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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学论坛源於珠海北师大，至今已走过整整十二个年头。先后在珠海、北京、台北、澳门、香港等地成功召开十届，第十一届将于今年在扬州大学举行。本公众平台选以往十届一百篇老论文重新发布，以表纪念，并展示这一串足迹。 诗与历史 ——对《中国新诗总系》的讨论（摘要） 洪子诚| 文  洪子诚，男，1939年生。广东揭阳人。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91～199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文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新诗史》等著作，多次获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科研成果奖。 《中国新诗总系》（以下简称“总系”）是一部新诗选本，最近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持，谢冕先生担任总主编。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姜涛、孙玉石、吴晓东、洪子诚、程光炜、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刘福春等人，主要是北京的新诗研究者。项目从提出到最后完成，历经几年时间。 相比起已经出版的选本，“总系”的特点相当突出。首先是它的规模。“总系”共十卷，前八卷为诗歌作品部分，后两卷则是理论和史料。不论是入选诗人还是诗作的数量，都是此前的新诗选本所未见的。其次，在体例上，它采用“编年体”的形式，将始自诞生期，迄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诗，按十年为单位划分为八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因此，在作品选部分，“总系”有20年代卷（姜涛），30年代卷（孙玉石），40年代卷（吴晓东），50年代卷（谢冕），60年代卷（洪子诚），70年代卷（程光炜），80年代卷（王光明），90年代卷（张桃洲）。另有理论卷和史料卷，主编由吴思敬、刘福春承担。在处理20-40年代部分，“总系”参照的是大陆现代文学史通常的分期方法，即将20年代确定为新文学诞生至1927年前后，而30年代则止于1937年抗战开始的前夕。不过，在处理50至90年代部分，诸如“十七年”，“文革十年”等时期概念，却没有受到考虑。 第三，“总系”将20世纪台湾（包括香港，澳门）的新诗创作，也作为“中国新诗”的组成部分纳入。这样的处理目前已不新鲜，大陆编选的新诗选本收入台港澳诗人创作已习见。但“总系”有更“积极”的态度，即努力将它们放置在中国新诗历史的整体中考量，探索“整合”的可能性。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从最直观的意义上”，“总系”对台港诗歌的处理和评价方式本身，“可以被视为跨越冷战意识形态分界线的一种尝试”，“是一种'重写诗歌史’的实践”（贺桂梅《1050-1970年代诗歌的'四板块’与'重写诗歌史’》，《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有的分卷，如60年代部分，台湾诗歌甚至占有更大的份量。  第四，入选作品的编排，除了30年代卷以外，没有采取那种按姓名拼音、笔划，或诗人出生年月为序的方式，而以“主题”的分类方式排列。“主题”分类（爱情诗，山水诗，女性诗歌……）在小型选本中很常见，但在这样的大型选本中采用这种方式，既是“创新”，也是一种冒险。“总系”对“主题”的设定没有相同的标准，完全由分卷主编对该时期诗歌状况的理解设置，诗体类型、诗歌题材、主题、地域和诗人代际区分、诗歌社团、流派、诗歌存在与发表方式等等，都是分别被考虑的因素。 “总系”是多人合作的选本。虽说这些参与者在诗歌观念，对新诗历史看法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分歧也自然存在。如何协调之间的差异，矛盾，是一个问题。《总系》采取各分卷相对独立的编选方针，即基本原则、体例有统一的要求，但分卷主编有独立处理该卷选目，编排的权利。因而，各卷之间呈现的对新诗史理解，既存在连续性，也存在明显的断裂。对这个情况所做出的辩护是：那也不全是无奈；呈现可辨识的裂痕，从而引发可以展开的辩驳、思考，应该也有积极的一面。 “总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发掘过去因政治意识形态，因诗歌观念，因史料上的原因而被忽略的优秀诗人和诗作。在史实和史料处理上，严谨，科学性是重要预期。它提出入选诗作应尽量以最初发表（出版）的文本为根据，不应辗转从不具权威性的选本选取。收入的诗论文章，编撰的诗人小传和创作目录的史料准确性，也都有较高要求。在以初版本（初刊本）为依据这一点上，20，30和40年代卷表现最为突出。其后诸卷，虽也勉力为之，但由于各种原因——台港诗歌资料搜集上的困难，70年代之后大陆诗歌发表方式，发表渠道的复杂，主观努力上仍有不足）——而存在不少缺陷。不过，无论如何，“总系”编选的科学性，应该说有较大的提高，对今后新诗研究，新诗教学的参考，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 对“总系”在新诗研究，新诗史写作和新诗阅读，教学等方面的贡献，对它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做比较深入评价，尚需假以时日。