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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女性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撰文丨陈宝良 陈宝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基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女性生活开始发生诸多变化，女性形象随之改观。她们既是“女士”，趋于知识人化，甚至不乏名士化的倾向；又是“女郎”，人格与行为特征趋于男性化。凭借这两种形象转变，女性得以平等地与文人士大夫交往。明代女性不再是限于家务劳动的内闺，而是成为独立且与男性比较技艺的知识人，甚至具有多元化的知识世界。明代女性知识人的广泛崛起，无疑打破了传统女性的范型人格，使女性生活与人格更趋多样化，进而使女性形象得以重塑。 [关键词] 明代 女性知识人 女郎 知识世界 一、引论：从“女士”“女郎”说起 传统儒家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或为贤妻良母，或为贞女烈妇。各朝正史《列女传》所见的女性，无不给人如此印象。至于女性的职责，则仅限于二：一为“主中馈”，二为“无非无仪”。女性既被拘囿于家庭之内，又被诸多的道德教条所约束。至于女性内具的才情，以及外露的容色，与其说是不受重视，毋宁说是遭到贬斥，德性成为衡量女性是否尽职乃至成功的唯一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迁，女性生活开始发生诸多变化，女性形象亦随之改观。明末女性诗人黄媛贞所咏《题美人图》诗，即为典型一例。细绎诗义，看似一幅美人画像，实则黄媛贞的自画像。身着湘绮衫、蜀罗裙；孤灯寂寂，清影可怜。腕怯婷婷，懒下夜棋；心事重重，梦多相思。寥寥数笔，活脱一个情女的形象。[１]女性诗人黄媛介也有一首《自咏》诗，更是直白地描摹自己。从中可知黄媛介的形象：有诗才，哦柳絮；精书法，学《黄庭》；善丹青，让王维。富有才艺，更是才女的典范。[２]由此不难发现，明代才女既有才情，又不乏容色，俨然一幅全新的女性画像。她们既是“女士”，趋于知识人化，甚至不乏名士化的倾向；又是“女郎”，人格与行为特征趋于男性化。凭借这两种形象转变，女性得以平等地与文人士大夫交往。 “女士”一称，既是自称，又是他称。当女性自称“女士”时，有时又作“女史”。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的“女士”已呈两大变化趋势：一是明人所谓的女士，不再像李易安、朱淑真那样，仅以才见，或“鲜有完德”，或“意多怏怏”；而是一如黄媛介，虽是名家之女，却能做到“寓情毫素，食贫履约，终身无怨言”，[３]这是施闰章对“女士”标准的重新诠释。二是从“女士”向“担簦女士”的转变。所谓担簦女士，其实就是女山人，即那些凭借诗文、绘画技艺与士大夫相交，且藉此谋生的女性知识人。[４]女性知识人凭借知识与技艺，在外闯荡谋生，这无疑是颇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现象。“女郎”一称，多见于文人士大夫的记载，是男性对女性知识人的称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女性诗人，有时以“女郎”称之。[５]汪汝谦《春星堂诗集》卷5有诗句云：“每逢按剑无男子，尤喜谭诗遇女郎。”所列交游之女郎，他自注云：“昔逢王、杨、林、梁诸女史，今遇吴岩子、元文、黄皆令、王端淑诸闺阁。”吴绡《金陵元宵美人灯诗步鸳湖黄皆令韵二首》第一首云：“结来新灯作女郎，西河剑器乍登场。”[６]诗句中“按剑无男子”“西河剑器”云云，足见女郎一称，是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得以凸显，是女性拟男性化的一种表征。 揆诸明代妇女史，女性生活及其形象开始呈现出两大转向：其一，从“柔顺”向“自健”的转向。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女性形象随之发生两种变化：一是“妇妒”之风的盛行，甚至萌生出诸多“悍妇”的形象；二是妇女的“自健”，形塑成一种新型的“健妇”形象，并以此区别于“悍妇”。其二，从“主中馈”向“务外学”的转向。由此，女性不再是限于家务劳动的内闺，而是成为独立且与男性比较技艺的知识人。随之而来者，则是在女性知识人群体中，广泛涌现出“闺杰”。[７]这种闺中雄杰，不但见识高，而且做事相当细腻。她们既是“自健”而不“自贱”的女性，又是博学多艺的知识人。 已有的明代妇女史研究成果，大抵集中于以下两部分：一是关于女性生活及其转向的研究，藉此揭示妇女生活的多样性色彩。诸如：或从整体上探讨一代的女性生活，或探索特色的女性人群“三姑六婆”，或研究明末清初的“悍妻”现象。[８]二是关于才女群体的研究，尤其是关注江南的才女群体。如或以“闺塾师”为切入点，详细考察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或探讨晚明妇女的名士化倾向。[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女士”“女郎”两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而揭示明代女性知识人的形成，以及女性知识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二、女士：女性知识人群体的形成 历史的一半，是女性的历史，只是因为传统男尊女卑思维的制约，导致女性的历史大多湮没无闻。尽管不可遽断一半的知识人是女性，但在女性群体中，确实不乏具有才能、技艺、知识的女性。 识字者不一定是知识人，但知识人显然以识字为基础。相较于男性而言，明代女性的识字人口相对较少。正如明代理学大家吕柟所云：“妇人家他不识字，任一己之私，若顺得来，于理有碍；顺不得来，他更怨恨。”[１０]这是女性大多不识字的一个佐证。当然，上自士大夫家庭，下及普通庶民人家，明代识字妇女仍然不少。以士大夫家庭为例，如周之夔的生母吴庆，“知书识字”，但又“不肯弄笔札”。[１１]这样的事例，同样见于普通百姓人家的妇女。如苏州府嘉定县，有一位“民家妇女”，平日未见喜欢作诗，临终时，却书一绝句给她的丈夫，“悽惋可诵”。[１２]至于商人之妇，有些同样识字。如汪道昆的伯父汪良楷，是一位徽州商人，后“服贾，居浙上游，性多疏，不事籍记”。其妻许氏，“居中主计，凡诸出入若家人产，一切籍记之”。[１３]许氏能替丈夫记账，说明也是识字之人。 明代女性知识人群体，主要由宫闱、闺秀、闺塾师、青楼四种知识人构成。下面分类加以阐释。 （一）宫闱知识人。明代宫廷之中，除却皇后不论，亦多有读书识字之人。宫闱知识人，主要由女官、妃子、公主、宫女四类人构成。明代宫中设有女官，人员主要来自民间，服务于内廷，包括负责宫女的教育。此类女官，不仅识字，而且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如宣德年间的女官司䌽，显然能够赋诗。她曾传下一首宫词，专咏太宗朝高丽权贵妃之事。沈琼莲，字莹中，浙江乌程人。她凭借父兄的关系，得以“通籍掖廷”。当时以《守宫论》一篇作为考试之文。在文章中，她发端即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此论深得明孝宗欣赏，擢居第一，“给事禁中”，并称之为“女学士”。