的文图材料，在看似文图对立中探索彼此互动的证据，这些都是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论题。

正是在图像时代的大背景下，21世纪伊始，文学图像学（以下简称“文图学”）以其独特的跨学科性、跨媒介性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10年前后，学术界展开对文图关系的大规模研究；2020年，“图像学视域下的文学艺术研究”入选“202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以文图学为视野，借鉴其独特的方法论资源，重新审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梳理文图学作为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讨论、评价这些研究如何体现了新的问题意识、更新了研究范式，继而在建构中国本土理论话语体系层面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一、文图学方法的构成与本土性

（一）文图学的定义与基本范畴

文图学着眼于分析文学与图像之间的逻辑关系。图像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图学成为一门显学。从内容上看，文图学将视觉图像纳入论域似乎与艺术学的图像研究较为类似。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隐而不显，需要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将其呈现出来。文图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文学与图像各自的媒介——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予以比较，比较的基础是同一性。文学与图像之所以能够在同一逻辑层面进行比较，是因为“语言生象”：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特性就是图像性。“语象”是语言与图像同源共生的学理基础，文学以语言之象摹仿世界，图像则是“语象”在文学文本中的延宕与外化，这就是文图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构型。总而言之，其作为方法，呈现为一种以语象与图像基本范畴为基础、以语言—图像的比较符号学（comparative semiotics on text and image）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方法。

语言何以生象？语言符号的能指“音响的形象”被人类的听觉系统和大脑接受后，其中所指意义在心理世界被定位并显现自身，这就是“心象”。心象经验的模糊与不可复现正是文学创造性的显现。这一过程可以用“语象”概念描述。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通过“语象”描述世界、传情达意。语言之“象”与所指对象之间有相似性，进一步完成了由“象”到“像”的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图学提炼出“语象”和“图像”两个基本范畴，其方法皆由“语象”和“图像”的彼此模仿、互相唤起、相互映照的诸种关系构成。

将文图学作为方法，在语象和图像互相摹仿、彼此依存的视域下，聚焦于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内在表意机制，更新了学术界关于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特性与功能的认知，为“语言”“文学”等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提供了新的解读。语言能指和所指最初的结合遵循索绪尔所言的“任意性”，当语言被习得成为交流工具，能指直接指向所指，因此，语言是实指符号。与之相对，图像符号具有虚指性，其能指迂回指向所指。图像的线条、颜色、构图等形式，需要观看者反复凝视，确认它与图像的再现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确定图像的表意。中国传统美学话语“诗中有画”“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都注意到语言有图像化的特性，语言的图像性甚至是衡量文学性的标准之一。然而为何如此，在学理层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图学所提供的关于语言是实指符号，其文学性表达实则是图像化的虚指性观念，透彻地阐释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为何具有图像性特征。这种注重理据、逻辑严整，对理论前提做重新检视，不对结论做想当然预设的论证思路，是文图学方法具有科学性精神的表现。

（二）文学本位与本土性

文图学方法扎根于中国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历史视野，坚守文学本位立场，具有较强的本土性特征。从古至今，用语言再现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在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西方研究者提出“艺格敷词”概念解释这种跨媒介现象，并将其逐渐发展为一种“艺术史书写范式”，被广泛运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中。文图学在阐释中国文图史的“图说”现象时，没有直接借鉴“艺格敷词”，而代之以“语象”（Verbal Icon）。“语象”概念借用自新批评派批评家维姆萨特，用于表征语言通过隐喻、转喻等诸多修辞手法呈现出的画面感，在被移植到中国文图学语境的过程中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选择“语象”概念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立足“语言生象”将讨论重心由艺术史转移到文学领域，更能凸显文学本位的立场。语象是语言艺术独有的特征，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之一。二是语象概念的本土化与汉字特有的“象思维”密不可分。维姆萨特所言的“语象”着眼于语言的特殊表现性能，即语言与客体之间在外形、逻辑、审美等层面的相似性。象形是汉字的构字方法之一，中国的象形文字天然携带着“象”，与客体直接发生联系，呈现出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古典美学在审美范畴下关于意象、意境的讨论也为“语象”概念增添了新的阐释空间，三者呈现出彼此独立又互相重叠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象”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文图学对西方诗学概念的重释，揭示了它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联系。作为文学与图像的中介，其概念边界在本土话语实践过程中得以拓宽，其内涵逐渐丰富，最终演化为中国理论话语中独特的一部分。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图学方法

