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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敌情，中革军委2月10日作出决定，中央红军应迅速转兵东进，二度赤水河，再次向黔北进军，以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2月11日，中央红军各部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详细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计划的原因。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渡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疾进。 24日，红1军团第1团（团长杨得志）突然进攻桐梓县城，黔军弃城而逃，援军退守娄山关。 娄山关由黔军杜肇华旅和第15团防守。 2月25日拂晓，红3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团长彭雪枫），从北向南对娄山关发起猛攻，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 毛泽东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2月27日黄昏，红1、红3军团不顾连日作战疲劳，奋力发起攻城战斗，一举突入遵义新城，王家烈弃城南逃；28日晨，红军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中央红军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在遵义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 3月12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特在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 中央红军于16日至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夺取战略主动权。 3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河命令。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分路向南疾进，寻求新的机动。 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就近督战。
3月31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 至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巧妙的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在此期间，红9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被阻于乌江北岸，开始独立活动。 1935年4月上旬，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向云南方向疾进。 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
蒋介石和龙云 “云南王”龙云对于红军入滇和“中央军”尾随前来十分恐慌，他既怕红军进攻昆明，推翻他的统治，又怕“中央军”来取他而代之。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最先到达金沙江边的是中央纵队干部团。5月2日，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电台一部，化妆成国民党军队，于第二天赶到了皎平渡口。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水流湍急，难以徒涉；皎平渡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 干部团渡江后，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援兵，直驱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至9日，除红3军团第13团从洪门过江，红1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红1、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前进中的主动权。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按照中革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与干部团会攻会理，其他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林彪在会上掀起了一场风波。 从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反过去的被动状态，声东击西、机动灵活，打了不少胜仗；有时为了甩掉敌人，不能不跑一些冤枉路；对此，教条宗派主义者心中不服气，即使原来拥护毛泽东的红军将领，有的也不理解，林彪就是后一种人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在会理会议上，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人，大意是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说：你懂得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 毛泽东误认为林彪的意见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于是又批评彭德怀：林彪的信就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当时没有解释，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仍存在着对彭德怀的这种误会。直到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说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德怀不知道，这个误会才得以澄清。 在会理会议上，周恩来等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5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以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5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 5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从冕宁泸沽地区分为左右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红1军团第2师第5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委刘亚楼率领，沿雅安大道前进，以迷惑和牵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此外，以红3军团一部阻击从西昌尾追之敌。 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率先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 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地区，遭到彝族罗洪、老伍、沽基等家支的拦阻；红军先遣队按照各家支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
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的习俗，同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第二天，小叶丹的四叔便引导红军先遣部队，顺利通过了彝族居住地区；5月24日，先遣部队赶到安顺场，并歼灭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 中央红军主力通过彝族区后，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 1935年5月25日上午7时，红1军团红1师红1团（团长杨得志）第1营营长孙继先（山东曹县人）带领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乘小船分两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经过奋力拼搏，冲破敌人重重火网，终于登上对岸，并击溃守敌，控制了对岸渡口，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红1军团虽然渡河成功，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全军几万人马要靠几只小船渡河，不太现实；中革军委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 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 红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 林彪率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主力及红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 军委纵队及红3、红9军团和红5团随左纵队后跟进。 5月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部队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下，从安顺场出发，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昼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于29日晨，赶到泸定桥并袭占了西桥头。
5月29日16时，红4团经过紧张的准备，发起夺桥战斗。22位勇士在二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前进的是3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3连，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全部占领泸定桥，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4团占领泸定桥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1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率领下，也顺利到达泸定城；接着中央红军主力陆续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这样，就使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以及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即沿河南下，然后分路向东北方向的天全、芦山进发。 5月31日，红1军团红2师第4团奉命攻取飞越关。 6月2日，中革军委作出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6月7日，红军占领天全；8日进占芦山。 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提出了分路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 6月12日，中央红军从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出发，在“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鼓舞下，开始向夹金山进军。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域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 在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主力也于6月17日翻越夹金山。  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起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终因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估计错误而陷入险境，于10月份，撤离鄂豫皖苏区。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斗争。 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建立起川陕苏区，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红四方面军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最多时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成为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933年9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结川军各路势力，向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从1933年10月底至1934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先后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战略计划；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开展大规模整训，进行冲破“川陕会剿”、执行“川陕甘计划”的准备。将原5个军15个师缩编为11个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下辖： 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辖第10、第12师； 第9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辖第25、第27师； 第30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辖第88、第89、第90师； 第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辖第91、第93师； 第33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辖第98、第99师。 方面军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 彭杨干部学校改为红军大学； 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在发起广昭战役的当天，接到中央来电；于是川陕苏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按照中央来电，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以西发展。 会议最后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 从2月3日开始，红四方面军在陕南作战十多天后，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渡江命令，按照预定作战部署，第30军居中，第31军右翼，第9军在左翼，三支大军像三把钢刀，直插嘉陵江西岸。 担任主攻的第30军先头部队由副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率领，第80师第263团两个营的战士分乘50多只小船，直驶对岸。 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继续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4月2日，第30军第88师，第31军第93师和第90师一部，分别进抵剑门关下，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
剑门关守敌为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率领的3个团。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前线指挥攻打剑门关的战斗。当天黄昏，红军全歼守敌3个团，占领了被称作“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 从3月28日开始，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攻克九座县城，共歼敌1万余人。 强渡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涪江地区集中休整。这时，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8万多人，连同地方武装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党政机关人员，医院和学校的人员及工人，总计约10万人。 5月15日，红军占领土门、干沟，并与当天占领茂县。随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 松潘、理番、茂县地区是川西北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这里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鲜少；红四方面军进入这一地区，首先必须打开这里的革命局面；这时，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已经进入川康边，正在经会理、冕宁，向北进军；两军会合，已经在望；迎接中央红军，成为红四方面的又一当务之急。 为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准备工作；会议首先确定由第30军政委李先念、第9军军长何畏率领第30军第88师和第9军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迎接中央红军。 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西北联邦政府下设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周纯全任委员长。 6月初，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接受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出发西进，先期迎接中央红军；随即第25师（师长韩东山）从汶川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懋功挺进。 红四方面军第25师在向懋功进军的沿途，同企图阻截红军会合的敌人打了大大小小20多仗；6月6日，他们到达懋功东北的抚边镇，经过同邓锡侯第28军一部的激战，攻占了抚边；6月8日，红军进逼懋功，搭设浮桥，冲过大河，攻克懋功；韩东山令两个营驻守懋功，其余部队星夜兼程，奔赴懋功县城东南方向的达维镇。 与此同时，李先念、何畏率领的第30军第88师和第9军第27师一部，也接受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西渡岷江，经懋功南下宝兴、芦山，迎接中央红军。 第25师占领达维之后，韩东山命令该师第74团第3营为先头部队，继续向夹金山进发，一方面警戒灌县方向的敌军，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该营进到巴郎一带时，同敌遭遇，全营官兵为扫清迎接中央红军的道路，向敌人勇猛冲杀，营长陈玉清等6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这时他们在两军会师前打的最后一仗。 饱尝万苦千辛，历经浴血征战，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曙光，已经显露在川西北的巍巍群山之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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