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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大师中，他是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他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在抗战当中，为保存中国教育的精华，力推成立西南联大，造就了中华教育史上的奇迹。 他脾气暴躁，不怕得罪人，孤勇奋战，敢抗衡实权家族。他爱憎分明，雷厉风行，有“老虎大炮”的外号。他两袖清风，去世时，儿子因无路费未回来送葬。 他一生无党、无派，只专心学问，专注改革学制，强调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非贩卖知识之所”。他牵头组建了名满天下的 “史语所”，带领团队进行了殷墟考古。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著作。他的愿望是“归骨于田横之岛”。他就是曾经的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1950年），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出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傅斯年家族显赫，是鲁西名门望族，属于聊城五大名门之一。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史称 “傅阁老”，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自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世代为官，曾出过三位进士。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博古通今，能诗善画，精通医理，爱好武术，可以说文武双全。傅淦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当时王五是一名镖师，使双钩，与傅淦多次比武都败在傅手下，遂拜他为师。傅淦劝其改用大刀，被江湖称“大刀王五”。 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与母亲抚养，小时候基本和祖父一起居住。祖父从牙牙学语就亲自教授他文化，五岁时送他到孙达宸的私塾，接受传统国学教育，孙达宸私塾当时在聊城名气很大，培养出很多秀才。但因为私塾距离家有一些远，小孩每天走读不方便，后来转到家附近的朱家私塾馆读书。傅斯年白天在私塾馆学习，回家之后祖父在家督促，没有丝毫懈怠，所以从小养成自觉读书的习惯。 有这样一个博学多才，还有几分侠义肝胆的祖父陪伴，可以想象傅斯年的童年还是快乐的，或许对日后他豪爽的性格有一定影响。后来他曾对弟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 傅斯年自幼聪颖，读儒学经典过目不忘，在同窗中他的年纪最小，但很多同学都请他教做作业。特别在写作方面，他文采斐然，同学中有写不出作文的，会私下请他帮忙。当时傅斯年家也比较贫困了，甚至连烧饼都不能经常吃，所以请写作业，同学的酬谢就是一个烧饼。而他经常能为几个同学写出几篇不同的文章来，但这事肯定是瞒不过先生的，一次先生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又换了几个烧饼吃啊？”他感觉有些尴尬，但先生也不深究，只一笑了之。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仅39岁就英年早逝。在这期间有个故事，傅旭安有个学生叫侯延塽，开始因为家境贫困，辍学去当学徒，但他酷爱读书，只要休息就手不释卷，傅旭安对他十分欣赏，认为这孩子是一块读书的料，遂将其带到龙山书院供他读书，侯延塽读书更加努力，后来中了进士。在傅斯年13岁时，当时已是刑部主事的侯延塽回乡得知老师去世，于是在老师坟前发誓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于是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其实这在无形中铺就了他今后的学习之路。多年后傅斯年曾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他非常感恩，经常去看望侯延塽。 也许是有遗传天分，11岁时的傅斯年已经能通读《十三经》，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与思辨力。更可贵的是，他读书还十分用功，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向先生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把衣服也抹得很脏，母亲从不责怪他。甚至多年之后，母亲还把傅斯年这些事讲给别人听。少年时期的傅斯年，勤奋和博学在聊城已小有名气，被当地人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又一位“傅圣人”。 祖父常以“读书救国”教导傅家后人。傅斯年求学期间曾因经济拮据接受亲友资助，但当时无以报答，他说自己只有以勤学回报。一次，祖父在乡间施针救人，傅斯年旁观后感叹：“学问当如医者，需济世而非空谈。”这一认识，影响了他日后对学术实用性的追求。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此期间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后又进入北京大学本科，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正式开始了他与国文历史的渊源。 1928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3人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简称史语所。史语所同年在广州成立，次年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辗转长沙、昆明、宜宾李庄、南京。所长一直由傅斯年担任。 其实最早在蔡元培的规划中是没有史语所的。他最初的构想中，是急于要设置一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如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和观象台。