于是，湖州人纷纷称她为“女阁老”。她所作宫体诸诗，更被时人誉为“婕妤、花蕊不足多让”。[１４]明代妃子大多来自民间，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识字，而且能赋诗。如王妃，北京人，“能诗工书”，凭借自己的才色而被明武宗宠幸。她曾在蓟州温泉侍幸武宗，题诗，自书刻石。另外一位王妃，京口人，嘉靖初年，以秀女身份进入宫中，但未曾得到皇帝的宠幸。于是，题诗自叹，有“风吹金锁夜声多”之句。明世宗得知此诗，“览而怜之”，下诏“当御”，随之被宠，册为贵妃，主持仁寿宫之事。[１５]公主、郡主，属于金枝玉叶，她们生在皇家，自小接受很好的教育。如安福郡主，是宁靖王朱奠培的长女，下嫁孔子58世孙孔景文。天顺元年（1457），封为安福郡主。史称她“工草书，能诗”。所传诗集，有《桂华诗集》1卷。[１６] 至于普通的宫女，虽来自民间，亦不乏知书识礼之人。如南宁伯毛舜臣留守南都，洒扫旧宫，见别院墙壁上多有旧宫人的题咏，年久剥落，不可辨识。其中一首题诗，署名云：“媚兰仙子书”，末二句云：“寒气逼人眠不得，钟声催月下斜廊。”可见，这是宫女媚兰所作之诗。宫女夏云英的知识结构，更是呈多样化的趋势。夏云英，周宪王府中的宫人。从周宪王替她所撰的墓志铭可知，云英，山东莒州人，5岁能诵《孝经》，7岁学佛，背诵《法华》《楞严》等经。此外，诸如琴棋音律、剪制结簇，一经耳目，便能“造妙”。13岁时，被选为周宪王世子的宫人。永乐十六年（1418）六月去世，年仅24岁。云英既“洞明内典”，又“雅好文章”。她曾取《女诫》“端操清静”之义，将自己的闺阁命名为“端清”。著有《端清阁诗》1卷，共69首，又作《法华经赞》7篇。[１７]可见，云英的知识构成，既有儒家经典知识，又有佛教内典知识，甚至还包括文学知识。 （二）闺秀知识人。闺秀知识人由官宦夫人与闺秀女子组成，她们成为明代女性知识人的主体，且有自己的交游圈。明代官宦夫人，很多出自官宦人家，且所嫁丈夫也是官员，或者儿子出仕为官。官宦夫人成为闺秀知识人，其例俯拾即是。如陈德懿，都御史李昂之妻，道州知府李士魁之母。她的父亲陈敏政曾任南康知府。陈德懿通达往典，谙练时务，晚年尤其工于诗词，作有诗4卷。邹赛真，当涂人，为国子监监丞濮氏之妻，封为孺人。女儿秀兰，是少师费宏的夫人。邹氏博学攻诗，时人称为“女士”，自号“士斋”，著有《未斋诗》3卷，费宏替她的诗集作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嘉兴，“雅擅名家，独推闺咏”。可见，嘉兴很多官宦夫人，均属女性诗人。如青峨居士姚氏，是范君如的妻子，著有《玉鸳草》；白雪才人项氏，嫁入黄学士家，著有《月露吟》。[１８]至于大家闺秀成为女性知识人，更是其例甚多，不赘引，仅以文徵明之女为例加以说明。文徵明之女，嫁给王子美为妻。史称她“好学”，号称“博洽”，善于作诗。她曾作有《明妃曲》，云：“当时只儗杀画工，谁诛娄敬黄泉道。”[１９]该诗收之彤管，不让前人。 （三）闺塾师。毋庸讳言，女子上学堂，不过是“三言”“二拍”与《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场景而已。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即明代的大家闺秀，有时甚至是普通庶民人家的女子，有些确实自小接受过识字教育，甚至包括儒家经典教育。相关的女子教育观，以吕坤之说最具典范性意义。吕坤的女教观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古之贤女，未尝不读书”，尤其需要读《孝经》《论语》《女诫》之类的书籍；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女子“弄文墨”，不可从事“诗辞歌咏”。[２０]这就牵涉到明代的女教与女教书问题。明代很多女性，自幼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如毛钰龙，是刘守蒙的夫人，御史毛凤韶之女，“少读书，通目辄诵，老而为诗益工”。[２１]应节妇，姓陈氏，台州仙居人，处士陈从谦之女，嫁同县人应宗儒。这位应节妇，“幼端静，不妄言笑，性尤明悟女工。暇则读书，通《孝经》《小学》《论语》”。[２２]黄绾的母亲鲍允俭，“稍长，端庄颖慧，能读《女孝经》《小学》诸书，知通大义。”[２３] 在女性教育过程中，出现了“壶师”的称谓，别称“女师”“闺塾师”。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专职的女性教师，是新型的女性知识人。女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分为两种：一是教授女红。如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母亲陈氏，“通《四书》及诸小部史”。不过，她并不教庸儿经典知识，只是教邻舍女子“纴绩”。陈氏外出，后面常有十数个“壶师”追随。[２４]二是教授女子儒家经典知识与文艺技能。如有一位姓石的吏部官员，其女号称“知书”。该官员专门从京城“遣书币”，聘请黄媛介为“女师”，训导自己的女儿。[２５]其后，应一位赵姓工部尚书之聘，黄媛介再次来到京城，“训其诸孙女”。[２６]张岱在赠给黄媛介的诗中有云：“越中近日盛女师，柳絮才高多咏雪。”[２７]这些“女师”，如陈文述称黄媛介，能诗善画，“适杨世勋元功，偕游江湖，为闺塾师”。[２８] （四）青楼知识人。青楼女子，名落贱籍，身份极其低下，这一点毋庸置疑。值得注意的是，以教坊司为中心的南京秦淮，一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冶游之地，那么，随之而来者，则是色艺俱全的名妓辈出。青楼之地，名士荟萃；冶游之乡，顿成雅聚。名妓不但博学多才，而且多才多艺，她们同样是新型的女性知识人。如正德年间，临清妓女赛涛，擅长词翰，因词翰能赛薛涛，故号“赛涛”，所作诗词，结集为《曲江莺啭集》。赵燕如，名丽华，小字宝英。在她13岁时，即“录籍教坊”。她不但容色姝丽，应对便捷，而且“能缀小词，即被入弦索中”。[２９]尤其是卞玉京，号“玉京道人”，籍贯未详，或称是南京人。玉京多才多艺，知识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她既“知书，工小楷”，书法逼真王羲之所书小楷《黄庭经》；又“能画兰，能琴”，琴亦妙得指法。此外，玉京“好作小诗”，曾题扇送人入蜀一诗，云：“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薛涛。”吴伟业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又填词《西江月》《醉春风》，均为玉京而作。[３０] 三、粉黛山人：女性知识人的名士化 女性擅长吟咏，自古已然。明代女性也不例外。钱谦益所辑《列朝诗集》，列有“香奁”一门，专收女性诗人之作，足见女性在明代文坛列有一席之地，且有名士化的倾向。明代的女性知识人不再跼蹐于家庭，而是迈出大门，奔向社会；女性知识人的活动区域，不再限于本乡本贯，而是走向他乡；女性知识人的知识交流，不再限于同性之间的诗词唱和，而是跨越性别，主动与男性文人士大夫交游，进而融入男性社交圈。随之而来者，则是“女山人”这一知识人群体的崛起。 （一）女性知识人的内在交游圈。明代女性知识人的内在交游圈，大抵包括以下两个。 其一，家庭或者家族女性知识交游圈。换言之，闺阁诗人本身内具一种家族性。这样的家庭或家族，其例俯拾即是，不妨引述数例如下。 一是华亭张氏家族女性知识圈。华亭张孺人王氏，名凤娴，是解元王献吉之姊，进士张本嘉之妻。