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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地，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本身往往交叉一两回。 有一次，一个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因此，搞艺术的人不久都到这个古色天香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接着，他们又从六马路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狭窄而苔藓遍地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关，气吁吁的老家伙的常识。（这个女人因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得了那个看似慈祥实则严厉的老家伙的常识。“红拳关”可能是一种方言或者俚语，具体含义不详。）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扬扬他那蓬松的灰眉毛，招呼苏艾到过道上去。“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么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 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总是，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离去之后，苏艾到工作室里哭了一声，把一张日本纸餐巾擦得一团糟。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调子，昂首阔步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窝里，脸朝着窗口，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吹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了铺平文学道路而创作的。 苏艾正为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牧人，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重复了几遍。她赶紧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在计数——倒数上来。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望去。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见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和二十英尺外的一幛砖屋的墙壁。一棵极老极老的常春藤，纠结的根已经枯萎，攀在半墙上。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吹落了，只剩下几根几乎是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怎么回事，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掉得快些了。三天前差不多有一百片。数得我头昏眼花。现在可容易了。喏，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哟，我从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地说，“老藤叶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得啦，你这淘气的姑娘。别发傻啦。我倒忘了，大夫今天早晨告诉你，你很快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好的希望是十比一！哟，那几乎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幛新房子的工地一样，碰到意外的时候很少。现在喝一点儿汤吧。让苏艾继续画图，好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给她的病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填填她自己的馋嘴。”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说，仍然凝视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那些图画我明天得交。我需要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呆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老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脸色惨白，静静地躺着，活像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因为我要看那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替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去不了一分种。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萨蒂尔似的脑袋指的是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是长有公羊角、腿和尾巴的怪物。在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牧神是创造力、音乐与诗歌的象征。）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 他老是说就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了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几年没有画过什么。他替“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 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区狗。 苏艾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酒气扑人的贝尔曼。角落里的画架上绷着一幅空白的画布，它在那儿静候杰作的落笔，已经有了二十五年。她把琼珊的想法告诉了他，又说她多么担心，惟恐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一般的琼珊抓不住她同世界的微弱牵连，真会撒手去世。 老贝尔曼的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 “什么话！”他嚷道，“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因为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怪事。不，我没有心思替你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高烧烧得她疑神疑鬼，满脑袋都是希奇古怪的念头。好吗，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替我当模特儿，我也不勉强了。我认得你这个可恶的老——老贫嘴。” “你真女人气！”贝尔曼嚷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说了半天，愿意替你替你效劳。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好的人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是啊。”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到窗槛[kǎn]上，做手势让贝尔曼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瞅了一会儿。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坐在一翻转过身的捐弃岩石的铁锅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到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了。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喊喊苏艾，苏艾正在煤卸炉上搅动给琼珊喝的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有什么使那最后的一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 “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好的希望有了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进医院，让他舒服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户巾，苏艾连枕头把她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痉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的夜里，他定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样子，还有几处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全文在为这片不落的叶子伏笔、铺垫。）
