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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原西北军的26路军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1.7万名起义军进入中央苏区，使红军队伍快速扩大，由过去的4万余人增加为6万余人。 自南昌起义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军队成建制的加入红军，而且还都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西北军老兵。得此一强悍之师，中央红军的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6路军在宁都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震惊全国。 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杂牌部队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撤去番号，就地解散。之所以还留着他们，就是想要把他们推到与红军作战的第一线去做炮灰。 而对于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来说，26路军之所以会起义，也是因为蒋介石压迫过甚所致，只要是自己这位老长官在暗地里稍加挑拨，那些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老部下还不得束身来归？ 但蒋介石和冯玉祥都想错了，26路军之所以会起义和“九一八”事变有着很大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张，而正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寇。 对于26路军将士们的抗日热情，蒋介石不仅不给予安抚，反而派重兵堵住了26路军北上的道路。此举引起了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最终成为了26路军宁都起义的导火索。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丢掉了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除了身边仅有的卫队之外，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可冯玉祥却不死心，他总幻想着能够东山再起，恢复往日的荣光。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己手下那些大将们在中原大战后，要么投靠了蒋介石，像孙连仲和韩复榘；要么投靠了张学良，像宋哲元和石友三，已经根本不把自己这位老长官放在眼里了。因此，冯玉祥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把文章做在26路军身上比较有把握。 中原大战后，战败的西北军主要分为了两部，一部主要由宋哲元和张自忠收容，后来投靠了张学良，编为了第29军；另一部主要由孙连仲收容，在1930年10月18日通电投蒋，被编为第26路军。 26路军下辖25师（师长由孙连仲兼任）、27师（师长高树勋）和骑兵第四师。 25师的老底子本是冯玉祥手下精锐的手枪旅，而这个手枪旅旅长就是宁都起义重要人物之一的季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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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大战期间，季振同就已经是冯玉祥手下的第14师师长了，其14师编成内共有两支劲旅，一是手枪旅，二是炮兵旅。在装备很差的西北军中，最缺乏的就是重火力部队和速射武器，而季振同的14师编成内竟然同时拥有这样两支部队，由此可见冯玉祥对这支部队的重视和对季振同的信任。而且，季振同还是冯玉祥的侄女婿，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季振同在西北军中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前途不可限量。 可没想到，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了，部队在被收容整编时，自己的师长职位竟然被官降一级，变成了74旅旅长，这就使得季振同对孙连仲和高树勋产生了不满情绪。 而季振同的不满情绪早已经冯玉祥派来做26路军工作的刘骥觉察，再结合季振同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刘骥就把分化26路军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季振同身上。 可是冯玉祥在26路军的小动作被蒋介石察觉，于是就动了想要缩编26路军为17军的想法。在蒋介石看来，通过缩编，把和自己走得近的人留下，其他人都解散掉，才是一劳永逸之策。 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很混乱，有很多为了安抚投靠自己的军阀而设置的兵团、军团和“路军”，这些部队的番号往往很大，但是实际兵力却很少，如西北军的庞炳勋军团，不过5团人马，就挂了个军团的番号。从实际地位来看，兵团和军团大约相当于日后的集团军，而”路军“比集团军稍大，有些类似于战区。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想要把26路军缩编为一个军，这就严重伤害了26路军的利益。 为此，孙连仲据理力争，和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利益交换，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26路军不缩编，自己兼任的25师师长交由75旅旅长李松昆接任，待到李松昆坐稳25师师长的位置后，孙连仲再把26路军总司令的位置交由李松昆。 孙连仲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要以退为进，通过自己离开嫌疑之地的办法来换取26路军的生存权。继任25师师长的李松昆是自己的亲信，而且资历尚浅，自己既可以保持对26路军的影响力，又可以避免冯玉祥对26路军的渗透，还可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可谓是三全其美。 可孙连仲自认为三全其美的安排却惹的季振同极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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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从师长贬为旅长，季振同就已经心怀不满了，这次缩编风波后，自己很看不起的75旅旅长李松昆竟然被委任为25师师长，将来还要接孙连仲26路军总司令的班，这就让季振同更加不满，而26路军的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做通了季振同的工作，准备要发动起义。 此时的26路军军心日益不稳，一方面是参与”围剿“红军，损失惨重；二是北方老家被日军占据，26路军官兵日夜盼望要回乡参加抗日；三是士兵们不服南方水土，病死日甚；四是红军的政治瓦解。这四条不利因素使得26路军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 所谓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人在谋划起义的时候，孙连仲却因牙病请假赴南京看病，留在军中的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私自离队赴庐山避暑，在军中执掌军务的最大官职就是参谋长赵博生了。