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面对使用试错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可完全适用于对“计划经济计量学”的分析，它是在大辩论之后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从一般均衡学派经济学家的笔下涌出的，其文献的数量巨大。40这种研究依靠各种高度复杂的数学技术，包括线性和非线形规划、整数规划（whole-number programming）、决策控制论的一大部分，以及包括迭代算法的一些计算机程序。这些模型的根本目标是事先决定均衡价格的一个整体构架。换句话说，在市场自发地确定方案之前，就已经尝试去发现一个方案，用它来对所有的经济计划进行“预调整”（precoordinate），从而使市场的真实协调过程变得多余。市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协调总是“事后的”（a posteriori），因为它的运行凭借的是企业家才能的力量。简而言之，“计划经济计量”这一技术的目的无非是用一个机械装置来代替竞争性企业家过程，使得社会集中的“预调整”具有可能性。 没错，迄今为止，把任何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付诸实施都还是不可能的，甚至社会主义理论家也承认它们的实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宣称，这一状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计算机能力的局限、缺乏足够高素质的人才以及获得必要信息的技术困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计划经济计量”模型的应用，市场可以被一个包罗万象的电算化计划系统所代替的观念，已经逐渐地被抛弃了，即便那些从事这一科学研究计划的人也不例外。另外，在1970年代，东欧国家使用“计划经济计量”技术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对这种方法进行新的实践尝试的抛弃，而且使所有那些天真地指望这些技术的人大失所望。41尽管如此，仍然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分别地在为“计划经济计量学”研究辩解，就在我们上一段中对“试错”方法的理论不可能性进行考察之后。 第一，我们注意到，这一领域的不同研究者仍然天真地言之凿凿，即便到现在为止尽是失败和挫折，但是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可预见的计算机能力的改善，那么现在还遥不可及之事将会成为可能。因此，比如说，马斯格雷夫（Musgrave）在一个对经济计算大辩论之结果进行评价的研究中总结道，计划——为一个有效的制度——可以通过允许计划者模拟竞争性市场和应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而得以实施。阿罗（Arrow）也说，由于数学规划和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中央计划体制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因为一个分散体系的功能可以通过选择相应的集中的算法来模仿。42根据这些人和其他人的观点，线性计划和计算机技术的改善有可能使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得到解决。 第二，其他由赫维茨(Leonid Hurwicz)领导的“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家，不仅宣称已经驳倒了哈耶克的“计算论”（computional argument）(如我们所知，这一观点在哈耶克那里是相对次要的)，而且还认为已经把有关信息分散特征的基本观点结合到了他们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中。43因此，赫维茨首先假设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拥有排他性的信息（消费者关于他们自己偏好的信息，生产者关于他们可以使用的技术的信息等等）。此，在他的“计划经济计量学”模型中，中央计划当局是绝不知道相应的生产函数的，相反，只有单个的经济主体才知道。实际上，在很多模型中，甚至假设生产者并不知道他们全部的生产函数，而只是那些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的函数。既然价格具有有效传递信息的特征，那么根据这些模型，在中央计划当局和经济主体之间传递的唯一知识仅仅只是经济中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表，这张表是中央计划当局对另外的表做出回应时发布的，它反映每一个经济主体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根据“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家的观点，数量如此之大的信息传递——从中央计划当局向经济主体的传递（价格），从经济主体向中央计划当局的传递（数量）——将不会产生任何特殊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远程计算领域的最新进展。最后，不同的计算机迭代程序将使价格随着过剩和短缺而调整有了可能，这一方法将最终导致均衡方程组的构建，并为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因此，在中央权威——试探性地确定价格，和经济主体——接受指令，并把最大的产量维持在价格与边际成本水平相等的水平之上（也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间有某种计算机对话。这些数量信息将传递到中央当权者那里，它将进行评价和调整，并再次地把价格传递到经济主体那里，如此反复，直到剩余和短缺消失。 刚才，我们论述了“计划经济计量”的建议，它与兰格（Oskar Lange）1930年代提出的建议——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基本内容上没有很大的区别。尽管上述“计划经济计量”方案构思“精巧”，但是我们现在要指出，“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事实上并没有将哈耶克在知识分散特征方面的贡献纳入到模型当中，因此，在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上，它们是毫无用处的。