文图学作为一门充分汲取了中国本土艺术资源的学问，从学科视野、方法论、研究范式等各个方面对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受益于文图学的方法。由于与中国文学传统、现代性发生、启蒙主义、语言自觉等诸多议题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现代文学的文图资料丰富，其文图关系更具内在张力，有很大的学理阐释空间。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图材料中筛选、发掘有价值的研究对象，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近年来，以文图为视角与方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下文将从小说插图、新诗语象、作家的文图个案三个方面剖析这些研究的逻辑理路，评价其在中国本土理论话语建构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图像叙事与图像功能：现代小说插图研究

将图像艺术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包括小说及文学期刊的封面插图、画报、作家自绘图、插图本文学史等，这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这无疑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将之前被历史湮没但颇具价值的材料纳入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但是此类研究大多将图像视为语言之附属，从图像的装饰、趣味性以及它对文学的阐释等角度予以分析，着眼于材料的挖掘与描述，而疏于从功能、价值、性质等层面探究小说插图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更无法廓清图像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与意义。

21世纪以来，“文图作为方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走向。它打破仅将文图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面，促使研究者在文图互文的视域里看待“图像”。图像艺术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与功能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对诸如文学批评、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文学中的图像艺术。

第一，强调图像符号的独立地位，认为图像承担了部分本来属于文学的叙事功能和批评功能，文图共存的文本更具审美价值。这一观点奠基于文学图像关系论的核心范畴“语象与图像”。在这一视角之下，插图不只是文学文本的附属或装饰，而是语象在文本内的延宕。以现代小说插图研究为例，“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使其各类小说插图版本众多，学术界对鲁迅小说插图的研究也颇具规模。如在丰子恺插图本《孔乙己》的讨论中，研究者指出插图与小说叙事、人物塑造和情节具化之间的关系，在语图共相和语图缝隙的张力中，丰子恺插图本实现了“从启蒙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的自觉”。插图本也因此具有相应的文学价值，在审美层面别具特色。

图像的独立性同样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中。“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就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尝试将包括作家手稿、肖像、插图等纳入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视域方面，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具有典范意义。插图的选择、位置及其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无不彰显出图像作为一种书写方式独立地参与文学史进程的重要性，呈现了写作者多元的“大文学史观”，这无疑是文学史写作的新实践。

第二，借用文图学的批评范式“语图漩涡”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与其图像艺术的交叉互动，在文图互文互仿的视域下揭示图像艺术在经典化过程中与原始文本交叉互动，形成图文反哺、双向回归的漩涡式效应，共同作用于文学经典形象的塑造、文化意蕴的建构和审美体验的传达。如通过围绕孔乙己形象创作出的一系列绘画作品，构筑了另一种讲述的方式，呈现出包括价值判断、审美阐释和社会批评等三方面的批评功能。它与鲁迅原著共同完成了文学史上孔乙己经典形象的塑造。这种着眼于文图动态关系呈现的研究思路体现了文图学方法的自觉。

第三，将“图像”视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文学大众化、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作家自绘图，如鲁迅为《桃色的云》设计的封面插图、沈从文1957年致张兆和信里亲手绘制的四幅画、张爱玲作品中的自绘插图等。二是梳理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图像观念流变，如鲁迅对文学插图的认识经历了通过插图认知世界、利用插图阐释文学再到“借助连环图画等插图艺术进行文学启蒙”三个阶段，由此开启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声”。三是从图像符号的特性出发，从学理角度揭示图像为何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文学的大众化过程。这部分研究学术界有所关注，但大多为蜻蜓点水。将图像放置于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里，着眼其与文学关系的流变，探讨其中规律性的认识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行思路。