于是，赵博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的配合下，拉出了两个旅、一个26路军的直属队和27师一部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 起义军进入中央苏区后，按照事先的约定，升格为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辖三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军政委。 红五军团经过了短期的整训后，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随后的反”围剿“作战中，表现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迅速成为了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26路军宁都起义的成功，并没有使冯玉祥放弃继续拉拢季振同的计划。1932年8月，冯玉祥再次派人联系季振同，表示要到苏区和季振同面谈。 冯玉祥为了拉拢季振同可谓是煞费了苦心，他也清楚，要想把26军拉回到北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因此，冯玉祥在私下里联系了广东的李济深，通过李济深的关系争得了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同意，只要是季振同能够把原属于26路军的旧部拉出来，就在广东给季振同一块地盘。 像冯玉祥这种老长官暗中拉拢旧部，挖红军墙角的这种事情在苏区并不罕见。 红军队伍中有很多将领都是出身于旧军队，在旧军队中都有很多政治理念不同但私交却很好的同袍。国民党也利用这层关系，时不时向苏区派出这些人进行游说。就像被称为红军“三虎将”之一的黄公略也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情，不过派来的代表却被彭德怀给砍了头。 对于冯玉祥派来的代表究竟要找自己谈什么，季振同事先一无所知，并且也很坦然地把这件事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在组织同意的前提下接见了冯玉祥的代表，在事后又把谈话的内容和冯玉祥以及其他大佬们的信件交给了组织，对组织没有丝毫的隐瞒。 但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季振同的所作所为毫无问题，可随后季振同的做法却有些不妥，以至于酿成了日后的“季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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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后，26路军进入中央苏区进行了整编，后编为了第五军团，中央红军向第五军团派出了大批的共产党员骨干来充实部队的力量。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料却遭到了26路军部分人的不满。 在国民党军队中，军队就是军阀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就是他们能够获得一切利益的资本。可是，在红军中，讲究的是是官兵平等，大家同吃同住，并不会因为职务高而有额外的待遇。这种做法在红军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却让刚加入红军的26路军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很不适应，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中高级军官们在私下里有了一些怨言。 其实，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以毛泽东的话说： “从旧军人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得有个过程。” 季振同本出身于地主家庭，又一直做高级军官，所以对红军这种艰苦的生活很不适应，又由于红军各部整编军队，红五军团的三个军和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制互调，更是让季振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由此萌生了想要离开部队，到苏联去学习的想法。 本来这个想法也没有问题，并且中央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冯玉祥来添乱，来挖红军的墙角，这就更加使得红军内部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认为，季振同这是有脱离组织，拉队伍逃跑的迹象。 或者说，如果季振同不是在冯玉祥派来的说客游说之后提出要到苏联学习的话，恐怕也就不会有日后发生的事情了。可惜，季振同选择的时机不对，给了那些本来就紧绷神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1932年8月，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季振同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并不顾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申诉，当场宣判死刑。 可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却坚决反对这一判决，毅然站出来为季振同、黄中岳说了公道话。 毛泽东认为，旧军人向新军人转变必定要有个过程，并且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信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季振同和黄中岳等起义将领对革命有了一些悲观和消极的思想，想要离开部队，但只要是他们不做危害革命、危害组织、危害战友和同志的事情，都应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处理这类问题。更何况，季振同选择的是到苏联学习，并没有丝毫想要脱离共产党的想法。因此，对于判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人死刑是没有道理的。 要知道，毛泽东此时仅是担任一个荣誉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手中并无实权，又身处逆境，想要说服那些掌权者费了多大的功夫。 好在毛泽东成功说服了同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项英，获得了他的支持，季振同和黄中岳最终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 1934年10月，就在红军长征的前夕，为了不给长征带来麻烦，未经任何审判，季振同和黄中岳被错杀于瑞金。 季振同和黄中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大造舆论，大肆宣扬起义部队不受红军信任，高级将领到苏区后会受到秋后算账之类的流言。 可任何流言在事实面前都会不堪一击，烟消云散。 红五军团除了以季振同、黄中岳等8名原起义将领受到处理外，其他绝大部分将领都受到了高度的信任，继续在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热血，先后两位总指挥赵博生、董振堂都血洒疆场，余部在建国后共涌现出了23位开国将军，其中最著名者是李达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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