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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向来是广大军事爱好者和军史学界关心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相关著述颇多，但其中不乏在基本史实方面疏于准确，甚至杜撰演义的情况。如欧阳青的《1955年大授衔典礼纪实》（以下简称《纪实》），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为免以讹传讹，笔者拟以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据作一辨析，以正其谬。 一、关于国务院授衔典礼上将官的授衔排序。 《纪实》在描述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在中南海举行的国务院授衔典礼的场景时称：“周恩来总理把授予10人大将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一行横排在主席台前……的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许光达等9位在京将官。……把授予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张宗逊等在京将官；把授予中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徐立清等在京将官；把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解方等在京将官”，即与史实不符！ 在1955年9月20日总干部部上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的《元帅、将官名单》中，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排序确如《纪实》文中所言。但在9月27日的国务院授衔典礼上，将官们接受周恩来总理授衔时的排序，却是依照当时的职务顺序和级别排列的。即10位大将的排序是：总参谋长粟裕，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副总参谋长陈赓，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以及因病离职休养的徐海东、张云逸。与此相同，上将、中将、少将接受军衔时也是按职务顺序和级别排序的。从当时的现场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官们上台接受授衔命令状和换着“五五式”军礼服后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大将的排序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徐海东因病未出席典礼）。上将的排序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
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授衔典礼上向（右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依次颁发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
在国务院授衔典礼上接受军衔换着“五五式”军礼服后的将官们。（前排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大将，（二排左起）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上将。 至于名列少将授衔名单第一名的解方（时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并未参加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的典礼，而是在南京地区授衔授勋典礼上接受的军衔和勋章。 二、关于在怀仁堂授衔授勋典礼上被授予勋章的人数。 《纪实》称：“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千余人”。“朱德等73人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说有误！ 统计受勋人数的直接依据，主要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按照颁授的3种一级勋章的类别来行文的，其原文表述为：“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显然，这里提及的人数，是指3种勋章分别的受勋人数，或者换个角度看，实际是3种勋章分别颁授的枚数。所以，其含义应正确理解为：共计颁授3种类型的一级勋章818枚。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勋章命令》，则是以被授予勋章的实际人数来行文的，其正文开头即称：“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的决定，授予朱德等583人以勋章。兹将授予朱德等583人勋章的命令公布如下”。接着，命令以“授予×××、×××……××勋章”的行文格式，按照授予3枚、2枚、1枚勋章的顺序分别列出了受勋人员的名单。其中，授予73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1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45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41人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11人一级八一勋章；授予1人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411人一级解放勋章。彭真在典礼上宣读的就是这份命令。而该命令中列出的受勋人员明确只有583人，何来“千余人”之说？ 同时，在这583人中，实际参加了9月27日怀仁堂的授衔授勋典礼并上台接受勋章的有功人员，还不到一半。笔者依据掌握的相关资料进行统计的结果是：在73名获得3枚一级勋章的人员中，只有46人参加了典礼；在87名获得2枚一级勋章的人员中，只有31人参加了典礼；在423名获得1枚一级勋章的人员中，只有120人参加了典礼。合计参加典礼接受勋章的共197人。从当时怀仁堂会场的现场照片来看，坐在中部受勋人员座席区的基本上就只有这么多人。
三、关于参加典礼的几类特殊人员的受勋情况。 《纪实》中对原东北抗日联军、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等人员受勋情况的描述也不准确，甚至有杜撰的情节。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1955年2月12日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的规定，授勋对象分为4类人员：第一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第二类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第三类是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第四类是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 第一类有功人员是授予勋章的主体，占了全部受勋人员的绝大部分。一些在地方工作的“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人物” 如周保中、冯白驹、冯仲云等也包括在内，还有一位代表性人物，即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的李延禄，也被授予了1枚一级八一勋章。 后3类有功人员的数量不多。根据新华社1955年9月24、28日电讯稿，在第一批授勋时此类人员只有25人，即刘文辉、刘善本、李明灏、吴化文、何基沣、陈明仁、林遵、阿沛·阿旺晋美、高树勋、马鸿宾、张克侠、张治中、张轸、陶峙岳、傅作义、程潜、曾泽生、董其武、裴昌会、邓兆祥、邓宝珊、邓锡侯、潘朔端、卢汉、韩练成。他们中间，只有刘文辉、何基沣、张克侠、张治中、张轸、高树勋、傅作义、程潜、曾泽生、董其武、卢汉11人参加了北京的授衔授勋典礼并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主席向（左起）郑国仲、潘峰、蔡顺礼、阎捷三、卢汉、龙道权等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纪实》一文中关于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3位上将授衔后从国务院礼堂乘车到怀仁堂对话的情景描述纯属杜撰！因为陈明仁、陶峙岳是分别在广州、兰州地区授衔授勋典礼上被授予上将军衔和勋章的（有意思的是，《纪实》文中同时也记述了贺龙元帅在兰州授予陶峙岳上将军衔的情况。如此，陶峙岳岂不是接受了2次上将军衔？！）。 四、关于各地区授衔授勋典礼的情况。 《纪实》一文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国防部、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等举行授衔授勋典礼的情况，并谓在南京军区授衔授勋典礼上，刘伯承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官军衔，陈毅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颁发勋章云云，多有错讹不实之处。 根据总干部部1955年10月13日就授衔授勋仪式问题向军委的请示报告和10月19日第51次军委会议的决定，全军授予将官军衔和第一批勋章的仪式，拟分别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7个地区举行，并提议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南京）、贺龙（成都、兰州）、聂荣臻（北京）、叶剑英（沈阳）、林彪（广州）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武汉）分别参加主持各地的仪式，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授勋、授衔。因此，除了在中南海的授衔授勋典礼上已授予的将官军衔和勋章外，全军其他将官的授衔授勋均在上述7个地区进行。所以，这7个地区的典礼实际上是当地驻军的联合授衔授勋典礼，规格仅次于中南海的授衔授勋典礼，故应称为“××地区授衔授勋典礼”。而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军事院校等举行的是授予本部所属校、尉官军衔的典礼，规格又低一层！ 以南京地区授衔授勋典礼为例，虽由南京军区具体负责承办，但实际上是整个华东地区驻军的授衔授勋典礼。该典礼于
南京军区1955年11月25日印发的请柬，清楚写明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第一批勋章。 此后，南京军区又分别于 至于对留学苏联的军官授衔，并不是《纪实》所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聂荣臻元帅为团长的赴苏联授衔的代表团。”于 六、关于王建安补授军衔的问题。 《纪实》称：“1956年1月25日，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国防部大楼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而李聚奎、聂鹤亭、贺诚的授衔仪式也“按照王建安的例子办理”。此说纯属编造臆测！ 首先，所谓 其次，现有史料证明，至少到1956年2月底，王建安的军衔仍未授予。 最后，李聚奎、贺诚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王建安。李聚奎是1955年8月由后勤学院院长调国务院系统，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此前他已参加了军队的评级评衔。虽因转业到地方而未能授衔，但仍在1955年9月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1958年3月重回军队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后，获得上将军衔。贺诚则是在受批判撤职入党校学习一年多，于1957年11月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后，获得中将军衔的。至今为止，尚没有资料证明国务院或军委曾为这几位补授军衔的将官举行过授衔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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