她有两个女儿：张引元，字文姝；张引庆，字媚姝。母女三人，“皆工翰藻”，自相唱和，有《焚余草》《双燕遗音》等作品行于世。[３１]这是由母女构成的知识交游圈。 二是桐城方氏家族女性知识圈。吴令仪，字棣倩，桐城人，左谕德吴应宾仲女，兵部侍郎方孔炤之妻。吴应宾“翰苑硕儒，精通内典”。吴令仪“积习风教，相夫教子，具有仪法”，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方维仪与吴令仪属姑嫂关系，“搜其遗稿传世”。方孟式，字如耀，桐城人。父大理寺卿方大镇，弟兵部侍郎方孔炤，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之妻。她“志笃诗书，备有妇德”，著有《纫兰阁前后集》8卷。方维仪，方孟式的妹妹，嫁与姚孙棨，“再期而夭”。丈夫死后，回到娘家，在清芬阁守志，著有《清风阁集》7卷。回到方家后，她与娣妇吴令仪，“以文史代织纴”，教导侄子方以智，“俨如人师”。此外，她又删节古今宫闱诗史，主张“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多被君子称道。[３２]可见，吴令仪、方维仪、方孟式三人，娣姒之间，形成一个以诗赋为主体的知识圈。 三是鄞县屠氏家族女性知识圈。屠瑶瑟，字湘灵，屠隆之女，士人黄振古之妻，鄞县人。沈天孙，字七襄，沈君典第三女，屠隆之子屠金枢之妻，宁国人。屠隆与沈君典是同榜进士，加上嘉兴冯梦祯，三人属于文章意气之交。屠瑶瑟、沈天孙，实属屠隆、沈君典的爱女，两人年少时，均是明惠之人，“读书诵诗，能记他生之所习”。沈君典死时，沈天孙年方17，嫁与屠金枢。屠瑶瑟出嫁黄振古后，又时时归宁。于是，瑶瑟、天孙，互相“征事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墨狼籍”。加之屠隆的夫人亦熟谙篇章，两人每有讽咏，就与其商订。屠隆有诗云：“姑妇驩相得，西园结伴行。分题花共笑，夺锦句先成。”确实称得上是一家的盛事，亦一时之美谈。瑶瑟、天孙死后，两家兄弟汇刻其诗，命名为《留香草》。[３３]姑妇、姑嫂之间，形成一个以诗歌为主体的知识圈。 四是苏州赵氏家族女性知识圈。陆卿子，尚宝司卿陆师道之女，太仓赵宧光之妻，苏州人。赵宧光、陆卿子夫妇，偕同归隐寒山，手辟荒秽，疏泉架壑，善自标置，引合胜流，加之陆卿子工于词章，翰墨流布一时，名声籍甚，以至被誉为“高人逸妻，如灵真伴侣，不可梯接也”。其实，陆卿子学殖优于其夫远甚。卿子少刻《云卧阁集》，沿袭襞绩，未能陶冶性情。晚年名声愈重，应酬牵率，凡与闺秀赠答，不问妍丑，必以胡天胡帝为词，不免有刻画无盐之诮，世所传《考槃》《玄芝》二集，即是如此。至于赋诔之作，步趋六朝，典雅可诵。陆卿子的儿媳文淑，点染写生，自出新意，被画家称为“本朝独绝”。[３４]夫妇、婆媳之间，形成一个以文字、诗赋、翰墨为主体的知识圈。 五是嘉兴黄氏家族女性知识圈。沈纫兰，字闲靓，参政黄承昊之妻，学士黄洪宪儿媳，嘉兴人，著有诗集《效颦集》。沈纫兰的仲女黄双蕙，字柔嘉，髫年喜禅悦，绝意家室。她曾在诵经时，听闻鸟声，有诗云：“迦陵可解西来意，又报人间梦不长。”可见，黄双蕙善于赋诗。黄承昊的从妹黄淑德，字柔卿，是黄洪宪的侄女，士人屠耀孙之妻。髫年通文史，解音律。夫亡后，自誓长斋礼佛，坐卧于一座小楼。项兰贞，字孟畹，黄洪宪侄子黄卯锡之妻。嫁与卯锡后，学诗十余年，多与黄双蕙唱酬，有《裁云》《月露》二草。临殁时，书一诗与卯锡诀别，道：“吾与尘世，他无所恋，惟云、露小诗，得附名闺秀后足矣。”其自赞画像，亦有相同的意思表达，足见女性知识人的恋名之风。嘉兴黄氏一家，“彤管之盛，萃于一门，亦近代所未有也”，[３５]堪称实录。这是母女、姑侄以文学为主体的知识圈。 六是吴江叶氏家族女性知识圈。沈宜修，字宛君，山东按察副使沈珫之女，工部郎中叶绍袁之妻，吴江人。叶绍袁少而韶令，有“卫洗马、潘散骑”之目。沈宜修16岁时嫁与叶绍袁，璚枝玉树，交相映带，“吴中人艳称之”。宜修生有三女：长女纨纨，字昭齐，3岁即能朗诵《长恨歌》，13岁即能作诗。书法遒劲，有晋人之风，嫁赵田袁氏。次女蕙绸。幼女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小鸾4岁即能背诵《楚辞》，10岁时与其母初寒夜坐，母亲云：“桂寒清露湿”，小鸾随即应云：“枫冷乱红凋”，众人喜其敏捷。12岁，发已覆额，姣好犹如玉人，“工诗，多佳句”。14岁能弈，16岁善琴，且能模画山水，写落花飞蝶，均有韵致。小鸾每日临摹《洛神赋》及《藏真帖》一遍，静坐疏香间，薰炉茗椀，与琴书为伴。从沈宜修替自己女儿叶小鸾所作传记可知，叶小鸾兼有林下之风，闺房之秀。叶氏三姊妹，均兰心蕙质，号称“天人”。叶绍袁偃蹇仕宦，跌宕文史。于是，沈宜修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步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宜修、纨纨、小鸾死后，叶绍袁集宜修之诗，命为《鹂吹》；集纨纨之诗，命为《愁言》；集小鸾之诗，命为《返生香》；再加之哀挽伤悼之作，汇为遗集，还包括叶蕙绸伤悼姊妹而作的《鸳鸯梦》杂剧，总命为《午梦堂十集》，盛行于世。[３６]这是诸姑、伯姊、娣姒之间形成的以诗文为主体的知识圈。 其二，超越家庭或家族的女性知识人交游圈。明代的女性知识圈，显然并不完全受限于家庭或家族，她们有自己的同性社交圈，闺秀之间，互有赠答。同性社交，除了宗教性的结社之外，有时甚至模仿文人习气，结成诗文之社。随之而来者，则使明代女性的知识交游圈开始突破家庭或家族，转而使区域内的女性知识人得以互动。万历年间的北京，张秉文、孙昌裔、翁为枢三人同中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他们携带家眷，一同在京为官。承平时期，女子随夫宦游，每遇岁时伏腊，交好之间，大多喜欢“以粔籹花胜相诒”。唯这三家家眷，独具特色，是以“篇咏相往复”。崇祯初年，张秉文前往福建为官，孙昌裔的夫人蒋玉君、翁为枢的夫人吴慧，替张秉文的夫人方孟式刊刻诗集，各自撰写序言，并承担诗集的校雠。[３７]相同的例子也见于陆卿子与徐媛的交游。正如前述，陆卿子是苏州陆师道之女赵宧光之妻。徐媛，字小淑，按察司副使范允临之妻。徐媛多读书，好吟咏，著有《络纬吟》。她与陆卿子互相唱和，苏州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称誉，流传海内，号称“吴门二大家”。[３８] 在明代，女性知识人之间的交往颇为频繁。以黄媛贞为例，她所交往的闺阁诗友很多，胪列如下：“徐娘”。黄媛贞《留别徐娘》诗云：“远风携日影，分我旧相知。天易各云水，人难话别离。临春一情默，对月两边思。未敢违清训，论交梦上期。”[３９]“赵夫人”，苏州人。黄媛贞《寄赠吴中赵夫人二首》云：“日南珠生天地清，林山气高玄鹤鸣。草木深深风月古，远慕吴中高尚名。昔予梦访幽居所，求之再三方一许。墨光泠泠彩色飞，鹦鹉欲言花解语。”[４０]石城女子李柁那，善画水仙。黄媛贞《石城女子李柁那善画水仙赋赠》诗云：“相知未得以相亲，宛转风中意气新。腕媚纤毫生秀色，情闲轻墨卷芳尘。须知有影还留月，莫道无香欲近春。回首白云空望眼，不能千里问佳人。”[４１]这些诗友多有赋赠媛介之诗。如嘉兴沈纫兰，有《禊日怀黄皆令却寄》诗，中有“丽日念古集，乐事竞水戏”之句，说明这些女性诗人模仿男性文人，在修禊日聚首。山阴胡紫霞，有《上元雅集同黄皆令王玉隐玉映陶固生咏》诗，足证这些女性有上元雅集之举，且“凤楮来佳韵，鸡窗共讨论”，甚至“续史颁彤管，评文降玉轩”。[４２]山阴朱德蓉，有《黄皆令过访》《送黄皆令往郡城》《送别黄皆令》诸诗。其中云：“好鸟得其侣，举翼双翱翔。胶漆两不解，金石安可访。”