不过，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也发现一些问题现在就可以提出来讨论。这也是我在参与编选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譬如，百年中国新诗的成绩自然不能忽视，但是否需要这样的规模？也就是说，百年新诗是否有这么多的好作品？文学（诗歌）选本的编选，既呈现为不断扩展的趋势（加法），但也是不断减缩的过程（减法）；这是一种双向的运动。“总系”拟定的是扩展的方针，这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一是中国新诗取得辉煌成绩，有大量的作品可进入选本，二是新诗史还有许多被掩盖，或被忽略的优秀诗人和作品值得挖掘。事实上，“总系”也出现许多新的面貌：一些过去未被重视，或从未进入诗歌选本的诗人，作品被呈现，甚至置于重要位置。但是这一规划带来的是，在处理某些诗歌现象时美学标准有可能无意间降低。尤其是对待某些“新发现”的诗人上，有时难免会在“惊喜”中失去分寸。 另外的问题是，以十年划分阶段的体例，对描述一个时期的诗歌状况是一种合适的安排。这个阶段的诗人，诗派，诗歌体式，诗歌场域结构等，能得到便利的呈现。但是，这样的处理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写作跨不同阶段的诗人，被人为的时间所分割。写作相对集中于某一阶段的诗人影响不大（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废名，吴兴华等），有的跨两个或几个阶段的，由于各卷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可避免会造成整体面目的破碎（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冯至，穆旦，洛夫，余光中等）。是重视诗人整体面貌，重视对他们创作发展，变化的表现，还是重视时期面貌的呈现，在这一大型选本中是两难的选择。况且，以十年为分期来处理台湾，香港诗歌，来处理50-70年代大陆诗歌，也暴露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勉强。  重视入选诗作的最初发表（出版）文本，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规则”。因为编印传抄过程的差错，因为作者和编辑者出于各种目的的修改，一个作品有多种文本的情况并不罕见，这样，重视初版本（初刊本），是清理这些文本关系的基础；在诗人研究，诗歌史编写和作品编集上，也是重要的基础工作。但问题之三是，初版本（初刊本）并不一定就是“善本”（艺术水准意义上）。作品后来的改动可能是失误，但也可能是向着“完善”境界走出的一步。如果编选者期望给读者提供“好诗”，那么，一律规定以初版本（初刊本）为依据，也并不一定有充分的说服力。从读者的阅读，和诗歌“经典化”工作的角度上说，“初版本”（“初刊本”）的价值并不就是至高无上的。  在当代的诗歌现象上，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大陆50-80年代的诗歌中，存在“发表时间”与“写作时间”的复杂关系。在50到70年代的大陆，一些诗人的写作，由于政治、艺术上的原因，当年未能公开发表，它们的发表迟至文革结束后。这些作品究竟应归属于写作的年代，还是属于发表的年代，诗歌界一直存在争论。“总系”对待这一难题，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它确立的以发表时间作为依据的原则，只针对六七十年代的青年诗人（食指、白洋淀诗群、北岛、舒婷、顾城等），却不包括牛汉、曾卓、昌耀、绿原等前辈。老一辈诗人在自己诗作后面标示的写作时间更值得信赖？还是编选者因情感上的脆弱而导致标准的不统一？抑或纯粹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如果排除了这部分作品，60，70年卷大陆诗歌部分将变得贫弱而单薄？ 在种种矛盾中，最其症结性的问题是，在选本中如何处理诗歌“经典化”与“历史化”之间的关系（参见周瓒《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困境》，张洁宇《在反省与思考的途中》，《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总系”编选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总主编一开始就提出了“好诗主义”也兼顾历史面貌的编选方针。对于这一大型选本来说，是合理，稳妥的。但方针自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各编选者的理解也不很相同。有的认为，在当前，“历史化”是比“经典化”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出于对我们当前所持的诗歌美学标准的不信任，也基于这样的想法：在处理距我们相当靠近的诗歌现象的时候，重要的是呈现历史的杂多的，丰富的状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情”的说法，就是要理解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美学追求。