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左宗棠代骆秉章拜发那道《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折》的那天，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除了军事方面，他又一次提到了先人祠宇的事情，而且显得有一点着急，似乎知道自己可能很快就要起复出山了，时间很紧。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一日春二等归，接手书，知九江克复，喜慰无量。迪安专人来报，十八夜始到。润芝中丞递报二十日到。屠戮净尽，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从此抚、建、吉安贼胆愈寒。 吉贼颇悍，常有出濠死斗，攻扑营盘之间，宜时时防备。弟之职分，以战守为第一义；爱民次之；联络上下官绅及各营弁勇，又次之。已屡言矣，务望持之以恒，始终如一为要。”（《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253 ·致沅弟》） 相对于左宗棠的“闻喜之日，亮喜悲并集，倘恍难双矣”，曾国藩的情感似乎很平静，或者说很克制，只有四个字“喜慰无量”。 “前书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费，不知弟意以为然否？如此举有成，则此后凡有书籍、法帖、钟鼎、彝器，皆可存置祠中。先世之积累，稍立基业。吾兄弟之什物，有所归宿。即如弟寄回之《二十三史》，许仙屏《书谱》，皆可收存，为之目录。若家运隆盛，将来收积之物，兄弟子姓继继承承，尚当不替也。 永丰杜秀才，在新桥下看得二地，据称的是佳城，日内当去亲看。 罗罗山之夫人张氏，于二十一日仙逝，定于五月一日发引。拟令甲三前去吊唁。二十八日去，初一日归也。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具 许仙屏信，阅毕封送。”（同上） 曾国藩计划中的先大夫竹亭公祠宇，似乎不单单是祠宇，同时还应该具备藏书楼、图书馆、私塾等功能。用现在的话讲，类似于家族文化中心吧。 五月初五日的信，内容类似： “沅甫九弟左右： 五月二日接四月二十三日寄信，借悉一切。 城贼于十七早、二十日、二十二日夜，均来扑我濠，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 若攻围日久，而仍令其逃窜，则咎责匪轻。弟既有统领之名，自应认真查察，比他人尤为辛苦，乃足足□以资董率。 九江克复，闻抚州亦已收复，建昌想亦于日内可复。吉贼无路可走，收功当在秋间。较各自独为迟滞。弟不必慌忙，但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各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若似瑞、临之有贼外窜，或似武昌之半夜潜窜，则虽速亦为人所诟病。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愿弟忍耐谨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曾国藩全集·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 254 ·致沅弟》）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身为儒家，曾国藩甚至是大儒，均不以屠城为耻。大概是此时围城日久，城中确实全是太平军兵士，而无普通居民吧。因此，如果偶有窜逸，则将扰乱其他地方。这就是要求屠戮净尽的原因。 “余病体渐好，尚未全愈，夜间总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忧，不能摆脱。 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费记》一首，兹送交贤弟一阅，不知尚可用否？此事温弟极为认真，望弟另誉一本寄温弟阅看。此本仍便中寄回，盖家中抄手太少，别无副本也。 四宅大小眷口平安。邓师初一日散学归去，葛师初四日归去。今年家中学生，科一进功最多，科四、科六次之，甲三又次之。甲五病目科三在紫甸，皆未得勤课也。 弟在营所寄银回，先后均照数收到。其随处留心，数目多寡，斟酌妥善。 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顷与叔父各捐银五十两，积为星冈公，余又捐二十两于辅臣公，三十两于竟希公矣。若弟能于竟公、星公、竹公三世各捐少许，使修立三代祠堂，即于三年内可以兴工，是弟有功于先人，可以盖阿兄之愆矣。 修祠或即用腰里新宅，或于利见斋另修，或另买田地，弟意如何，便中复示。公费则各立经管，祠堂则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 罗罗山夫人仙逝，余令纪泽于二十八日往吊。初一早发引，主系纪泽写，未另点朱，办理甚为热闹。初三日辅臣公生日，在吉公祠祭。黎明行礼，科一、科三、四皆往，科六未去。初二日接温弟信，系在湖北抚署所发。 九江一案，杨、李皆赏黄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处亦已闻之。温弟至黄安，与迪庵相会后，或留营，或进京，尚未可知。 弟素体弱，比来天热，尚耐劳否？至念至念。羞饵滋补较善于药。如滋阴则少参炖鸭而加以益智仁，补阳则丽参蒸乌鸡或精肉之类。良方甚多，甚于专服水药也。不一一。 兄国藩手具”（同上） 这封信对于曾氏家族的财富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曾国藩反思自己，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曾国荃敛财的态度，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变。#曾国藩廉洁吗？ 曾国藩之前对于敛财的态度，一是“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默立此誓，自然是心中暗暗立下誓言，不寄钱回家。二是“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 所谓“发州县信”，是指曾国藩于咸丰三年正月，给湖南各州县发了一封公开信： “自逆匪窜扰湖南以来，我百姓既受粤寇杀戮之惨，又加以土匪之抢劫，潮勇之淫掠，丁壮死于锋镝，老弱转于沟壑，种种毒苦，不堪言状。 而其最可痛恨者，尤有二端： 逆匪所到之处，掳我良民。日则看守，不许外出；夜则围宿，不许偷逃。约之为兄弟，诱之以拜上。从之则生，背之则死。掳入贼中，不过两月，头发稍深，则驱之临阵。每战以我民之被掳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压其后，反顾亦杀，退奔亦杀。