在新文学的发生中，语言问题一直是焦点，“图文对立”或图像是文字的附属等“图像偏见”屡见不鲜。以文图学为方法的相关研究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实践活动中，由于图像的符号学特性及它与语言文学互动互文的关系，图像具有和文学类似的叙事功能与批评功能，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和现代性发生的动因之一。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图像艺术研究还有极大可阐释的空间。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晚清《点石斋画报》4000余幅图像材料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郑振铎从画史角度阐释《点石斋画报》；陈平原等人基于“对于图文互动关系的重新认识”，确立了“以史料印证图像、以图像解说晚清的论述策略”，以“中外纪闻”“官场现形”“格致汇编”“海上繁华”四大主题结构性地呈现晚清图景。但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画报分类整理，描述大于论证阶段，缺乏深入语图表意机制层面的学理阐释与批判性反思。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学图像”角度立论现代文学的构建，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如原小平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像论》。该研究借用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图像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兼及鲁迅、张爱玲、丰子恺的文学图像个案研究，深入地考辨与分析文学图像的副文本意义，以及它与语言文本之间互动互释的有机联系。论著既有纵向的历史描述，又有横向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未能将晚清文学纳入论域，在如何将个案分析与理论的普遍性相结合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另外，图像艺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美育”“启蒙”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综上所述，对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图材料中筛选、发掘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进而确立文学图像在现代文学文体确立、启蒙与大众化、现代性发生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图不仅仅是被拓宽了的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独特方法与视野，参与着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构建。

(二)语象虚指：中国新诗的语言修辞研究

文图学以语图符号的比较视野揭示了语象的内在意义机制类似于图像的生成机制，因此文学语言可以被理解为“实指的语言符号一旦变身为虚指的艺术符号，也就成了隐喻性的语象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滑向艺术世界的过程，最根本的就是它被图像化的过程；语言的图像化就是语言的虚指化和艺术化”。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歌语言的图像化最为普遍与典型。 

新诗语言是中国新诗研究的核心议题，其中新诗语言的隐喻一直是批评家关注的焦点。隐喻概念发展到现代阶段，不仅仅是修辞问题，同时也是诗学问题。20世纪30—40年代，包括穆旦、杜运燮、卞之琳在内的诗人作品中出现大量的隐喻表达。这种文学现象一方面与玄学派、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外来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源于诗人基于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而选择的表达方式。为了表达人与历史、现实之间复杂、暧昧、隐晦的关系所内含的张力感，隐喻的使用几乎是必然的。这些诗人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新诗的晦涩难解一部分原因在于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隐喻。隐喻不仅是修辞层面的问题，亦与思维密切相关。因此，如何认识与分析隐喻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的难点。朱自清、袁可嘉、钱锺书等学者以批评实践和理论话语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借用文图学的方法从两个方面重审与深化了这部分批评话语，其一是对以隐喻为核心的中国新诗批评话语的再讨论。语言的隐喻即语象的虚指，文图学关于语象的基本认识赋予研究者重新看待新诗隐喻的维度，即隐喻语言具有本体论意义，有介入现实的可能。这也就能解释为何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诗存在大量隐喻的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杜运燮等诗人的新诗创作价值值得重新评估。与此同时，袁可嘉、钱锺书等批评家将隐喻概念置于自身的理论框架或诗学策略中，虽然也意识到了现代隐喻概念所具有的对现实和世界的本体论意义，但未能详细深入地论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文学创作贯彻得比文学理论与批评更为深刻和彻底，给予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阐释的空间。从思维的视角看待隐喻以及将隐喻与新诗构建联系在一起的思路，一直延续至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其二以方法论的自觉将文图跨媒介的批评方法运用于中国新诗研究，如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中国抒情诗的语图表意机制研究”着眼于抒情诗文类，描述其语图表意机制的内在驱动力与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诗画互为参照的跨媒介批评方法的运用。从总体上看，隐喻之所以能与现实发生联系，其实质在于文学与外部现实世界有一种图像性关系，这也是文学的特性之一。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虽然意识到隐喻在中国新诗中的核心地位，但由于对语言学与符号学相关理论的理解有限，仍将隐喻研究局限于文本内部。隐喻作为语象的虚指，是文学通过图像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最重要形式，因此隐喻不仅仅是语言或诗学的策略，也与历史现实有着深刻的关联。