但傅斯年找到蔡元培说：“近代欧洲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新兴科学。从前中国也有历史学和语言学，而且在传统学问中成就斐然。但是，它们都不具备科学的基础，而当下的中国，无疑正需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蔡元培经过慎重考虑，于是便有了史语所这个机构。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是当时中国学术转型、政治变革与国际交流的产物。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科学方法重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回应民族危机与文化挑战。史语所的实践不仅推动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更塑造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框架。 史语所从最初的八个组，即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逐渐归并成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三个方面：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西北考古。 开展的工作，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领域都有所贡献。比如整理清宫档案，组织殷墟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文献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该所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这些大师们不辞辛苦，使史语所充满活力，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人。” 在近代教育史上，傅斯年更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用毕生的努力，谱写了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和最美的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大学的正常教学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最为严峻的是，战火和炮弹随时会毁灭学校。于是怎样才能保存中国的几所一流大学，保住华夏文化命脉成了当务之急，也成为学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经过大胆的构想、严谨的推理，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南迁的建议。此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采纳，于是在短时间内，三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不是久留之地，1938年2月，又从长沙西迁昆明，正式组成一所综合性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西南联大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148人。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日本炮弹撵得到处跑，用茅草屋当教室，生活物资短缺，教学设施简陋，甚至学生课本和笔墨纸张都经常缺乏的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众多老师们仍然坚持传道授业解惑，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 8 年 11 个月，但却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邓稼先等“两弹一星”功勋，有 174 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西南联大还聚集一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如陈寅恪、叶公超、钱钟书、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重庆的傅斯年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翩翩乱舞。同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开始回迁。 此时原北大校长胡适还在美国履职，蒋介石就推荐傅斯年去北大当校长，而傅斯年却坚决不担任校长，他说校长一职只能由胡适来担任，最后经教育部折中，傅斯年暂代北大校长一职。 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期间他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接收敌伪时期占领的北大校舍和资产，重建资产底数；二是整顿教学秩序，主要就是重新聘任教授、导师；三是恢复学术研究与学生管理。 很快他在报纸上发文：“凡在伪北京大学担任要职的人员，将来不可在北大任教。”并声称在聘任一事上，北大有绝对自主权。也就是文化汉奸全部清除，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有人送他个外号“傅大炮”“傅老虎”。在这样一个硬核的条件下，包括鲁迅弟弟周作人在内的一大批教授都被逐出了北大。他说话也直截了当，说胡适学问比他高深，但办事能力不如他，他要尽力办好一些事，为北大创造良好条件。 傅斯年雷厉风行的改革、管理，很快使北大走上了正轨。他的代理校长任期虽短，却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北大的平稳过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大学是学术共同体，非贩卖知识之所”。