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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社会经济体系枢纽支点的主体功能、空间定位、模式形态等属性特质都是随着产业文明范式的变革，呈现出整体性、系统化、颠覆式的变革。湖北及武汉地区在区域乃至全国的枢纽支点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从农业文明范式下的土地控制枢纽支点、到工业文明范式下的资本枢纽支点、再到信息文明范式下的信息枢纽支点三次根本性变迁。新时代，湖北要发挥好“重要战略支点”作用，必须居于产业变革前沿前列，居于人类知识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前沿，居于人类社会新空间枢纽位置，培育信息文明范式体系下新的过硬实力。由于湖北在全国处于居中的区位，所以必须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好南北协调和东中西协调发展；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好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引领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聚焦绿色发展，服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聚焦和谐与和平发展，服务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服务好和平发展道路，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全域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新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支点贡献。
[关键词] 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产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前，谋划推进湖北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建设，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两个大局”的背景下，纳入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产业文明范式变革的视野下，放到中国式现代化诸项协调发展任务的要求下来认识把握，以更好理解“重要战略支点”建设所蕴含的新内涵、新使命、新任务。 一、湖北重要战略支点建设的新内涵、新重点 在以千年为周期的产业文明范式变革视角下，人类社会经济体系枢纽支点的主体功能、空间定位及模式形态等属性特质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产业文明范式的变革，历史必然性地呈现出整体性、系统化、颠覆式的演变规律，故而承载枢纽支点的地区和城市也多有变迁。湖北及武汉地区正是这一规律的典型案例，历史上其在区域乃至全国的枢纽支点地位和作用，大致发生了三次根本性变迁。 （一）农业文明范式下的土地控制枢纽支点时期 在农业文明范式主导的文明社会发展阶段，可耕、可渔、可牧的土地是决定性要素，“分封建制”的核心就是针对土地这一决定性要素而进行的，因此，这一阶段的文明形态被统称为“封建主义”。在此文明范式下，枢纽支点的主要功能就是控制、保卫这类土地疆域及其空间。因此，山脉河流的关隘关口、河口渡口要地就成为农业文明时期的关键性枢纽支点。其中，陆地上山脉的关隘关口，又远比河流上的干流支流河口、渡口更为重要。 这一基本逻辑主导了中国近五千年历史的空间治理走向，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西侧与北侧相继成为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枢纽支点：从夏到北宋，王朝统治的枢纽支点主要分布于西侧的洛阳、咸阳、长安、汴梁（今开封）一带；从元到清，枢纽支点则从西侧转到了北侧，即当今的北京地区。 其他次一级的枢纽支点也基本遵循这一逻辑。就湖北省域范围内而言，武汉地区在唐宋以前，还称不上是各代帝国的重要枢纽支点；相反，襄阳和荆州因扼守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的陆运交通要地，反而是历朝重点控制的枢纽支点。 （二）工业文明范式下的资本枢纽支点时期 在工业文明范式主导的文明社会发展阶段，资本成为决定性生产要素。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资本主义”。在此文明范式下，枢纽支点的主要功能就是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链、金融资金链等。于是，交通运输枢纽、制造业枢纽、生产性服务业枢纽等先后成为工业文明时代枢纽支点的主要形态。其中，交通运输枢纽体系的形成早于工业革命，并在后续历次工业革命中持续演化，先后经历了以海运水运、陆运、空运等枢纽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制造业枢纽体系是历次工业革命的直接且最为重要的产物，先后经历了以轻工业、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枢纽体系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直都以金融、航运、物流、商务、信息等枢纽为其主要支撑。 一直到中国内生现代化开始萌芽的明朝中后期，汉口才因其居于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口的特殊区位，独享长江上中下游航运交通中枢的地位，进而快速成为中国内陆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即同时位列四大名镇①和四大名聚②的唯二之一。而在中国被动开启工业化、现代化的清末时期，武汉地区又在原有长江、汉江航运优势的基础上，叠加了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这一强力支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国内交通和商业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地位，并成为近现代工商业育成发展的枢纽支点之一。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中国自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武汉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链体系中的枢纽支点地位和功能作用得到了持续巩固和发展。 （三）信息文明范式下的信息枢纽支点时期 当前，随着信息革命从量变进入到质变阶段，信息文明范式正在加快形成。在从工业文明范式向信息文明范式转换的过程中，知识、技术、数据等信息要素正在加快替代资本等成为新的决定性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创新创业群体持续迭代，此中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大多是掌握信息知识体系、信息技术体系、数据要素体系和算法算力基础设施能力体系的新兴力量。在近50年的多轮次创新创业潮中，资本要素越来越成为信息要素的追随者。 目前，我们已可窥见信息文明时代枢纽支点的大致框架，其核心功能在延续工业时代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链、金融资金链等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信息系统的枢纽支点功能，而后者正日益发挥更为重要的枢纽支点功能。从当前国内外创新发展先锋地区和城市的发展竞争走向趋势，可以初步看出，信息系统枢纽支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功能形态：以综合性科学中心、科教基地为主要支撑的知识创造中心、以新兴技术研发体系为主要支撑的技术创造中心、以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生态为主要支撑的产业创新中心等；以超越行政管辖边界的信息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大模型算法中心为主要支撑的数据算力网络关键节点；以信息体系根目录、源代码、信息化平台生态系统等为主要支撑的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连接转换的主通道、控制节点等。 今后数年，还可能出现新的变化趋势和动向，但现有变化已初步显示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枢纽支点新一轮颠覆式变革“洗牌”正在加快演变。湖北及武汉在工业文明时代，是全国性科教基地、科创基地，在知识、技术、数据等信息要素的创造创新、育成集散等领域也在区域内具有基础性的枢纽功能，而在适应信息革命未来发展的算力、算法等方面，尚有较大潜力。因此，要延续工业时代的枢纽支点地位，当好信息文明时代的“新支点”，湖北必须全力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全面推进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治理各领域各体系的颠覆性变革，全速推进信息时代知识、技术、数据等决定性要素育成集聚枢纽体系及能力建设，以新的支点功能，服务新的发展使命和任务。 具体来说，新时代湖北要发挥好“重要战略支点”作用，必须具备信息文明范式体系下新的过硬实力：一是必须居于产业变革前沿前列，推动区域经济体系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导、引领、支撑的产业结构。