（三）“语图统觉同享”：语图关系视野下的作家研究

文图学的基本方法是语象和图像的比较，具体来说就是语言所生之“象”与图像指涉外物之“像”互相模仿、彼此呼应、互文互动的关系。两者得以比较的根基来源于文学文本、图像艺术与主体之间的“统觉”。“统觉”又被译作“共通感”，是康德用来描述存在于认识、道德、审美领域的人类认识能力的哲学概念，它存在于主体内，也存在于主体间。“统觉”的普遍性和主体间性，为文图学解释语象和图像的同一性，以及主体理解此种审美发生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图统觉同享”成为文图学的批评范式，被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研究中。相较于封面插图的文图比较研究，“语图统觉同享”旨在揭示语言之象与图像之像的同一性和相似性，相应的研究集中在作家的文学语象如何受图像艺术浸润，呈现出与图像艺术的何种相似，从而构成了作家文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鲁迅研究为例，学术界一直认为鲁迅作品有着不同于古典作品的“灰暗”色调，这种独属于新文学的审美意趣亦能从文图学层面予以阐释。鲁迅自幼痴迷绘画是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其文学作品喜欢使用大量与色彩有关的语言自然与此有关。然而如何从学理上论证其文学风格与绘画艺术的关联并非易事。借用“语图统觉同享”的批评视角，在分析了鲁迅小说语象的诸种色调之后发现“黑白色调”占据主导，与中国版画的色调相似，其文体之“灰暗”盖源于此。类似的研究还体现于汪曾祺、沈从文等小说研究，如王晓薇评价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指出它的结构布局倚重的是绘画的“错综法”和“平行法”。在语言的使用上，小说结尾处芦苇荡的描写多为物象的并置，鲜少使用动词和副词，赋予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颇有古代绘画留白的美感。

现代文学研究对“语图统觉共享”批评方法的运用，有理论的自觉，也有隐而不显的无意识运用。对于后者而言，这与研究者身处“诗画一律”的中国诗学传统、以及汉语的特点有关。由是观之，强调语象与图像同一性的文图学方法，在两个维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转型不只是西学影响下的产物，相当一部分具有现代革新精神的作品在形式层面呈现出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传统／现代、中／西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复杂互动的关系。二是文图学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细读文本的批评范式。自从20世纪初英美新批评派的相关著作译介到中国学术界，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重要组成。文图学注重分析语言之“象”，擅长以文图一体的视角反观语言之符号特性，其注重语言分析的形式主义特点，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作家研究奠定扎实的根基。

三、文图学方法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跨学科性、跨媒介性促发新问题与新论域

近年来，跨学科的热潮席卷了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其本意是帮助研究者以不同的学科视域重新看待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基本问题，发现习焉不察之处。但跨学科究竟能否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其成效究竟如何未可知。尤其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嫁接，试图用科学术语描述、阐释文学现象，并由此“生产”出大量新的学术概念，客观上并没有带来文学学科本身的知识扩容。文图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视野的跨学科研究，它以文学为本位，交叉融合了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语言学和艺术学是与文学研究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文图学之跨学科的特征在于它坚守了人文学科方法的非工具性和直接性，文图学的方法与其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具体到现代文学研究，文图学借用语言学、艺术学的视野更新了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本体论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像艺术作为现代文学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讨论并非仅仅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或加强文图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讨论和反思图像在整个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通过图像研究更好地还原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全面地展现现代文学的诸多面向。

文图学方法的核心是语象与图像的跨媒介，它提出的语言是实指以及艺术语言的本质是图像化等观点，打破了学术界以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区别文学定义的思路，在文图彼此关联互动的视域中看待文学。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回溯中国语图关系史，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宋元之后文图合体的态势延续到现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图像在表意层面彼此模仿，图像不再只是语言的附庸而是互文关系。作品意义来自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表意机制，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论域。