他的一系列举动，为胡适接任扫清障碍，1946年胡适回国接任校长，傅斯年卸任。 1948年11月，在一再推辞未果的境况下，他接任台湾大学校长职务。当时的台大困难重重，到处都是问题。台大前身就是台北帝国大学，是一个经费短缺、问题成堆的烂摊子。随着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子女大量涌入，要在台大就读的人相当多，人员关系复杂，随便抓一个出来关系都可以通天。 他上任后，立刻制定规则，无论贫富，一律按招生标准录取，并在办公室门口竖了一块牌子：“有为子女入学说情者，请免开尊口”。 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因是一名台湾大学学生与师范大学学生由于单车双载，被警察留置警局，导致学生不满，到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示威。4月6日，军警包围台大宿舍与师范大学宿舍进行逮捕行动，引发学生用餐桌、椅挡住楼梯口，并且向军警摔东西的反抗。最后军警冲近宿舍逮捕学生，并用卡车运走学生。傅斯年挺身而出说：“你们若敢让我的学生流血，我就与你们拼命。”最终台大被捕的学生全部获释。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在傅斯年精心筹划，锐意革新下，很快使台大面貌焕然一新。他还提炼 “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的台大校训。  殷商时代已在地下沉寂了三千年。1928年8月，在安阳小屯村，当地人把 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古史学家董作宾教授带到一片田垄边，指着一片土地告诉他，过去三十年间，有人在这里不断翻出大片的“龙骨”，上刻着看不懂的符号。董作宾知道金石学家王懿荣将它称为 “甲骨文”，又经过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的整理、研究，甲骨文逐渐为学界所知。 然而农民关心的不是甲骨的考古价值，而是能卖多少钱。清末两江总督买一块甲骨片曾出过二两五银子，如果能在庄稼地里捡到好的甲骨片就比种庄稼划算，所以一些农民也会在地里乱挖一通，这对考古发掘是极大的破坏。 越到后来，除了黄土，地里仿佛什么都没有了。连古玩店的老板都劝董作宾放弃幻想，而董作宾坚持走进田垄亲自勘测，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和之前考古描述有很多不同，期间还在一个坑里捡到一片没有字的甲骨。凭借丰富的考古知识和经验，他认定在田垄深处，应该埋藏着有字的甲骨。 于是董作宾写信给在广州的傅斯年，对殷墟的发掘，信中是这样说的：“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是一个思维和计划极富想象力的人。他主张摆脱 “纸上的考古”，要转到“田野考古”。而眼下的殷墟发掘，正是迈出学术转变的第一步，为此他与中央研究院反复协商，要到一千块经费，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 有了资金的支持，1928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然而开始发掘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傅斯年鼓励大家：“更重要的是探究地下的真实情况和蕴含其中的知识。”终于在发掘十八天里，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它文物。史语所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每年的10月13日被史语所内部定为 “考古节”。8年时间，共进行了15次殷墟发掘，出土3万余件甲骨，考古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  20世纪，中国历史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 “四大发现”：河南安阳甲骨档案、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居延汉简。而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也是史语所在傅斯年领导下完成的。 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聘陈寅恪为史语所历史组组长，两人就与胡适协商，抢救明清大库档案。 内阁档案原为清代内阁大库所藏，含清初纂修《明史》搜集案卷、沈阳陪都移来的旧档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明清史资料。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历史博物馆为维持运转，竟将8000麻袋、总15万斤的大库档案当作废纸，以4千银元卖给造纸厂。考古学家罗振玉获悉后，以1.2万银元从造纸厂购回。后来罗振玉因财力不支，又将其中的12万斤档案以1.6万银元转卖给收藏家李盛铎，途中差点被日本满铁公司买去。 1928年9月，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议，认为“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于是由傅斯年致函院长蔡元培，建议以中研院的名义收购大库档案归公。陈寅恪甚至说了重话：“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最后档案由陈寅恪带头具体负责整理、归档。  1919 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后，国人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爱国团体纷纷斥责日本狼子野心，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也提出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并废除 “二十一条”。但英、美、法、日、意等国无视中国提出的要求，在4月30日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 “凡尔赛和约”，仍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人的不满。 