我民之被掳者，进，则为官兵所擒；退，则为牌刀手所杀。不得已，闭目冒进，冲锋力战。数战之后，终归于死。生为被胁之民，死为含冤之鬼。但见其从逆，谁怜其苦衷？ 此其可痛恨者一也。 潮勇在楚，奸淫抢掠，诚所不免。然现已遣回广东，其在湖南滋扰之时不甚久，经过之地不甚多，岂比粤寇之穷凶极恶？粤寇所淫之妇，何止万数？所焚之屋，何止十万？所屠之民，何止百万？近因恶潮勇之故，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戮。愚民无知，一唱百和，议论颠倒，黑白不分。 此其可痛恨者二也。 现在逆匪已陷湖北，凶焰益炽。湖南与之唇齿相依，烽火相望，若非人人敌忾，家家自卫，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乐业哉？国藩奉天子命，办理本省团练事务，是用致书各州、县公正绅耆，务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 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交周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我民不肯实心奉行耳。 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除丑类以安善良，清内匪以御外患，想亦众绅耆所乐为效力者也。 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以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湖南之大，岂乏忠义贯金石，肝胆照日星之人？相与倡明大义，辅正除邪，不特保桑梓于万全，亦可荡平贼氛，我国家重有赖焉者也。 时艰孔亟，翘企维殷。书不十一，诸惟心鉴。”（《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三年正月· 081 ·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不要钱，不怕死”，曾国藩在丁忧之前做到了吗？ 应该是做到了，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统计了一下：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离家将近两年后的咸丰四年底，寄了多少呢？一百五十两。咸丰五年一年，我们查资料，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他又往家寄了一百两。我大致算了一下，曾国藩带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而他在做京官的后期，每年寄回家的，我们以前说过，是二百两，就是说，从军之后少了一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二编·第七章·“不要钱”的“大帅”》） 但是，曾国藩真的很穷吗？ 那也不一定。 就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写了一首《先大夫祭费记》，我们来看看其排场： “古者大夫之制，别子为祖，继别者为大宗，得立太祖之庙；继祢、继祖、继高、曾者为小宗，得立四亲之庙。 后世封建不行，别子久废，无复太祖立庙之称。而宗法既隳，即祖、祢、高、曾，亦不复有区别而立亲庙者。时异势殊，古法不可施于今久矣。”（《曾国藩全集·诗文·杂著·先大夫置祭费记》） 这一段有一点难懂。 别子为祖。别子，是指非嫡长子需要分出去，别立一宗，这个非嫡长子即为新宗族始祖，即“祖”。 继别者为大宗。别子的嫡长子一系，称为继别者。这一宗族世代继承别子的宗族正统，称为大宗。大宗可设立祭祀始祖（别子）的庙宇，象征宗族永续。大宗主祭权由嫡长子代代相传，统合全族。 小宗只能祭祀近四代祖先（父（祢）、祖（祖）、曾祖（曾）、高祖（高）），超过则“亲尽毁庙”，体现“五世则迁”原则。 “金匮秦尚书蕙田有言：'后世天下一家，仕宦迁徙，其有子孙繁衍而成族者，则始至之人，宜为始迁之祖，与古之别子无异。’ 今直省名家世族，皆有祠庙祀其初迁者为始祖，大率比附秦尚书之议而然也。或富贵好礼，分建支祠，亦犹古者小宗亲庙之遗意。”（同上）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金匮）的观点，出自其礼学巨著《五礼通考》。他针对后世宗法制度的变化，提出了一种适应新时代的宗族建构理论。 “国藩不肖，托先人之余荫，窃臣禄朝右，承乏六官。遭逢今天子登极，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覃恩锡类，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考，皆为光禄大夫，妣皆封一品夫人。而春秋荐享，曾无庙宇以妥宗拓。筮日无门，丽牲乏碑，其奚以宣鬯（chàng，古代祭祀用的酒，用鬱金草釀黑黍而成）皇恩，宏昭世德，永敕后嗣子若孙，而作其肃敬之心？ 咸丰八年四月，吾兄弟居先考之丧，盖十有四月矣。节序不居，将变而之吉。祭庙之不修，器皿之不备，无财不可为悦，实用大惧。 于是，务具白金若干两，积为竹亭府君公资，备他日祠庙祭田之需。 当明之季，圣清之初，吾曾氏始自衡阳迁居湘乡。家微也，力田不足以自给。 嘉庆十九年，我王考星冈府君，介建宗祠于衡。 道光二十八年，季父高轩，创建支祠于湘，奉元吉府君为祖。 迁湘之始祖，为孟学府君。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以其创业始大也。 元吉府君六子。咸丰七年，六公者之裔，各以其祖主附于元吉公祠。其仲四辅臣府君，于国藩为高祖王考；是生竟希府君，为我曾祖王考；是生星冈府君，为我王考。辅臣府君既已升祔支祠矣。竟希府君、星冈府君皆仅积公赀以供祭具，庙祔之典，阙焉。 今兹为竹亭府君积置公赀，异时合三代之蓄，而共建一庙，事其庶易举乎。 戴氏记《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说者以谓昭穆仅有祖、祢而无高、曾二庙。程子始辨之，以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祭及高祖。马贵与推阐其说。至我朝宿儒万斯大氏之伦出，博稽经传，而大夫士得庙祭高、曾、祖、祢四代，乃确然而可不易。 今国藩仅立三亲庙，而不言高祖，盖辅臣府君业已上祔支祠，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封诰，抑所以表国恩也。其或因事致祭，而上祀辅臣府君、元吉府君，则援《礼经》'千祫及其高祖’之例。即不应经，而礼缘义起，但求当乎孝子慈孙之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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