总之，文图学方法的跨媒介和跨学科属性，有助于在更为综合性和连续性的视野中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新既有的文学批评范式。以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如果将中国现代文图关系史放置在整个中国文图关系通史中展开分析，文学在文图一体的动态演变中能呈现出更纵深的面向，突破原有文学单一线性的发展模式。再如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研究中，将其各类作品的版画插图作为相对独立的媒介，结合鲁迅的图像观念，讨论图像在媒介传播、叙事功能、批评阐释等层面的意义，努力在一个整体性的视野里呈现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的诸多面向。

（二）学术传统与科学精神

文图学方法在语图符号的比较论域下研究文学，区别于同样关注图像时代现实问题的视觉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立场虽然广泛拓展了图像问题的现实材料，通过借鉴西方理论创造了较为丰富的批评方法，但总体上仍集中于从文学外部进行价值判断，而基于实证的学理阐发仍有较大余地。任何当下的理论言说都需以历史省思为起点，如果忽略了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大量的经验材料，不对西方理论的前提进行重新讨论，醉心于概念与概念的辨析，就难以构建本土性的理论话语。比如视觉文化研究者大多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图对立”以及图像优于文字的思维，各种文化分析也建基于这一惯常的思维观念。从中国艺术史的发生看，语图关系经历了由“一体”“分体”到“合体”的过程，宋元时期的语图合体阶段呈现为语图彼此映现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延续至中国当下的语境，从这个意义上看，语图的互文关系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视觉文化研究的困境表明既有的研究范式遭遇到挑战，也预示着中国学术语境中的文图学可能发展的方向。

“语图漩涡”概念体现了文图学方法的科学精神，将其运用于现代文学研究，即致力于重新发现现代文学背后的语图符号关系。以现代文学经典命题为例，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也是以绘画、版画、插图为代表的图像艺术争相摹仿的对象。由文学作品延宕出的图像艺术，在意蕴的构成上与一般美术作品有较大区别。既往研究一般将文学经典的图像艺术作为其接受史的一部分，如果将文学经典及其接受史视为一个“语图漩涡”式的共时关系体，图像艺术在摹仿再现文学经典的过程里具有一定的艺术独立性，为文学经典注入了新的质素，也就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研究为例，鲁迅在中国新文学中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个人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代表。“语图漩涡”的视角首先打破了以线性时间观探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中的呈现，转而关注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的存在方式。在“语图漩涡”的共时层面中，漩涡的中心是鲁迅及其作品，漩涡里存在两种力，向心力是鲁迅作品，离心力是由鲁迅原作延宕出的各类图像艺术。漩涡里语图互文互鉴，共同构成了鲁迅作为文学经典的存在。

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学批评传统，就其理论特点而言，中国古典文论以细读品评的审美感悟式诗话为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开始变得注重论述，立意宏阔，但往往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细致推敲。文图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注重文图关系的学理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也敏锐体会到其科学精神所指向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认识和研究思路。在文图的研究语境里，“语象”概念演变为语言与图像的中介，成为文图关系内在化的学理依据；文学语言的本质是语言的图像化，“语图的统觉共享”成为文学批评新方法,它们无不促进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并将文学研究引导至新的深度和广度。

近年来，在世界文论范围内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文图学的诞生源于人类对图像时代来临的忧虑，亦是人文学者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文图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又提供了切实的研究范畴与批评模式。近年来，文图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自觉地使用文图学方法却不具有普遍性。部分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借鉴文图学的概念或术语，但以语图符号比较的论域展开文学研究的思路却暗合了文图学的逻辑理路。随着研究者对文图学理解的深入，现代文学研究可能迎来思路与范式转型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现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向文图学提出了诸多亟待回答的“中国问题”，增强了文图学本土化的实证性。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图学之间是一个双向阐释、彼此促进的过程，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得以丰富发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

END

新媒体编辑：常畅 沈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