针对丧权辱国的条款，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1919年5月4日，大规模游行爆发，傅斯年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场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他。他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带头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 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可以说风光无限，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却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悄悄退出。他并不是惧怕强权势力，是因为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社会，而不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傅斯年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更不希望学生过早卷入政治浪潮中。 退出学生运动后，同年夏天，他参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第二名好成绩。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正因他有“五四”带头人的名声，被当权者拒绝录取。幸亏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姓陈的科长仗义执言说：“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最后才把他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而当时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的傅斯年得此喜讯，高兴得跳起来，手舞足蹈，兴奋得差点昏过去。前往欧洲留学七年之后，回来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国难当头之时，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房。他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在学者集会上，他谴责日军侵华罪行，进行激情讲演，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知识分子觉醒。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杜撰 “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侵略者的胡言乱语，一面让国人更加了解东北历史，激发爱国的激情。同时他还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国联”作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傅斯年在国文上的研究造诣，甚至要超过一些北大聘请的教授。在北大上学时，一位古文教授开的《文心雕龙》讲座上，傅斯年发现他的课件有30余处错误，便和学生联名反映到校长那里，解聘了这个教授。 傅斯年一直不想从政，他的全部心思就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上，之前国民政府想请他到政府任职，都被他拒绝了。1937 年，在蒋介石的多次邀请之下，傅斯年做了参政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是认真履职，严惩贪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政府贷款多笔钱，都是经过行政院长孔祥熙之手，经他一捣鼓，就有上千万对不上账。孔祥熙还通过操控金价、发行公债和印制钞票，在通货膨胀里赚得盆满钵满。美国记者贝克说孔祥熙“是国民政府统治中最腐败的分子，是国难当头的时代里最臭的一个，人们都讨厌他，都看不起他”。傅斯年搜集了许多孔祥熙的罪证及证人、证词，并公之于众。他两次上书，要求弹劾孔祥熙。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想出面力保孔祥熙，于是就有了与傅斯年的这段对话： 最后，他干脆对蒋介石说：“要么你杀了我，要么他下台。”最终孔祥熙被迫下台。 1947年，他又在《世纪评论》上，以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炮轰继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揭露宋子文发国难财，罗列出他的若干个不作为的证据，最后宋子文只能引咎辞职。胡适赞其“一身兼绣花工夫与开山斧之力”。 虽然傅斯年经常不给蒋介石面子，但蒋对傅斯年还是很欣赏，一心想拉他做官，都被拒绝了，傅斯年始终也是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1941年，傅斯年同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史语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工作千头万绪，极端繁忙，加之他有家族遗传性高血压病，几次几乎夺走了性命。 傅斯年高血压恶化的原因，主要是他敏感焦躁的脾气，他也承认面对严重危机时很紧张，经常从事物最复杂的方面思考，有时甚至达到使自己惊恐的程度。他说那些年感觉 “突然从少年进入老年”。 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傅斯年说，既然归根究底，老子和庄子都不能带来心灵的平静：“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胡适建议“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 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胡适强调，“这不是笑话。是我近年体验得来的一个感想。