二是必须居于人类知识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前沿，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学中心、新兴产业研发中心、未来产业育成基地、创新创业基地。三是必须居于人类社会新空间枢纽位置。要超越工业时代的三维时空，进入“虚拟+现实”的四维时空，成为连接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关键枢纽，成为以数据、算力、算法中心为支撑的信息要素集聚配置枢纽。 二、湖北重要战略支点建设的特有使命 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持续解决和处理好五大中国特色任务建设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湖北因其在全国经济地理空间、产业体系空间、人与自然系统空间、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空间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居中的区位，所以必然要在解决这些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中发挥好关键的枢纽支点作用。 一是要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好南北协调和东中西协调发展，为全国共同富裕作出枢纽支点贡献。近些年，南北差距大有超过东中西差距问题的趋势，两者的叠加使得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任务日趋复杂化。从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主轴来看，东西走向的“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更多是服务于东中西协调发展问题，南北走向的“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三条纵轴更多是服务于南北协调发展问题。其中，“京哈京广”纵轴的大部分又位于东中西部分野的区间中位线上，“沿长江通道”横轴的大部分也位于南北部分野的区间中位线上，因此，此两轴在南北协调和东中西协调中的重要性又显著大于其他横轴和纵轴。 湖北恰好位于“沿长江通道”横轴和“京哈京广”纵轴交汇点，因而必然要在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的协调发展中，担负起更为重要的“腰部”支撑作用，既要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其长江中游的“腰部”支撑作用，也要积极谋划在推动京哈京广南北中轴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支点作用。 二是要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好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引领传统产业升级发展，为全国全域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支点贡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石，因此，也必须是全国全域推进、系统建设，而不能仅仅是部分先进地区和城市的使命任务。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既需要推动引领信息革命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为支柱产业，同时也不能丢下传统产业，而是要推动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动力、新的活力；既需要部分先进地区加快抢占信息化发展前期“无人区”的领跑地位，带领全国参与全球竞争，也需要部分地区加快补上“落下”的工业化中后期“发展课”。 湖北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恰好处于国内信息化领跑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承接节点，处于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跑地区与传统产业依然较重地区之间的承接节点，因此，有责任担负起促进全国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区引领传统产业集聚地区协调发展的重任，担负起促进全国创新动力转型领跑地区引领传统动力为主地区协调发展的重任，担负起全国发展范式变革的杠杆支撑作用，促进全国全域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 三是要聚焦绿色发展，服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探索新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作出支点贡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就必须把人类社会系统置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体系中，认识并遵循人类社会系统各主体与地质山水系统各主体、天文物候系统各主体、生物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的适应性行为特征、规律和演变方向、趋势等[1]，以做好人类社会系统各主体自身的适应性行为。在以上各系统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行为过程中，部分区域因处于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的密集交界地带，而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枢纽支点。我们所熟知的北纬30度人类文明发生带、胡焕庸线、北纬40度农耕游牧地理分割带等，实质上都属于密集交界地带，集中分布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系列关键枢纽支点。 湖北横贯于北纬30度，北部自西向东横跨着中国南北分界线、黄河长江分水岭以及亚热带和温带分界线，西部自北向南贯通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得天独厚地处于中国内陆地质山水、天文物候、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系统高度混合的连接转换枢纽节点位置，因此，理应担负起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中的杠杆支撑作用。 四是要聚焦和谐与和平发展，服务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服务好和平发展道路，为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支点贡献。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人类文明体系正处于两个超长历史时段的重大转变之中：一是从300余年以来的工业文明范式体系向信息文明范式体系转变；二是从500余年来西方海洋文明主导全球文明体系的格局，向东方大河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平等交流、对话互鉴的格局转变。这两大转变，都必将引发不同文明范式体系之间的关键枢纽节点格局的变化，也必然需要一批新的文明范式体系转换枢纽节点发挥好关键支撑作用。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源流之一，是中华文明得以实现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关键保障和典范代表，因而也是人类文明体系中大河文明的典范代表。湖北作为长江中游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长江文明历史源起及演进的中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必须在推进工业文明范式体系向信息文明范式体系的转变中发挥重要的枢纽支点作用，服务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更好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推进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展示传播、全球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关键的枢纽支点作用，服务走好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湖北应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创新的前沿前列，努力成为“文化+信息化+实体化”融合创新发展引领者，成为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流交融、守正创新的重要节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独特贡献。 //注释： ① 中国四大名镇是指明清时期因工商业繁荣、文化特色鲜明而闻名全国的四个古镇，分别是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和河南朱仙镇。 ② 四大名聚是指清朝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四个商业中心城市，分别是京师（北京）、佛山、苏州和汉口。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5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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