足证两人关系之深。[４３]山阴祁德渊，有《访黄皆令不遇》《夜坐有怀皆令》《赠别皆令》诸诗。其中云：“梦中不识路，未可诉相思。”又云：“片帆南淮离愁结，古道河梁别思生。”足见两人别离相思之苦。山阴祁德琼，有《送别黄皆令》《和黄皆令游密园》《采菱和黄皆令》《吴夫人上元燕集以病不克与遥和黄皆令原韵》诸诗。诗句有云：“十年往事悲星散，千里交情共月圆。”足见两人交情之深。[４４]在这些女性诗人的交往中，通常互相承认是“闺友”。如嘉兴归淑芬在《东坡引》调词中，其标题直称“泛舟访皆令闺友”。[４５] 女士有坛坫，这是明代女性知识人模仿男性文人的结果。这类聚会结社，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宗教性的聚会。从黄媛贞《大士圣诞举涤尘会于无隐庵后花朝七日得因字（代作）》诗中，可知明代女性知识圈内存在着一种宗教性的集会，即所谓的“涤尘会”，这无疑是女性知识人共同的观音大士信仰所致。[４６]二是文学性的诗社。黄媛介有《别祁太夫人并弢英诸社姊舟中作》诗，足见女性诗人之间结有诗社，且互相称“社姊”“社妹”。[４７]女性知识人结社，有时又称“盟姊”“盟妹”。吴琪《黄媛介人物册页题跋》云：“虽然，予盟姊皆令，一代班曹，文章学业，言妙天下，非名山概论也与。”[４８]一个“盟姊”称谓，可见有结盟、结社倾向。 （二）女性知识人超越性别的交游圈。明代女性知识人的交游，并非局限于同性之内，有时会超越性别，积极与文人士大夫交游，藉此确立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女性知识人超越性别的交游，丈夫无疑是男性的第一人选，且通常以夫唱妻和这种形式呈现。如明初工于书法的苏州人陈继有一位侍姬，辩慧知书，别号“梅花居士”。每当陈继苦吟且忽忽多所遗忘之时，这位侍姬“辄能记之”。换言之，陈继笔墨之事，往往由这位侍姬掌管。[４９]闺房唱和之乐，不难想见。 当然，明代女性知识人与男性的交游，并不仅限于自己的夫婿，而是积极走向社会，与文人士大夫唱和交游。正德年间，南京青楼知识人赵燕如，生性豪宕任侠，“数致千金数散之”。她与当时的名士，诸如朱射陂、陈海樵、王仲房、金白屿、沈勾章等，均有交游。燕如年长之后，一概捐弃粉黛，杜门谢客，但仍与各位名士交好如初，甚至以兄妹关系相处。如沈勾章曾替赵燕如作传，称赵燕如不止是平康美人而已，若是身具须眉，当不在剧孟、朱家之下。[５０]薛素素，嘉兴青楼女子。她善诗、善书、善画、善琴、善弈、善箫甚至走马、射弹，号称“十能”。万历三十年（1602）中秋，冯梦祯、徐茂吴大集于西湖，素素自秀水“驾一艇迹之，五鼓会于六桥”，堪称一大“豪举”。[５１] 万历年间，桃叶渡边的秦淮名妓，大多与名士、士大夫有交游。名士在秦淮结社，名妓很多参与其中，一度被人艳称。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有“词客”30余人，大会于秦淮水阁，袁中道为其中之一。当时参与其事者，有“女校书”二人，分别为朱无暇、傅灵修。[５２]万历三十九年，南京秦淮有诗社，会集天下名士，秦淮名妓朱无瑕参与其间。她的诗一出，“人皆自废”，[５３]可见诗才颇高。又秦淮名妓沙宛在，字未央，善弦管，工楷书，著有《蝶香集》《闺情》。李流芳即与沙宛在、张冷然两位“女郎”有交往。他曾画了一幅柳树，赠予张冷然，并题诗道：“断桥堤外柳如丝，愁杀春风烟雨时。见说美人能爱画，的应将此斗腰肢。”冷然得此赠画，极其珍重，“数持以示人”。[５４]李流芳又有诗两首，寄答张异之，兼而问询沙、张两位女郎。[５５]在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中，女性知识人通常会与他们唱酬相和。樊增祥《高阳台》词注有云：“皆令富于才色，恒从诸名士游。”[５６]可见，黄媛介多与名士交游。如张岱有赠黄媛介诗，诗中有云：“右军书法眉山文，诗则青莲画摩诘。”称赞媛介书画诗文“四绝”。[５７]黄媛介又有《和吴梅村》诗，说明她与吴伟业也不乏唱酬之举。[５８] （三）“女山人”的崛起。山人有男女之别。山人之风，起于嘉靖、隆庆年间。至明代末年，女性山人随之崛起。女性山人，稍为隐晦的称谓，叫“担簦女士”；稍为雅致的称谓，叫“粉黛山人”；稍为直白的称谓，叫“女山人”。钞本《明事杂咏》云：“山人一派起嘉隆，末造红裙慕此风；黄伴柳姬吴伴顾，宛然百谷与眉公。”注云：“黄媛介常在绛云楼伴河东君，吴岩子常与横波夫人游，所谓女山人也。较之山人，尤风流可传。”[５９]“河东君”指钱谦益之妾柳如是，“横波夫人”则指龚鼎孳之妾顾媚，而黄媛介、吴岩子即为女山人。可见，当时的女山人、女清客，或以书画，或以诗词，均非幸致。 黄媛介，字皆令，嘉兴人，儒家之女，能诗善画，曾在钱谦益之绛云楼陪伴柳如是。吴岩子与她的女儿卞玄文，均有诗名，与黄媛介交好，曾为横波夫人顾媚的“女伴”。[６０]除了黄媛介、吴岩子之外，王微也算得上是女山人。王微，字修微，广陵人，自号“草衣道人”。7岁失去父亲，流落于北里。长大以后，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于苏州之间。所交游之人，均为胜流名士。[６１] 黄媛介有《小春同女伴写怀》诗，可见女山人是有“女伴”的。[６２]“女伴”云云，究竟是闺秀成为女山人的女伴，还是女山人成为闺秀的女伴，诗中并未明言，然从女山人的身份地位而言，更多的还是她们成为闺秀的女伴。不过，在她们眼中，或许亦视闺秀为自己的女伴。黄媛介有《眼儿媚》词，专咏“谢别柳河东”，其中词句云：“曾陪对镜，也同寻月，常伴弹筝。”[６３]“柳河东”即指“河东君”柳如是。黄媛介又有《题楼居赠女伴》诗，云：“十二朱阑映碧流，佳人倚遍不知愁。远山翠黛遥相向，日日妆成懒下楼。”[６４]吴伟业诗在论及柳如是与黄媛介的关系时，有云：“绛云楼阁敞空虚，女伴相依共索居。”[６５]这种女伴生活，显然难以得到传统观念的认同。以黄媛介为柳如是女伴为例，据黄涛诗注所言，黄媛介往来虞山、白下，其兄黄平立曾寄书，责怪黄媛介“女伴唱和为非礼”。[６６]虽属“非礼”，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女性知识人，成为闺秀的“女伴”，通常也是维系家庭生计的一种无奈选择。 女性一旦成为知识人，且日趋名士化，势必受到男性名士的影响，进而感染上“文人相轻”的习气。正如前述，徐媛与陆卿子两人，多读书，好吟咏，且互相唱和。当时苏州的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赞誉。一旦流传海内，即被誉为“吴门二大家”。如此的荣誉，自然会遭到一些女性知识人的嫉妒。如桐城方孔炤的夫人吴令仪，也擅长吟咏，即大为不服，对徐、陆二人的行径，不免有所讥刺：“偶尔识字，堆积龌龊，信手成篇，天下原无才人，遂从而称之。始知吴人好名而无学，不独男子然也。”[６７]此类訾謷之语，显然是明代女性知识人话语权之争的真实反映。 四、闺阁雅宗：女性知识人的知识世界 明代女性知识人凭借其丰富且精湛的知识技能，深受闺阁、士大夫的称赏。以闺媛诗人为例，她们以文翰与当世之人酬应，且各具个性与特色。如王玉映“以才胜”，黄媛介“以法胜”。王端淑所辑《名媛诗纬初编》卷9，更是称黄媛介“倚马自命，落纸如烟，三吴八越，啧啧称赏，宜矣”。清人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称黄媛介为“闺阁雅宗”。[６８]这一称谓的出现，大抵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女性知识人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深得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并由此确立了她们在知识界的地位。 （一）女性知识人的知识来源。明代女性知识人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传授者的知识传授；二是从书籍中汲取知识。以前者为例，父母的课读，应该说是女性知识最为重要的来源。此外，士大夫家族的闺秀，在父母课读其兄弟时，同样可以获取部分知识。如安人屈氏，华阴人，是韩邦靖的妻子，其父官至都御史。在她十余岁时，她的父亲“课诸儿读经史”。她在旁刺绣，于是“窃听背诵，通晓意义”。[６９]黄媛介亦是如此，她生性淑警，听到兄长的读书声后，即“欣然请学，多通文史”。[７０] 女性借助于抄书，同样可以作为扩充自己知识的来源。如节妇文氏，“手钞书六十卷”，[７１]即为典型的例证。至于女性获取知识的书籍，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儒家经典，如《小学》《孝经》；另一类是女教书，如《女孝经》《姆训》。如黄绾之母鲍氏，其父为颍州知府，多藏古书。鲍氏年少之时，跟随父亲学习《小学》《孝经》。至晚年，犹能背诵这两部经典。至于《女孝经》，由唐代妇人郑氏所作，其文拟《孝经》，多述经史，通常也成为妇女学习的主要内容。[７２]明人黄佐所辑《姆训》一书，显然也成为明代女性知识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该书的知识来源，主要以《内则》《曲礼》《诗传》为主，兼及《列女传》《女戒》《家范》，藉此阐述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成为“女师”教导女性的主要教科书。[７３] （二）女性多元化的知识世界。就知识结构而言，明代女性知识人并非仅仅从“女教书”中汲取知识，而是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知识世界。张岱称黄媛介为“一个名媛工四绝”，是一位巾帼“异人”。所谓“四绝”，即书、画、诗、佛，“右军书法眉山文，诗则青莲画摩诘”，是“才子佳人聚一身，词客画师本宿业”。[７４]女性知识人知识结构的多样性，在黄媛介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博极群书，通晓儒家经史知识。尽管明代很多女性知识人幼年聪颖，“博极群书”，但儒家经史知识始终是她们知识结构的内在主流。如周宪王府中的宫人夏云英，5岁即能背诵《孝经》。她对《女诫》一书颇为娴熟，甚至以《女诫》“端操清静”之义，将自己的书阁命名为“端清阁”，诗集亦称《端清阁诗》。杨慎的继室黄氏，“博通经史”，且工于笔札。端淑卿，教谕端廷弼之女。幼年时跟随父亲游宦，每日在宦邸阅读《毛诗》《列女传》《女范》。及笄之后，更是“博通群书”。林娙，字美君，福清人，姓王氏，嫁与林初文。其父王雪窗，曾任番禺县丞。林娙一出生，其父就教她《孝经》，6岁即能通晓。黄幼藻，字汉宫，莆田塘下人。13—14岁之间，就“工声律，通经史”。徐氏，莆田人，精于史学，曾批点二十一史，读过六朝、隋唐史论数十篇。[７５] 其二，精于吟咏，娴习文学知识。明代的平康女子，不乏能诗之人。秦淮名妓诗选的刊刻，即为典型一例。冒伯麐曾有《秦淮四美人选稿》，其中所收，包括下面四位秦淮名妓作品：郑如英，小名妥，字无美；马湘兰；赵彩姬，字今燕；朱无暇，字秦玉。[７６]自闺秀诗人黄媛介出，更使女性之诗出现了“两反”的现象：一是男性不能诗，反而妇人多能诗。换言之，随着男性诗人“旧殖既落，转喉多讳”，最终导致“尽缩手以让妇人”。二是女性能诗，以笔墨自娱，并非为了炫名，而是为了“资生”。[７７]明代女性论诗，见解独到。如孟淑卿，县学训导孟澄之女，苏州人。她说：“作诗贵脱胎化质，僧诗贵无香火气，铅粉亦然。”其意是说，女性之诗，应该脱去“铅粉”之气。在论及宋代女性诗人时，她称朱淑真尚有“俗病”，唯有李清照，才真正做到脱胎化质。诸如此类的诗论，已为当时的士林所赏。草衣道人王微，在为自己的诗集《樾馆诗》所作自叙中，有云：“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参诵之余，一言一咏，或散怀花雨，或笺志山水，喟然而兴，寄意而止，妄谓世间春之在草，秋之在叶，点缀生成，无非诗也。诗如是可言乎，不可言乎？”[７８]主张诗为自然的产物。 其三，游戏翰墨，富有艺术修养。明代女性知识人，或工书画，或长于古董鉴定，或谙琴棋音律，或善图章雕刻。周宪王宫人夏云英，在进周王府之前，“琴棋音律，剪制结簇，一经耳目，便皆造妙”。安福郡主，“工草书”。陈鲁南的继室马氏，书法效仿苏东坡，“得其笔意”，且“善山水白描”。山东布政使张秉文的夫人方孟式，出自著名的桐城方氏家族，“绘大士像，得慈悲三昧”。孙瑶华，徽州汪景纯之妾。景纯好古书画鼎彝，经孙瑶华的鉴别，“不失毫黍”，因此受到王稚登的称誉，以“今之李清照”加以比拟。南京妓女朱斗儿，号素娥，从陈鲁南学习绘画笔法，能够画山水小景。姜舜玉，号竹雪居士，隆庆年间南京旧院之妓，“工诗兼楷书”。马湘兰，名守真，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善于画兰，故以“湘兰”之名独著。马珪，字文玉，“善讴、善琴、善画”。马如玉，字楚屿，南京旧院之妓。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她“熟精文选唐音”，善于“小楷八分书及绘事”。[７９]韩约素，印章艺人梁秩的侍姬。幼年归于梁秩后，即能识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随梁秩学治石、刻章，“颇得梁氏传”。王微、杨宛、柳如是，均以能诗名于天下，其实无不依靠名流巨公，“以取声闻”。而韩约素则不同，不过一弱女子，所嫁仅仅是一位老寒士，却能凭借小小图章，让人“尚宝如散金碎璧”。[８０] 其四，崇信佛道，熟谙宗教知识。明代很多女性知识人，自幼学佛，精通禅理，且有独特的佛教观。如周宪王府宫人夏云英，7岁学佛，能背诵《法华》《楞严》等经。22岁时，更是受菩萨戒，习学《金刚》密乘，“不二载，洞明内典”。[８１]黄媛贞《五夜雨分得钱字诗》诗云：“坐久思愈淡，闲来学问禅。”又《深夜礼佛》诗云：“一缕炉烟上，冷然夜景虚。清灯寒若此，闲月白何知。”[８２]黄媛介有《天竺进香因登见心阁》诗，云：“觉路初登即见心，对窗一碧写高岑。蝉声欲断泉声近，尘念应除道念深。”[８３]信佛、问禅、进香的日常生活，跃然纸上。至于那些青楼女子，因身处卑微，更多出世之想，皈依禅悦。如王微，7岁时曾流落北里。已而忽有警悟，“皈心禅悦”，甚至前往五乳峰参谒憨山大师。郑如英，朝夕焚香持课，居然有“出世之想”。她寄冒伯麐诗云：“浪说掌书仙，尘心谪九天。皈依元夙愿，陌上亦前缘。”显已一语道破。南京旧院之妓马如玉，受戒栖霞山苍霞法师，易名“妙慧”，专门劝人学佛，遍游太和、九华、天竺诸山。[８４] 其五，参悟人生，心求自由。女性知识人的人生追求，显然已经不同于守在家室的普通女性。她们既从儒家经典中汲取道德价值，又从游历中拓展生活空间，甚至不乏认同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追求。黄媛贞《雪窗闲坐》诗云：“人生若天地，岂得无晴阴。”她们相信人生犹若天地，有晴有阴，有顺有逆，不妨顺其自然。她们感慨人在世上，居世易，做人难。如黄媛贞《感慨》诗云：“春秋花月催人大，夙夜闲忙结恨端。碌碌但知居世易，茫茫不解做人难。”所谓“居世易”，无非是与世浮沉，和光同尘。所谓“做人难”，并非专指做女人难，更是指获取个性自由的艰难。