孔子的伟大处正在平平无奇，却又实在近情近理。近来读《孟子》，也觉得此公可爱。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风度，其中比较积极，比较有作为的，都是受《论语》《孟子》的好影响。” 通过一段时间，傅斯年发现，孟子的道德哲学对应付压力有一些效果，《孟子》对培养浩然之气是有用的。1949年，傅斯年到台大当校长，要求台大一年级新生读《孟子》，还设立一个 “孟子心得奖”，奖励关于《孟子》的优秀论文。  傅斯年与胡适是师生关系，虽然二人在一起无所不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傅斯年是一个有立场的人，在学术上，他一直秉承了胡适的治学方法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在政治问题上，他不仅自己不过分涉足，而且也劝胡适尽量少介入。 可以说傅斯年与胡适算是不打不相识。1917年，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时，因打破传统方式授课，比如在讲历史时，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而不是按部就班从三皇五帝引申而来。于是引发很多学生不满，甚至有学生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顾颉刚喜欢胡适，不希望他真被赶出北大，于是找傅斯年帮忙，让他带领着一帮小弟去听胡适的课，力挺一下胡适。其实当时傅斯年去听课，是抱着踢场子的心态。这堂课胡适讲的是《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认真听完课后，觉得胡适的观点确有新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因为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平息了这场风波，无形中也稳定了胡适在北大的地位。他还警告那些辱骂胡适的人说：“谁都没有资格去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后来傅斯年与胡适成为莫逆之交。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人经常写信互通信息，傅斯年多次提醒胡适注意国内政治斗争，他曾致信胡适“孔祥熙始终反对先生”，并分析其困境根源，鼓励他坚持立场。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受命代理北大校长，但他坚持“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他评价胡适“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胡适归国前，傅斯年代理校务，处理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胡适到任后，他仍协助处理数月校务。当蒋介石欲任命胡适为考试院长时，傅斯年坚决反对，称 “应永远在野”，帮助胡适保持独立学者身份。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时刻，傅斯年对政府很是失望。有一次，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其实当时傅斯年随身携带了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傅斯年评价胡适 “忍辱负重”，而胡适则称傅斯年为“朋友之中最杰出的天才”，足见彼此敬重。尽管晚年因政治立场分道扬镳，但他们的交往仍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与陈寅恪的交往，要从 1923年的德国柏林大学相遇说起。当时傅斯年从伦敦大学转学而来，而陈寅恪已在柏林潜心研习东方语言学。两人因共同的学术兴趣结缘，尤其是对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都很感兴趣。他们常一起上课，甚至共用同一教授的藏文课堂笔记。傅斯年原本主攻心理学，但在陈寅恪的影响下转向语言学与历史研究。因其他留学生多热衷社交，而他俩则专注于学问，所以被同学戏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陈寅恪曾赠诗傅斯年，称其为“天下英雄独使君”，足见对其学术的认可。 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力邀陈寅恪担任历史组组长。尽管陈寅恪主要在清华任教，傅斯年仍破例允许他 “只担虚名，不管实务”，甚至亲自代其处理组内事务，两人合作完成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与整理。 抗战期间，史语所南迁昆明，傅斯年与陈寅恪同住靛花巷。由于陈寅恪视力极差，行动不便，每当空袭警报响起，众人纷纷逃往防空洞，傅斯年会不顾自身肥胖的身体，艰难爬上三楼搀扶陈寅恪下楼避难。1941年陈寅恪困居香港时，生活窘迫，甚至 “数月食不饱”，傅斯年得知后马上给他寄钱，陈寅恪后来在信中感慨 “何可言谕，九死一生”。 然而，傅斯年性格强势，对学术管理要求严格，而陈寅恪更倾向自由研究，导致后来二人产生了矛盾。傅斯年曾公开批评陈寅恪的档案整理工作 “无重大发现”。1942年后，陈寅恪未按傅斯年要求赴宜宾李庄史语所，而是留在广西大学任教，傅斯年对此颇为不满，两人关系逐渐疏远。 其实他两人还有一些私人的渊源，两人都和国防部长俞大维有关系，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妻子，而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又是俞大维的妹妹。 而与钱穆的争论、纠葛，几乎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开始北大开设 “中国通史课”，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全部课程。傅斯年虽有不满还是同意了。事实上也是，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 “九・一八” 后，傅斯年组织撰写的《东北史纲》，因时间仓促，在史料上出现了一些纰漏。钱穆开玩笑进行讥讽，令傅斯年极为不快。自此之后两人见面就互相掐架，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傅斯年则说钱穆根底肤浅。