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四部《星与火》 第四章 悲壮（二）  高志远画像 第四章 悲壮（二） 冀东抗日联军七万余名将士，其中许多人把热血洒在了薰东、平西、平北大地，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的亲人、家属，也因此而遭受了日伪的严重迫害，过起了悲惨凄凉的生活，有的甚至承受了终生的痛苦，牺牲了生命，付出惨痛的代价。 高志远长子高继志记：“从组建自卫团起，到领导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父亲为了购买武器弹药和供应部队给养，把家里的土地全部变卖。滦县的日伪军警几次洗劫我们家”，“家中无法存身，亲戚家备受株连”，暴动前。“ '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安排我们全家（母亲、我、妹妹、二弟、三弟、还有一个老姨)一起避居天津，那时我十三岁，妹妹玉明7岁，二弟继选5岁，三弟继云刚满周岁。 在天津也不是容易的，因为那时日伪军还在继续追捕我们，被追无奈，我们全家才改姓赵。'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安排我们初居英租界伦敦里，继而又转到协兴里等处，最后迁居河东区东亚新村。” “那时候，我们全家的生活费用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供给”，“当时经管这项工作的是路秀三和李柳范两位先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全面向盟军进攻，随即迅速占领了英租界，欲捕路秀三等人。 当时路秀三是国民党天津地下联络站站长，名义上是河北工学院的教授，实际上是专门搜集日伪情报的，因此路秀三赶紧逃离天津，去了尚未沦陷的河南省洛阳市，李柳范投奔解放区杨秀峰处。 至此，我们一家和其他抗联家属一样，生活来源断绝了。 因为在沦陷区国共两党都在困难时期，所以我们一家的生活只得靠亲友资助，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路秀三安排潜伏在天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张秀岩，专程护送我和二弟到洛阳路秀三处，路秀三热情接待了我们哥俩，并安排暂时住在国民党洛阳市党部的一个机关里，二弟上了小学，从此我和二弟把姓改过来，不再姓赵了。 不久，我随路秀三去重庆上学。 第二年，日寇攻占了洛阳，9岁的二弟随洛阳的国民党机关往西安撤退，当时的情景最危险极了，天上有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后边有日本鬼子的部队进攻，死亡随时都会降临。过黄河的时候，二弟偏偏又与领护他的那个人走散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面对滔滔的黄河水和逃难的人群，怎么不想念母亲、哥哥和姐姐呢？！ 当时二弟的心情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一一叫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像个小乞丐似的，随着逃难的人流到了西安，居然被原来领护他的那位先生找到了。那位先生把二弟送到了陕西省汉中'西北儿童教养院’上学，一直到日本投降。 后来我打听到那位关照二弟的先生是路秀三('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人)的秘书，只知道姓王，不知道名字。” “我和二弟走后，妹妹、三弟、母亲和老姨在天津仍然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那时母亲患病，三弟又小，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若不是亲友的接济(三弟后来在我父亲的挚友刘冠英处寄养了一年多，曾改名刘亮)，恐怕很难维持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母亲欣喜若狂，尽管拖着病弱之躯，还是带领妹妹、三弟及老姨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一一滦县多余屯 (今属滦南县)。” “1946年春，我把二弟由汉中接到西安，因为我要随原’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去东北工作(当时王若僖已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委，中央委任王若僖为东北省电讯总局局长)。于是我带着二弟先到了天津，得知母亲他们经回到了原籍，便立即返回老家。 到多余屯见到了妹妹和三弟，才得知母亲回到老家后，获悉父亲在平西去世的消息，就精神失常了，嘴里整日嘟嘟囔囔的说：'我们老高为了抗日连家都豁出去了，地也全卖了，怎么会当叛徒呢？！’恰逢1945年秋后滦河洪水泛滥，母亲溺水而亡。 无奈，我只好过早的承担起家庭这副担子，顺便把妹妹玉明和三弟继云接到东北，二弟继远留在原籍，由亲戚照应继续上学。”（高继志《为国家的兴亡流尽了最后的血》，见《魂系冀东》,第92-94页）  抗日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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