但是将“经典化”看作最重要任务的编选者，则在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情”之后，追问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诗歌追求是否都具相同的美学价值。他们认为，选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呈现一个时代的诗歌“橱窗”，杂置互不相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事物，而是做出一种有说服力的美学判断。  因为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端年代”的世纪，由于新诗与社会历史的紧密关联，历史的性质也必然制约着诗歌的状况。各种诗歌追求，既表现为写实、浪漫、象征之间的侧重，也表现为紧密呼应时代，呼应政治与疏离政治的分野。特别是在当代，现实主义的乡土诗和超现实的现代诗之间，歌颂某一政治制度，某一政治领袖的颂歌，与批判这一制度，这一社会现实的启蒙诗歌之间，“政治抒情诗”与文革“地下诗歌”之间，是否拥有同一的诗歌美学标准？如果它们之间秉持的诗艺目标很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那么，将它们并置于一部诗选中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前提性的理由需要给出。  不过，“总系”的大多数编选者也对僵化的，“本质主义”的诗美标准持有警惕，认为诗美也应该包含“历史”维度。因此，他们可能不把“总系”这些难以逻辑化的现象都看作是弊端；认为通过深入理解历史有可能开放诗歌美学观念。这对于诗歌史研究，还是新诗未来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在这一问题上，20年代卷导言（姜涛）有这样的表述： （在20年代）梁实秋曾提出这样的质疑：“诺大的一个新诗运动，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人讨论”。在梁实秋看来，对诗之“本体”问题的冷落，似乎成了新诗运动先天的不足，早期新诗的诸多问题，或许都与此相关。然而，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不重“原理”只重“尝试”的态度，恰恰是早期新诗的独特性所在。当某种诗之“体制”尚未生成，对语言可能性以及广泛社会关联的追求，相对于满足“本体”性的约束，更能激起新诗人写作的热情。比如，在胡适那里，最初“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以及后来对“诗的经验主义”的强调，的确模糊了“诗”与“非诗”的界限，胡适也因此被指斥为新诗最大的“罪人”。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风格问题，胡适的目的是将诗歌的表意能力，从封闭的符号世界中解放出来（对“陈言套语”的反动），以便包容、处理急遽变动的现代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这种潜在的冲动，一直支配了从晚清到五四的诗歌构想，这意味着含蓄优美的情境，不一定就是新诗写作的理想，不断刷新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从而开掘出新鲜的诗意，或许才是它的活力及有效性的源泉。如果说对某种诗歌“本体”的追求，构成了新诗历史的内在要求的话，那么这种不立原则、不断向世界敞开的可能性立场，同样是一股强劲的动力，推动着它的展开。上述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相冲突又对话，形成了新诗内在的基本张力。   傅天虹，博士、教授。现任北师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顾问、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副主任、澳门大学“傅天虹文库”负责人、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发展委员会主任。他1987年创办《当代诗坛》期刊；1990年创建当代诗学会；1999年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创立“龙文化金奖”；新世纪初他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至今结集近千部；2007年，他策划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十届，今年（2020年）将在扬州大学举办第十一届。傅天虹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另有各类大型编著数千万字。作品被选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选入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教材。傅天虹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目前在校主持系列讲座。 戳下方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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