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反正两人就是互相不对眼。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校北归。傅斯年主持北大工作，很多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但没有给钱穆发聘书。钱穆感到很失落，晚年提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 “特例”。 1949年后，国民党兵败台湾，钱穆突然开始高调指出国民党战败的 “思想责任”，锋芒直指胡适。钱穆很长时间未被选为 “中研院” 院士，虽然也有人说胡适曾多次推举钱穆入选，但每次都被他的“朋友们”否决，直到胡适去世6年后，钱穆才入选院士。 而到了晚年，钱穆很少批评傅斯年。但对于胡适的批评不断，直到89岁，钱穆还撰文说：“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由于性格原因，傅斯年与闻一多也不对付。总之，几位大师斗了半辈子，但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  傅斯年有过两段婚姻。在16岁的时候，由祖父和母亲做主，娶了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丁蘸萃虽然也读过书，只算是初识文字，所以与受过新文化、新思潮影响的傅斯年，无论从知识面上，还是思考的深度都不在一个层面，加上相处时间少，见面也无话可说。 就这样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维持了20年，傅斯年心里一直很痛苦，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所以他决定要离婚。于是他与对方坦诚交谈，并攒了一笔钱给丁蘸萃，随后二人协议离婚。 1934年，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其妹妹俞大彩结婚。这年傅斯年38岁，俞大彩30岁。 俞大彩出生于浙江绍兴俞氏家族，父亲俞明颐为晚清官员，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因此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其平辈兄妹亲戚也不乏人中龙凤：兄长俞大维是著名弹道学家，被誉为 “中国兵工之父”，后任台湾国防部长；表兄陈寅恪，是历史学家；妹妹俞大缜、俞大絪为北京大学教授，弟弟俞大纲为戏曲家。家族与蒋经国等名门望族亦有联姻。 俞大彩出身官宦之家，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精通外语，热爱文学，写得一手好字。可以说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思想，被誉为“江宁才女”。他俩结婚后，家庭关系和睦，夫妻恩爱，婚后育有一子傅仁轨。面对那些艰难的日子，他们共同应对，一家人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1938年9月，昆明再遭轰炸，城里的学校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至龙泉镇，傅斯年在棕皮营村租了块地，盖了五间房，一家三口喜迁新居。当然即使在这里也是不安全的，傅斯年亲手为儿子画了一张旅程图，来记录妻子和儿子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 这段日子虽然艰苦，却也充满温馨。  1941年，多年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的傅斯年终于支撑不住了，被送进重庆中央医院。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住了四个月才出院。 那段时间是难熬的，病床上有人躺着，家里经常会断粮。俞大彩回忆录中写道：“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俞大彩还说很后悔自己失言。 家里经常会没米下锅，俞大彩仍会偷偷瞒着傅斯年到处借钱，生怕影响他养病。虽然时常捉襟见肘，俞大彩对生活从未有过丝毫怨言。由于虚胖，加上过度操劳，傅斯年一直不间断地生病，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与俞大彩相互加油打气。生活中只要有高兴的事，他们总是互相分享。而俞大彩不管多大的困难，甚至典当财物维持生计，她都始终把家庭和丈夫照顾好。 为了支持傅斯年的事业和学术研究，俞大彩一直在家当专职主妇。1949 年随傅斯年赴台任台大校长，家庭状况稍有好转，这位久违了的才女才到台大英语系当教授，又回到了她热爱的专业。傅斯年曾评价俞大彩为 “贤妻良母”。 而处理婆媳关系更显出两人的智慧。在儿子出生后，傅斯年就把母亲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傅斯年很胖，他母亲也很胖，这可能有遗传关系。老太太喜欢吃肥肉，可医生嘱咐过，她这种情况是不能吃肥肉的。 开始俞大彩做饭的时候，坚决不买肥肉，甚至连瘦肉都做得非常少，她对老太太说为她的身体着想，但老太太不领情，说媳妇故意虐待她。而处于中间的傅斯年做法很聪明，直接两边道歉说好话。他对母亲说：“俞大彩这样做，就是关心你。”他又对妻子说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健康重要，快乐也很重要。就这样，一场矛盾完美化解。 后来俞大彩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 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 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的优秀，和母亲李夫人的严厉管教不可分。父亲去世时他9岁，弟弟才7个月。一个寡居妇女，无论家庭如何困难，绝不让兄弟两人辍学，李夫人督促兄弟二人读书，又当妈又当爹，她对兄弟两人管教特别严厉，一旦发现出现过失或者错误情况，马上就会严加责罚。正是因为母亲这种家风家教，也传承了兄弟俩孝顺的传统。 这个火爆脾气的教授，天下没有他放在眼里的人，可当母亲发脾气，他常常会长跪不起，任母亲责骂毫无怨言，直到母亲发完一通脾气，让他起来，他才敢起来。 抗战时期，傅斯年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搬迁事宜，忙得不可开交，无暇护送母亲避难，他特意委托两个侄子护送母亲到安徽避难。