创作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内战，最终推翻了残酷落后的黑人奴隶制度。1873年7月，林肯阐述了一个理想政府的三条原则，即民治、民有、民享。（孙中山亦有“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 美国国会还曾为此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颁布了其宪法的第四和第五修正案，所有这些举措都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在当时的人们眼中，美国好像真成了一个人人平等、博爱而又自由的理想国度。 经济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现代工业社会在飞速发展，电报通讯网络在美国全国广泛建立，电话、计算器、打字机、和现金出纳机也开始出现于商务往来之中。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并带动了社会上更多的发明创造。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生产规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欧·亨利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 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泛滥成灾。 似乎只要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 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做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 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 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苦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他们各自做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 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 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 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最后一片叶子》的主题思想：人性的真、善、美。 在《最后一片长春藤叶》文本中，身处艰难困苦环境中的小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下，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友爱，做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作品描写一个穷女画家琼西得了肺炎，生命危在旦夕，她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窗外一棵常春藤树的最后一片叶子——“只剩下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为了帮助琼西战胜病魔，打消她因长春藤叶的凋落而想死的“胡思乱想”，老画家贝尔门，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了一辈子的贫困潦倒、落魄失意的小人物，为了挽救琼西的生命，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爬到砖墙高处画了一片永不凋零的长春藤叶，给了琼西“生”的意志，新的生命。而贝尔门老人却因着凉而染上严重的染肺炎去世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创作了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小说末尾，作家感叹“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已经不是普通的叶子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从中映照出贝尔门老人的善良灵魂，及其伟大的精神光芒。 《最后一片叶子》就是一篇充满人性之美的文章，琼西和苏的友谊、贝尔曼的牺牲精神以及最后一片叶子所蕴涵的深远意义无一不在提醒人们尽管生活如此艰辛，却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人们不断向前，去改变现状并追求美好的明天，那就是人性的真、善、美。 文本中对琼西和苏的友谊并未很多笔墨， 但从作者在细节上生动、细腻的刻画不难看出两位姑娘之间的真挚友谊。首先她们志趣相投，对艺术、生活共同的追求使她们走到一起，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食品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更为重要的是，当琼西患上肺炎时，苏对她的关心和照顾。当医生告诉苏，琼西的生存几率只有十分之一后，她“把一条餐巾哭得一团湿”，而后却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告诉琼西“医生说你迅速痊愈的几率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九成几率。”苏自己承受痛苦而不把真相告诉朋友， 是为了让琼西能以乐观的态度与病魔作斗争。此外，琼西的饮食起居也完全由苏照顾。 如果说琼西和苏是温暖的火苗， 那贝尔曼的自我牺牲就是熊熊燃烧的烈火，令人震撼、热血沸腾。文本中鲜有对贝尔曼的正面描写，仅寥寥几笔，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60多岁、长相不出众、身材瘦小且艺术生涯不得志的老头便跃然于眼前。正是这样一位老人，当听到琼西身患肺炎、认为自己的生命如冬天的常春藤叶般摇摇欲坠时， 他暗自决定为她画一片永不凋零的藤叶。于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画家不畏严寒，画出了他的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杰作。而为了最后的杰作，贝尔曼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贝尔曼是成功的，因为他的牺牲，年轻的琼西活了下来。牺牲自己、挽救别人，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性的善。文本并未对贝尔曼画藤叶进行直接描写，却在最后定格为“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只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这些物体安静地摆放着， 除了贝尔曼死后给人们留下的悲伤和寂寞，欧·亨利似乎在向人们传达着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他让这种牺牲挽救了琼西的生命。 写作风格 语言幽默诙谐 叙述的幽默调侃是欧·亨利小说的艺术特点。欧·亨利细致地勾画了贝尔曼，对其外貌的描写充满了幽默与讽刺。他的络腮胡子一直蓄到了胸膛那，这马上会让读者联系到风度翩翩、极具有艺术家之气质。再加上他已经六十多岁，可以想像得到这个人在艺术上肯定是极有造诣的。然而，作者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把读者从想像中拉到了现实：他只是长得像真正的艺术家外，事实上，他在艺术上一事无成。四十多年了，却没有一幅像样的画。他仅靠给年轻画家当模特维持生计。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脾气暴躁、爱酗酒的老头，还爱攻击别人的痛处。这样的一个人，顿时令读者对他的好感全无。随后作者偏偏又加了一句“他自认为是住在他楼上这两位年轻画家的'看门狗’”。