黄媛贞《春日即景》诗，已经直言道出自己追求的是“心自由”，不愿成为一个恪守闺房画楼的闺秀，更愿做一个饱览新花新草、听闻一声莺语，甚至不妨去学“泛舟”的“游女”，前去欣赏“融融春色亭园景”。[８５] 与男性文人士大夫一样，女性知识人也喜欢以物比德，尤其喜以梅、松、竹比拟自己的德性。黄媛贞《晓起对梅花漫赋》诗，以梅自况：“色透高天和晓日，气凌新景逗先春。本来洁白自家色，傲得群芳不敢亲。” 又有《问梅自感》诗，云：“不随蜂蝶乱，松柏伴孤清。”她更喜“共松为伴”“同竹作邻”，以此表达自己的“贞心”与“素质”。[８６]随之而来者，女性知识人自然也带有一些名士的气质。如黄媛贞《晓起对梅花漫赋》诗，自言愿意做一个“幽人”。在《杂书二首》中，有一首云：“春夏不我言，安心理人世。泠泠明月中，尝得闲滋味。”[８７]诗有晚明名士之气，且喜品尝悠闲的滋味。 五、余论：女性知识人形象的重塑 传统道德形塑而成的女性形象，大抵不外乎二：一是“主中馈”，女性的职责在于主持家柄，并不需要参与室外的事务，随之被形塑成“贤妻良母”一类的内助典范；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以德性为主，才艺为次，即使有才，亦不必炫耀其才，于是女性被形塑成贞女、烈妇的道德典型。 明代女性知识人的广泛崛起，无疑打破了传统女性的范型人格，使女性生活与人格更趋多样化，进而使得女性形象得以重塑。女性形象的重塑历程，分为以下三个步骤：一是女性生活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走出家庭，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二是女性不再以女红为日常，而是走出绣房，旨在以才艺抒发自己的情感；三是青楼知识人不再限于爱俏、爱钞的定型认知，而是不乏义侠之举，是真正的女英雄。 毫无疑问，明代的女性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即使是普通女性，也不再是安于家庭的女性，而是成为习惯于“浓妆”的“游女”。[８８]至于那些识字且有知识的“名媛”，更是“错将词赋唤云霞”，[８９]不再埋首绣房，绣出云霞，而是展示词赋才艺。作为女性生活样貌集中体现的美人图与仕女图，不仅仅是姿态鲜妍，神情逼肖，而且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无论是男性所绘的美人图，还是女性所画的仕女图，女性知识人的生活，不再限于“晓妆”“午睡”“倦绣”“初浴”“祷月”“楼头”“秋千”“扑蝶”“焚香”“绣像”之类的老旧场景，而是将视角转向女性知识人全新的生活场景，诸如“踏春”“对奕”“弹琴”“洗砚”“吟咏”“著书”等。[９０]全新的女性知识人样貌，随之脱颖而出。女性美色不妨雷同，生活却更显丰富多彩。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著，赵青整理：《黄媛贞黄媛介合集》，杭州：浙江古籍出 版社，2021年，第27-28页。 [２]黄媛介：《黄媛介集·湖上草》，《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18页。 [３]施闰章撰，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卷17《黄氏皆令小传》，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1册，第352-353页。 [４]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86页。 [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女郎羽素兰》《会稽女郎》《王女郎》《女郎潘氏》《女郎周玉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册，第773、761、750、742、737页。 [６]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钱塘汪汝谦》《酬唱追怀·苏州吴绡》，《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00-301、322页。 [７]冯梦龙：《情史》卷2《情缘类·刘奇》，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册， 第51页。 [８]相关的论著，分别有陈宝良：《明代妇女生活》，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年；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赵毅、赵轶峰：《悍妻现象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第4辑，中国明史学会，1994年。 [９]相关的论著，分别有〔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宝良：《女务外学：晚明妇女的名士化倾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张杰：《才女为何？——明清江南社会对“才女”群体的社会认知与秩序生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１０]吕柟撰、赵瑞民点校：《泾野子内篇》卷7《鹫峰东所语》第12，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页。 [１１]周之夔：《弃草集·文集》卷8《生母吴如人行状》，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3册，第1172页。 [１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嘉定妇》，下册，第744页。 [１３]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43《先伯母许氏行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册，第925页。 [１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王司䌽》《女学士沈氏》，下册，第724页。 [１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王妃》《王庄妃》，下册，第724-725页。 [１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安福郡主》，下册，第726页。 [１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宫人媚兰》《夏氏云英》，下册，第725-726页。 [１８]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31《文集》9《黄媛介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册，第712-713页。 [１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附见《文彭、文嘉》，上册，第307页。 [２０]吕坤：《四礼翼·昏前翼·女子礼》，载氏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下册，第1357页。 [２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刘文贞毛氏》，下册，第731页。 [２２]黄佐著、陈广恩点校：《泰泉集》卷57《传》下《应节妇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下册，第1247页；黄绾撰、张宏敏点校：《石龙集》卷23《应节妇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54页。 [２３]黄绾撰、张宏敏点校：《石龙集》卷26《先母太淑人墓志》，第387页。 [２４]黄道周撰，翟金凤、郑晨寅、蔡杰整理：《黄道周集》卷7《乞言自序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册，第351页。 [２５]施闰章撰，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卷17《黄氏皆令小传》，第1册，第353页。 [２６]熊文举：《黄皆令越游草序》，收入《黄媛介集》附录2《序跋题辞》，《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91页。 [２７]张岱：《赠黄皆令女校书》，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山阴张岱》，《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01页。 [２８]陈文述：《段桥咏黄皆令》，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钱塘陈文述》，《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10页。 [２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赛涛》《金陵妓赵燕如》，下册，第762-763页。 [３０]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10《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传）》，上册，第250页；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58《梅村诗话》，下册，第1139-1140页。 [３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王氏凤娴》，下册，第733页。 [３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方孔炤妻吴氏》《张秉文妻方氏》附见《姚贞妇方氏》，下册，第735-736页。 [３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屠氏瑶瑟、沈氏天孙》，下册，第748页。 [３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赵宧光妻陆氏》，下册，第751页。 [３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黄恭人沈氏》《黄氏淑德》《项氏兰贞》，下册，第752-753页。 [３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沈氏宛君》《叶氏纨纨》《叶小鸾》，下册，第753、755-756页。 [３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张秉文妻方氏》，下册，第735-736页。 [３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范允临妻徐氏》，下册，第751-752页。 [３９]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8、39页。 [４０]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53页。 [４１]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85页。 [４２]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嘉兴沈纫兰》《酬唱追怀·南京尼静因》《酬唱追怀·山阴胡紫霞》《酬唱追怀·山阴胡应佳》《酬唱追怀·萧山郑庄范》《酬唱追怀·秀水项珮》《酬唱追怀·吴县汤淑英》《酬唱追怀·常熟瞿珍》《酬唱追怀·山阴王端淑》，《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15-318、321、324、329-330页。 [４３]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山阴朱德蓉》，《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30-331页。 [４４]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山阴祁德渊》《酬唱追怀·山阴祁德琼》，《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31- 333页。 [４５]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嘉兴归淑芬》，《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23页。 [４６]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104页。 [４７]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58页。 [４８]吴琪：《黄媛介人物册页题跋》，收入《黄媛介集》附录2《序跋题辞》，《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94页。 [４９]蒋一葵撰、吕景琳点校：《尧山堂外纪》卷82《国朝·陈继》，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册，第1276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陈公子宽》，上册，第220页。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将陈继记为陈宽。从陈继字“嗣初”，可见陈宽当作陈继。 [５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金陵妓赵燕如》，下册，第763-764页。 [５１]姚旅著、刘彦捷点校：《露书》卷4《韵篇》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５２]袁中道：《珂雪斋游居柿录》卷3，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下册，第1150页。 [５３]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朱无瑕》，下册，第767页。 [５４]李流芳：《檀园集》卷12《题画（二则）》，载氏著，陶继明、王光乾校注：《嘉定李流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 [５５]李流芳：《檀园集》卷6《寄答张异之，兼讯沙宛在、张冷然二女郎》，《嘉定李流芳全集》，第161页。 [５６]樊增祥：《高阳台：题黄皆令流虹桥遗事图》，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恩施樊增祥》，《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12页。 [５７]张岱：《张岱诗集》卷3《赠黄皆令女校书》，载氏著、夏咸淳辑校：《张岱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6页。 [５８]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64、270页。 [５９]谢兴尧：《谈明季山人》，载氏著：《堪隐斋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６０]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58《梅村诗话》，下册，第1143页。 [６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草衣道人王微》，下册，第760页。 [６２]黄媛介：《黄媛介集·黄皆令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37页。 [６３]黄媛介：《黄媛介集·黄皆令诗（诗余）》，《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47页。 [６４]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68页。 [６５]吴伟业：《题鸳湖闺咏》，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太仓吴伟业》，《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02页。 [６６]黄涛：《和韵题鸳湖闺咏》，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秀水黄涛》，《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03页。 [６７]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范允临妻徐氏》，下册，第751-752页。 [６８]黄媛介：《黄媛介集》附录4《杂录》，《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43、336、340页。 [６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韩安人屈氏》，下册，第729页。 [７０]施闰章撰，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卷17《黄氏皆令小传》，第1册，第352-353页。 [７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葛高行文》，下册，第734页。 [７２]黄绾撰、张宏敏点校：《石龙集》卷13《女孝经序》，第175页。 [７３]黄佐著、陈广恩点校：《泰泉集》卷40《序》庚《姆训序》，下册，第896-897页。 [７４]张岱：《赠黄皆令女校书》，收入《黄媛介集》附录3《酬唱追怀·山阴张岱》，《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01页。 [７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朱氏静庵》《夏氏云英》《杨安人黄氏》《端氏淑卿》《林娙》《莆阳徐氏黄氏》，下册，第741、726、730、732、733、736-737页。 [７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马如玉》《郑如英》，下册，第768、767页。 [７７]黄媛介：《黄媛介集·湖上草》，《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11-212页。 [７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孟氏淑卿》《草衣道人王微》，下册，第741、760-761页。 [７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夏氏云英》《安福郡主》《陈宜人马氏》《张秉文妻方氏》《孙瑶华》《朱斗儿》《姜舜玉》《马湘兰》《马文玉》《马如玉》，下册，第726、726、731、735、759、763、764、765、767、768页。 [８０]周亮工：《印人传》卷1《书钿阁女子图章前》，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31页。 [８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夏氏云英》，下册，第726页。 [８２]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6、70-71页。 [８３]黄媛介：《黄媛介集·湖上草》，《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15页。 [８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草衣道人王微》《郑如英》《马如玉》，下册，第760、767、768页。 [８５]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3、16、23、18、17页。 [８６]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18、47页。 [８７]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18-19页。 [８８]黄媛介：《黄媛介集·黄皆令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36-237页。 [８９]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54页。 [９０]黄媛贞：《黄媛贞集·云卧斋诗稿》，《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150-155页；黄媛介：《黄媛介集·补遗》，《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第259-2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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