南京沦陷，傅斯年辗转来到重庆，两个侄子前来拜访，傅斯年才知母亲未能逃脱出来，他盛怒不已，当场痛打两个侄子。随后，他动用了很多人脉，折腾了近一个月，才将母亲接了回来。 而对于母亲的逃难，他总是很愧疚，并说：“母亲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傅斯年把母亲接到了重庆，安排与弟弟一同生活，生活费用全部由他承担。母亲去世后，傅斯年一手操办后事，他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这个炮火中出生的孩子，承载着父母对民族自尊与抗敌决心的寄托，傅斯年以唐代名将刘仁轨在朝鲜击退日寇的历史典故，为爱子取名“傅仁轨”，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坚决抵抗的决心。 随着战争的蔓延，傅仁轨随家人避难至南京，1937年母子二人逃至江西庐山。1941年，傅仁轨随父母迁往李庄，俞大彩亲自教导他学习，还创办了一所小学，让傅仁轨也在小学里读书。这段童年时光培养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对知识的热爱。1947年，傅仁轨陪伴父亲赴美求医，他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13岁，傅仁轨留学美国，两年后父亲去世，他写信安慰母亲，显出了成熟和坚韧。1957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成为微软公司工程师。 傅仁轨承袭了父母的学者气质和孝顺，他热爱音乐，热爱户外运动，对时事的关注和深度思考，与他父亲傅斯年如出一辙。在每年抗战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中，他会撰写文章，纪念那段苦难而光荣的历史。退休后的傅仁轨与母亲共同生活，直至 1990年俞大彩在台湾病逝。  有人说傅斯年是人间稀有的天才，可能这是一种美誉，但他确实有很多过人之处。从他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有较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能做最细密的研究学问，同时又有大刀阔斧的本领。在性格方面，他的情感是最有张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温柔、富于理智、有条理，是一个可爱的人。可以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特性，在他的身上却融合得恰到好处。 1947年，在发表于延安《解放时报》、重庆《新华日报》的《八路军解放聊城入城三项命令》中，“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赫然纸上，与“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以及“保护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 海源阁图书馆”，是党中央对攻城八路军所下达的三项命令之一，足以得见八路军对傅斯年的敬重。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台北南海路54号的省议会大厅内，傅斯年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没走几步，就开始踉踉跄跄。旁边的人赶忙上前搀扶，他对扶他的人说了句“不好”，然后就倒了下去，被送往医院。蒋介石知道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6个小时之后，医院还是宣布傅斯年突发脑溢血死亡，终年54岁。 后来据说，诱因是在这次会议中，政府要求削减大学经费，取消发给学生的奖学金和补助。傅斯年立马反对，他越说越激动，他甚至吼道：“我们办学，就是要帮学生解决困难，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不幸诱发脑溢血。 两天后的上午，傅斯年的遗体被送往火葬场，数千人自发在雨中为他送行。泥泞的道路上，学生们手持小旗跟在灵柩的后面，旗子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看看我们。” 傅斯年的一生也算风光无限，却两袖清风。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披着破旧的棉袄写文章，两条腿冻得僵硬。妻子叮嘱他早点休息，他却说“这稿费很重要”，又告诉妻子这次稿费不少，让妻子给他做一条棉裤过冬。但终究他没能穿上新棉裤。 令人更加痛惜的是，远在美国念书的儿子傅仁轨，在得到父亲病逝消息时，竟无路费回来为父亲送葬。 傅斯年一生看淡名利，只专注学问。即使后来去了台湾，蒋介石想让他做官，他却说：“做了官，我还敢批评你吗？”谢绝了高官职务。他去世后，有人这样评价他：“先生活着时，我们都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才发现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出来为我们争了。” 傅斯年是一个在权势面前始终能挺直腰杆的硬骨头。1950年，美军麦克阿瑟大将访台，蒋介石亲率政要迎接，每个人都毕恭毕敬。唯有傅斯年，大腹便便坐在会客厅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叼着烟斗，不卑不亢。报纸拍下这一画面，争相报道：“敢和总统、麦帅平坐者，只有傅斯年。”放眼民国，文人中只有两个人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傅斯年。 直至现在，每天台大上课下课的钟声都是21响，人们称它为“傅钟”。因为傅斯年曾经对学生们说过：“一天只有 21 小时，剩下的 3 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最后，借用《孟子》里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结束语，以致敬傅斯年教授：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2025.于四川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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