另外，我们将稍微岔开主题，考虑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能角色，我们将证实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给出的观点，即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是使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而绝非为它提供解决方案。即使我们把对数学形式的“试错”方法（在前一部分中）的具体批评应用到对整个的现代“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的批评中，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刚才强调的两个具体的因素做出回应。很多“计划经济计量学”专家认为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解决，认为信息的分散特征已经考虑到了，现在只需要等待计算机能力方面的必要进展，以使相应的模型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相反，如我们所看到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并没有考虑真实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奥地利经济学家已经对它们做了描述），这些特征将使这些模型完全丧失其功能，无论计算机能力（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未来发展如何。 第一，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和作为其特殊形式的赫维茨理论，是以一种笨拙的（awkward）和掺假的（adulterated）方式来把信息分散特征这条原则并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去。这是因为，如我们在本书第2章中详细看到的，“信息分散在所有单个的经济主体的头脑中”这一事实，本质上与信息的主观性与绝对的私人性是不可分的。假如信息不仅是分散的，而且也是私人的和主观的，那么它传达给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含义是极不相同的，因此，不可能只用唯一的一种含义，把信息传递给任何中央计划者。换句话说，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外部物质目标、同样的数量、同样的经验，它们的含义或对它们他所做的解释，在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是极不相同的。对于在实施某个项目、实现某个目标或生产某些产品或提供某些服务时可能出现的不同选择来说，这一观点同样可以适用。并且，一种产品的剩余或短缺表达的是非常不同的含义，取决于观察它的行为者以及所处的环境，因而，它所唤起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如试图降低需求、创造替代品、寻求新的视角，或这些行为任何的组合等等）。因此，信息的主观特征使赫维茨的整个模型失效——该模型是以信息的持续对 话或交流为基础的，而他却错误地认为这种信息是客观的；这种信息交流发生在市场主体（被假定为拥有分散的、但是却是客观的知识）和中央计划机关之间。 第二，与上述观点紧密相关的是这一事实，我们在第二章中也已经做了详细的讨论，即对人的行为至关重要的知识多数是隐含的，或是不可言说的。假如人们在使用的多数知识是不能正式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客观地传递给任何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价格或交易的历史条件；而且还因为这些价格把信息传达给了某些行为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者对于被用以交换并导致了那些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特征，以及他们主观地认为与他们的行动相关的其他无数的环境，都共同地拥有一定数量的实践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例如，当一个行为者认识到一磅土豆卖30个货币单位（可言说的部分是“一磅土豆的价格是30个货币单位”）时，他解释的信息中，可言说的或正式的那部分代表的是在他的具体行为背景中，行为者知道、产生和使用的信息总量（有关他想买土豆的信息、不同质量的可获得的土豆数量的信息、他的供给者正常情况下提供的土豆数量的信息、行为者对于烹饪土豆的兴奋程度的信息、他打算用以侍候他的客人的盘子的信息、他打算和土豆一起准备的其他食物的信息，以及其他无数的信息）中的一个最小部分。44 第三，从更为动态的角度看，一个价格或一组价格向一个行为者传达某种含义只是因为他发现他本人投入到了某个项目或行动当中；也就是说，他承担起了完成某个目标或实现某个理想——只有他才会真正地去想象和探索的它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责任。在主观的预期和感觉——基本上是不可言说的，因此也是不能传递给任何的中央计划者的——的基础上，一个行为者信赖某个项目，想象它并热烈地追求它。一个坚信某一思想，并不计成败地追求它，无论环境有多么恶劣，虽千万人吾往唉的企业家最终可能会实现它的目标，并获得相应的利润。他渴求的目标，他想实现的利润或者他所追求的真理，都并不是清楚的、能看得见的给定事物，而是他凭直觉了解、想象或创造的。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张力，使发现和创造维持社会并导致它进步的信息有了可能。创造性的张力源自于市场中的多样化，或者说是源于从同一事实、事件和环境——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它的解释是不同的——中出现的不同观点或解释。“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家在他们的模型中忽视了或明确地消除了这一创造性张力，这些模型打算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实现某种事先的协调，它们完全排除了行为者对失调所提供的激励进行创造性回应的可能性。