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塔寺，又名“百塔寺”，位于武威市东南约20公里的武南镇刘家台村，为藏传佛教寺院，藏语称夏珠巴第寺，意为“东部幻化寺”。白塔即喇嘛塔，因寺内有萨班灵骨塔，故名。白塔寺源于何时无据可考，现残存的萨班灵骨塔，为十三世纪中叶所建。公元1247年，蒙古太子阔端与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葛坚赞在凉州举行会谈，发出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之后，萨班即驻锡白塔寺并圆寂于此。明宣德五年《重修凉州白塔志》碑记载:“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寺，乃建大塔一座”。清康熙二十一年《重修白塔碑记》也载:萨班“金身灵骨装入大塔之内”。萨班灵骨塔现存塔基直径15米，全塔高度依据丹巴铙吉书中所述“迦当佛塔高十六寻”。白塔寺在史料中虽有“令人目眩意夺的数处稀奇佛堂和拉让”的记载，但在历史上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均无详尽记载和考释。清《乾隆武威县志》寺观条记载:百塔寺“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其范围“东西二里半，南北一里半，原有围墙，又若城垣”;据现武威学者考述:“元建百塔寺规模宏大，四面筑城，占地面积184800平方米，有山门、钟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并有官邸、僧舍、店铺、戏楼，寺前曾建塔108座，其规模为凉州诸寺之冠”。1999年秋，甘肃省文物局组织考古队对萨班灵骨塔塔基进行清理发掘时，对白塔寺范围内其他遗存进行了探掘，所探明原寺规模，部分证实了以上论述。白塔寺自元末以后屡遭兵燹，逐渐破败。“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坚参重修寺塔”并“请命于朝，赐名曰庄严”。至清康熙时“大塔基本完好，小塔大多淋漓坍塌”。“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韩都督孙复斋，莲花山弥勒院绰尔只顾曲鉴璨首先捐资合力缮修”，经八年工始告成。当时大经堂内供有2600余尊佛像，左右各六层壁画，极为壮观。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地震寺塔俱毁。现仅存5米高的萨班灵骨塔塔基。  在无数寺院中，甘肃武威的白塔寺虽因地震损毁，却承载着独一无二的历史重量。要理解它的价值，需从人物脉络与时代背景切入。  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凉州会盟的缔造者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以佛学造诣著称；  阔端为蒙古西凉王，受命经略西藏。  1247年，两人在凉州（今武威）达成“凉州会盟”：西藏以政治归附、宗教自治的形式纳入蒙古帝国版图。  萨迦班智达撰写《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后圆寂于凉州，阔端为其修建白塔寺（灵骨塔），成为汉藏蒙团结的象征。这一事件为元朝管理西藏奠定基础。  八思巴与忽必烈：政教联盟的深化  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年）十岁随伯父参与会盟，后被忽必烈奉为上师。  1260年，忽必烈接受密宗灌顶，封八思巴为“国师”；1270年晋封“帝师”，命其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元朝设宣政院（前身总制院），由八思巴兼领西藏军政宗教事务，确立“政教合一”制度。八思巴推动藏传佛教在蒙古与汉地传播，促成五台山、大都等地萨迦派寺院的兴建。  萨迦班智达选择八思巴作为继承人，使其从小接触蒙古政治，延续了萨迦派与蒙古的联盟；阔端的“凉州会盟”开创经略西藏先例，忽必烈则将其纳入系统化管辖。尽管两人分属不同家族，“以教驭政”的策略却一脉相承。 凉州会盟通过宗教纽带推动汉、藏、蒙文化深度交融：藏传佛教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与汉地佛教、儒家、道教互动；元朝翻译佛典与儒家典籍，促进思想交流。 “帝师制度”被明清继承，形成边疆治理典范。藏传佛教成为多民族精神纽带，如帝王以“文殊菩萨”自居、五台山成为汉藏共仰的圣地。 白塔寺被多民族史书共同记载，彰显“因俗而治”的智慧，其遗产在当代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北京雍和宫的汉藏建筑融合、“丝绸之路”中的艺术交融遗产，均是这一历史的延续。 如今，凉州会盟仍是“汉藏一家”的历史铁证，对反击分裂主义、维护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海藏寺：另一个历史注脚 毗邻白塔寺的海藏寺，是河西走廊宗教枢纽。 传说阔端曾饮寺内药泉治愈重病，遂修缮寺院并册封泉名。 这一传说将蒙古统治权威与汉地佛教灵验叙事结合，既塑造了阔端“仁王”形象，也提升了寺院地位。 海藏寺与白塔寺共同构成凉州“一汉一藏”的宗教地标，象征元代汉藏蒙民族在河西走廊的和谐共处。 阔端对两寺的扶持，体现其“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智慧。 白塔寺的钟声，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中华文明尊重多元、凝聚一体的永恒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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