这很让我觉得好笑。他自己都这样了，但是却对两位年轻的画家很和蔼，这可能是他所有性格中唯一那么一点点的优点吧。这一点也与最后他为救琼西牺牲自己的事迹打下了伏笔。 欧·亨利式的结尾 “欧·亨利式的结尾”是在情节的惯常流动中，在人们已经可以预料结局时，顿生偶发性的变化。人物行为、关系、命运，突然走向另外的轨迹，别开生面，另读者甚感意外。但只要仔细平味这个意外结尾，人们总是不能不承认自身对生活的特殊状态所知甚少，对情节的纷纭变化好纳入常规。 《最后一片叶子》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完全颠覆读者的假想，原来以为要死的人活了，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有绝世之作的老画家却画出了，激发垂死之人强烈求生欲望的神圣作品。作者用这样出乎意料的结尾来赞美了穷艺术家之间真诚的友谊，突出地刻划了一个舍己为人，以自己的生命创作出毕生“最后的杰作”的老画家形象。 语言特色 欧·亨利作品，善于使用夸张、讽刺、拟人、对比、反语、双关语以及意想不到的比喻和毫不相干的联想等特殊的语言手段来描写人物，拓展情节，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服务，以烘托喜剧的悲剧气氛，渲染悲剧的喜剧情调，让读者在俏皮的描写中中领悟内在的严肃的思想，在生动活泼的语言环境里启发人们的深思，给读者带来“含泪的微笑”，处处体现出作者智慧的光芒。《最后一片藤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闯入了这一地区，用他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作者运用了拟人格，形象地把肺炎比作一位残酷、不留情面的恶魔，残忍地夺去弱幼者的生命。 叙事视角 《最后一片叶子》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为主，客观性叙事特征比较明显。《最后一片叶子》有两种叙事视角，即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全知叙事用于故事情节的先导，交代人物。小说开篇即呈现一种上帝般的视点来进入故事的叙述： “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苏来自缅因州，琼西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两人相遇在第八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发现各自在艺术品味、菊苣色拉，以及灯笼袖等方面趣味相投， 于是就有了两人画室。 故事的叙述者不仅了解苏和琼西的来历和现状，而且对她们如何相识，又因共同的志趣而相知相守的过程也交代得一清二楚。 全知叙事出现在贝尔曼上场前对他的介绍，其间还出现了叙述者的评论，“贝尔曼看上去挺像艺术家，但在艺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评论使全知叙述者与故事人物拉开距离，从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但是叙述者并不能等同于作者，而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创造。这里的评论实际上起着一定的误导性，目的是烘托出贝尔曼最后的惊人杰作。 此外，在情节发展中，全知叙事在起承转合的时候也会出现：“琼西躺在那儿，望着它许久许久。接着她大声呼唤正在煤气灶上搅鸡汤的苏。” 情节在此出现转折，琼西将要改变自暴自弃的念头了。琼西大声呼唤苏，显然此刻两人不在一个房间，或者说二人的视线彼此并无接触，而各自的动作却被交代得清清楚楚。作为叙述者的观察视点处于零聚焦或无聚焦状态，即为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事。 在这些叙述中，叙述者的视角大于故事人物的视角，他高高在上，居于故事之外，操纵着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既能任意透视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在情节中插入自己的诠释或评论，使读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时始终感到有一个讲述者的存在。“由于叙述者将这些信息毫无保留地直接传递给读者，这一片段不存在任何造成悬念的因素，读者只需接收信息，无需推测，无需主动作出判断，阅读过程显得较为被动和乏味。” 欧·亨利在全知叙事中使用了一些幽默、调侃的语言，如传染病的拟人化，以及对老贝尔曼绘声绘色的描述等， 这种语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 但是全知叙事“这种超出凡人能力的中介眼光不仅损害作品的逼真性，而且也经常有损于作品的戏剧性”。这种自然与追求出人意料的结局的欧·亨利式小说结构不符。因此，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成为《最后一片叶子》的主导性叙事模式。 “大夫走后，苏去工作室哭了一场。随后她携着画板大步走进约翰西的房间，口里吹着轻快的口哨。琼西躺在被子下几乎一动不动，脸朝着窗。她望着窗外，数着数——倒数着数。'12，’她数道，过了一会儿'11’，接着数'10’和'9’；再数'8’和'7’，几乎一口气同时数下来。苏朝窗外望去。外面有什么好数的呢？外面只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沉闷的院子，还有20英尺开外那砖房的侧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一棵古老的长春藤爬到半墙高。萧瑟秋风吹落了枝叶，藤上几乎光秃秃的。” 苏走进约翰西的房间，看到琼西躺在床上倒着数数，但数的是什么并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好数的呢？”这是苏的心之所想，窗外的景物描写是苏目之所及，直到下文与琼西的对话中，才得知数数的缘由。在这里，叙事者的视角受到了限制，他和人物苏知道的一样多，他的叙述均出自苏这一视角主体。文中虽然没有像“苏看到”这样的词语，叙事视角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换。 实际上，文本中叙事视角的改变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一天上午，忙碌的医生扬了扬灰白的浓眉，示意苏来到过道。”医生的举动和表情也尽可纳入苏的视线之中。文本中叙述者的眼光为苏的眼光所替代后，读者就无法超越苏的视野了，而只能追随她的眼光去逐步体验事件的进展。在该小说结尾之前，读者是从苏的视角去感知最后一片叶子的奇迹，如同两个女主人公一样也被蒙在鼓里。到结尾处又是苏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读者的观察角度还是跟着苏走：从贝尔曼发病被人发现时他那冰冷湿透的鞋子衣服，再到散落的灯笼、梯子、画具与苏所联系到墙上那风刮不动的常春藤叶子。揭开谜底的过程显得十分自然，这也是“欧·亨利式结尾”为什么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个原因。 作者介绍 欧·亨利（O.Henry，1862年9月11日—1910年6月5日），又译奥·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其主要作品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二十年后》等。 1862年9月11日，欧·亨利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伯勒，曾当过银行职员、药剂师等。1896年2月，欧·亨利因受到盗用公款的指控入狱，后逃亡洪都拉斯。1898年再次入狱，期间开始发表作品。1902年，欧·亨利移居纽约，成为职业作家。 1910年6月5日，欧·亨利因肝硬化在美国纽约去世。欧·亨利与契诃夫和莫泊桑并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有“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誉。 1885年，欧·亨利认识了一位名叫阿索尔·埃斯蒂斯（Athol Estes）的17岁的姑娘，当时她还在中学念书。欧·亨利当时是吉他手和琴师。欧·亨利追求了她两年。1887年7月1日夜，也就是阿索尔·埃斯蒂斯才念完中学的那天晚上。 她瞒着父母与欧·亨利双双跑到奥斯汀的一位牧师家结婚，请他证婚。这位牧师虽没料到两位年轻人夜里跑来结婚，但见他们已经成人，便顺水推舟，给他们证了婚。于是，他便于1887年7月1日夜与阿索尔·埃斯蒂斯结了婚。 婚后，阿索尔·埃斯蒂斯改名为阿索尔·波特（Athol Porter）。姑娘的母亲本希望她嫁个有钱人，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竟数月不肯上教堂，更不理那位牧师。不过，这一次婚姻只持续了10年。1897年，欧·亨利的妻子因病去世。 1907年，欧·亨利跟早年时代的恋人莎拉·林德赛·科尔曼结婚，次年离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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