45因此，不可避免地，我们会得出结论：经济主体和中央计划机构之间的对话或分散信息的传递，如赫维茨所提出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经济主体在很大的程度上缺乏那种不得不需要被传递出去的知识，46因为这种知识源于行为者自由地发挥他们企业家才能的过程，其次，他们也不能传递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因为它基本上是隐含的、不可言说的。企业家的知识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更多的是“思考的技术”，只有在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行为者才能对它加以应用，行为者只能凭直觉，通过把它应用于实践中才能学习这一技术。象阿罗和赫维茨这样聪明的人，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经济主体使用和生产的那种知识的本质特征，因此，他们对市场运行的最根本原则是无知的，这也验证了哈耶克1982年所说过的话，他不得不用“不负责任”来形容这些作者，特别是因为他们相信实践的、主观的和不可言说的知识能够以“电脑对话”的形式在经济主体和中央计划当局之间传递，哈耶克毫不留情地把这一思想称为“彻头彻尾的愚蠢”（the crowning foolery of the whole farce），这也正是“计划经济计量学”的思想。47 第四，我们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计量”价格调整模型要求，一旦信息被传递给了中央计划当局，所有的交易或生产活动必须暂时停止——当这个机构解决相应的最优问题，并把有关均衡价格的新信息传递给经济主体时。一些经济学家，如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甚至得出愚蠢的结论，认为这种制度比真实的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更加有效，在真实的市场经济中，交换是在一个与均衡的价格水平不相符的价格水平上不断地发生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交换是“错误的”。在真实的市场价格上面贴上“错误的”的标签——就因为它们与一些不可知的、假想的价格（这种价格只存在于均衡理论家糊涂的头脑中）不相符，世上最让人惊叹之事莫过于此了。把那些存在着的、实际上是人类自由行为的结果的事物视为“错误的”是愚蠢的，但是，认为真实的均衡“价格”绝不可能知道，这更为愚蠢。另外，市场过程相对于“计划经济计量”调整模型的巨大优势正是于把假想的“错误”交换真实地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中，尽管所有的行为与交换都是静止的，信息被传递给了中央计划当局，并且它解决了相应的方程组，但是不计其数的经济主体，他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信息受到阻碍，很多人的行为受到阻挠，所有这些都将损害社会的调整、协调和发展过程。相反，在企业家才能驱动的真实的市场过程中，即便均衡绝不可能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真实生活中的交换，都是“错误的”），新的信息也是不断地产生出来，在企业家警觉之力的作用下，所有的失调或偏差往往都会被揭露出来，并得到适当的协调和调整。与“瓦尔拉斯拍卖者”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相反，真实市场过程的主要优势是，在真实的过程中，虽然交易持续地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交易是在均衡价格水平上发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价格是“错误的”），这些过程在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任何的失调或偏差都创造了必要的激励， 并因此产生了趋势，使得企业家才能的固有力量能够发现它、消除它。就这样，数量巨大的实践信息被创造出来，并连续地传递到了常说的社会当中。相反，为了操作的需要，“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不仅要求人的行为和新信息的创造在某个时期内“凝固”，而且它们也把企业才能的创造性发挥——社会协调的关键——完全排除在外了。48 第五，所有“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一个潜在的主要弱点是，它们将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变化所提出的问题视为无足轻重的鸿毛。在真实的世界中，一个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允许自己奢侈去等待一个规划问题（它所有成员的活动和生活都涵盖在内）的“解决方案”的。另外，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不可能传递和产生必要的信息的情况下，不专横地现实予以“冻结”或施加以强力，那么连问题是什么都不可能想到。为了说明这一点，麦卡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说，六十年代前苏联金属行业的计划部门收集必要的信息建立一个线形规划问题就要花费六年，问题的确定要使用超过1000，000个未知数和30，000个限制条件。49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的“解决”纯粹是一种想象，因为相关的信息在六年中会发生（或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因此，当问题被“解决”的时候，问题本身已经完全变了，因此所发现的“解决方案”也完全过时了。因为“计划经济计量学”专家缺乏必要的信息，显然，在一个动态的真实世界中，他们将被迫盲目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一个并不存在、他们也绝不可能遇上的“均衡解”——因为这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与彼得·伯恩霍尔兹（Peter Bernholz）相同的结论，即在可变经济这个真实状态下，假如实施了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计量”制度，理性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第六，“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不仅对真实市场过程的运行一知半解，而且他们对计算机系统理论的基本要素也缺乏理解。让我们回忆一下，能够储藏到计算机中的那种“信息”完全不同于经济主体在市场中有意识地使用的信息。前者是客观的、可言说的“信息”，而后者是主观的、隐含的和实践的信息。从逻辑上讲，后者——对经济问题至关重要的那种信息——是不能被计算机储藏和处理的。另外，显然，还没有被经济系统生产出来的信息是既不能用计算机程序传递，也不能用计算机程序处理的。换句话说，不可言说的、实践的信息和源于社会市场过程的一大部分可言说信息，以及要通过这一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信息是不能在任何计算机数据系统中传递或储藏的。而且，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从这一点开始考虑：即使经济主体他们自己（不同的行为者、企业家、中介和机构）都以分散的形式使用了每一代计算机中最复杂的机器，那么显然，在分散的个体层面，这些强大的机器将会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它有可能产生出实践的和不可言说的知识，它们具有无穷多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信息的复杂性使得用计算机不可能对它们进行集中的处理。 换句话说，计算机系统只能处理和解释比自身更为简单的控制系统，但是它做不到的是解释或解决比自身更为复杂的系统或过程，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要素的计算机能力从质上讲，它的复杂性都相当于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最后，没有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计算机能够执行典型的人的、企业家的活动。也就是说，计算机绝不可能意识到某些客观信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也即是否存在没有被发现的利润机会。计算机不能想出新的、还没有被想象到的机会。计算机不能创造新的目的和手段，不会有不合潮流、不入时追求，也不会“英勇”地为一个无人相信的公司的成功而奋斗等等。充其量，计算机只能是一个处理可言说信息的强有力的有用工具，它可以为我们在第二章描述过的人的企业家活动提供便利，但是计算机绝不能消除也不能替代这一企业家活动。51实际上，计算机不仅在替代市场中出现的复杂的自发协调过程方面毫无帮助，相反，总是市场过程经济理论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近来计算机科学理论在专家系统和 “人工智能”（一个乌托邦的想法）领域的进展表明，只有对信息在市场中是如何被创造和传递的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52 最后，我们真心希望，当我们结束对“计划经济计量学”的评价时无需再次强调，在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使用会导致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假如使用它的学者不是非常小心的话。特别要指出的是，数学方法只适合描述均衡系统，或最多只能是对市场中发生的变化和活动做粗略的、重复性的和不切实际的机械性描述。另外，数方法不允许对企业家才能——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的本质做出正式的描述。数学经济学家一直是在冒险地认为价格和成本取决于相交的曲线和函数，而非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人的行为与交互作用。他可能会渐渐地认为他一直在用的函数是真的，是可以知道的。简而言之，他可能会认为，那些为了建构模型而被假定为给定的信息的确以某种客观的形式真实地存在于市场的某个地方，因此是可以收集的。从数学方法对经济学不同领域所产生的一般效果，特别是从它对我们已经研究过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所提的建议看，我们怀疑这一方法对我们这门科学的损害，是不是要远大于对它的贡献。53米塞斯与哈耶克赞同市场经济并且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与数学化了的“福利”经济学家支持“私有企业”的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后一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之上的，认为完全竞争是帕累托最优效率的表现。在本书中，我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使资源实现最优组合的并不是这种竞争，相反，是有血有肉的人驱动的动态过程，一个使社会趋向调整和协调的过程。其基本理由并不在于“完全竞争”的制度要比垄断的制度好，而是市场与不受强制的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协调过程。因此，我们支持的观点与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标准观点实际上是极不相同的，根据我们已经给出的所有理由，我们认为后者基本上是不相干的（irrelevant），也是错误的，无论它是被视作是对真实经济的实证分析还是被视为是它应该如何运行的规范分析。吊诡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谬误，它的最明显标志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会导致这一思想——通过它的模型和方法，可以在一个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中确定资源的分配机制。经济均衡理论与福利理论，始自一个关于市场功能的描述性的和实证的理论，但却最终成为一种为把市场过程和它最基本的特征，即“企业家才能”都连根拔除——通过它的数学方法和模型——的经济计算体制摇旗呐喊的工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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