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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学论坛源於珠海北师大，至今已走过整整十二个年头。先后在珠海、北京、台北、澳门、香港等地成功召开十届，第十一届将于今年在扬州大学举行。本公众平台选以往十届一百篇老论文重新发布，以表纪念，并展示这一串足迹。 历史的“出场”与经典化趋向 ——从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谈起 张立群| 文  张立群（1973- ），男，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锋文学与后现代文学思潮、20世纪新诗与新诗理论。已出版个人专著《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阐释的笔记——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1978—2008）》等共四部，在南京大学规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参与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又为《中国诗人》杂志社编辑，出版诗集《白马：诗的编年史（2005—2012）》等。 以代际的方式（比如：“70后”、“80后”、“90后”等等）对诗人及其写作进行划分甚或命名，俨然成为近年来诗坛的一道风景。与上述过程相应的，是“中间代”、“中生代”、“中年写作”等命名虽具体着眼点不同，但在实际上仍然遵循“时间规律”的继起。在世纪初十年的时间里，竟有如此多划分与命名竞相浮世，进而形成“对峙的格局”，自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以上相关划分与命名，那么，约略在2004至2005年之间逐步形成的这股浪潮，其持续的时间也往往小于一般想象意义上的“跨度和距离”——显然，划分特别是命名的滞后性与追溯性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会产生再造想象的印象；然而，这种源自命名本身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距离”，又恰恰为我们设置了某种时空状态。从近年来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上溯“第三代诗歌”下至当下诗歌创作并不断呈现开放状态的倾向可知：这一现象一直涵盖着十分广阔的历史内容。而本文从现象入手，重新审视、析分上述划分与命名及其相互之间纠缠、碰撞，正期待呈现这些问题。  一、代际划分的历史述析 按照赵金钟教授在最近一次诗歌对话中的说法，“20世纪最后几年，'70后’诗人的概念开始流行。1996年，《黑蓝》民刊在南京成立，陈卫在《黑蓝》上发表文章提出了70后的概念。这大概是诗歌70后概念的最早提出。之后，陕西的一份民办诗报直接以《70年代》（1999）命名。而将这一概念推到极致的则是广东省的两份民办刊物《诗歌与人》和《诗文本》。黄礼孩主办的《诗歌与人》连续两期以大容量推出70后诗人作品（创刊号和第2期）。由于这份刊物宣传范围较大，诗歌70后概念很快得以传播。'70后’叫响后，'80后’、'90后’便顺势而出。”[1]这段话基本揭示了“70后”诗歌的源出历史并如何衍生出其他概念的历史过程。联系“历史”以及影响的角度，“70后”这个概念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其实呈现了肇始于小说并迅速过渡到诗坛的趋势，但与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等由《小说界》、《芙蓉》、《北京文学》、《作家》等官方名刊打造，进而迅速成为一支文坛生力军、获得出版资格以及读者群不同的是，进入诗坛的“70后”由于写作形式等原因在接受上稍显“冷清”。或许正因为如此，“70后”诗歌自诞生之日起，便呈现出概念上的自觉与写作实绩的判定[2]。经历了几年的积淀与努力，“70后”诗歌在世纪之交标志先锋诗坛裂变的论争后地位开始攀升并已然呈现出自然延伸的倾向。记得笔者2004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因参与课题《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已在写作中列“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专节。当时，“80后”的名字已经开始出场，而“60后”则更多是以向前延伸的命名形式指代1990年代以来、代表诗坛中坚力量的写作队伍。此后，散见于各式文章、谈话中对“80后”以前诗歌阵营以“X后”的简约方式进行划分就已不再陌生。 与“70后”相比，“80后”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逐渐在诗坛产生影响的。阅读由“80后”诗人丁成编的《80后诗歌档案》（2008年1月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我们大致可以领略“80后”诗歌的出场历史。但代际划分和命名意义上的“80后”诗歌自生成之日起就显得不那么稳定。结合网络记录，比如：百度百科“80后诗人”词条，可知“从2002年起开始被学术界接受”的这个概念还可以根据年代“分为前80后（1980—1984），后80（1985—1989）”的说法，“前80后承载了70后人的部分思想，然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是一个新的时期。后80诗人是对80后诗人思想的承接与再创造。作为诗人群体，他（她）们的作品充满才气，具有极大的艺术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这种“再划分”和“概括”是否可以准确描绘出“80后”诗歌的特征，“80后”诗歌都因自我的不断提升而呈现出强劲的势头。时至今日，对于常常阅读文学期刊和涉足网络的读者来说，丁成、春树、唐不遇、阿斐、郑小琼、李成恩、三米深、熊焱等，都已不再是陌生的名字。“80后有一个更为自由的成长背景，经验的积累、学习和自我启蒙的过程都比上一代诗人要短。这一代人的精神自由与生俱来，生逢其时。他们所需要的也许是一种压力吧，以免精神上过分的蓬松。”[3]诗人朵渔的“印象点击”，似乎已道出了这一代诗人的成长优势以及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给“90后”诗人原筱菲诗集作序，特别是看到一份由几家文化与诗歌网站推出的“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锐诗人排行榜”[4]，笔者对于“90后”诗人还会有种居高临下、十分遥远的印象。尽管，在“90后”诗人眼中，“'90后’一词只是一个时间的断代，它本身不具有其它任何含义。因此所谓'90后诗人’ 也只不过是一个年龄的界定和群体的划分，同样不具有其它含义。”[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之前命名的预设，这一说法的出场以及赋予具体诗人也是必然的过程。在仔细思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来临之际，“70后”的诗人已经开始逐步介入“不惑之年”了；“80后”诗人也开始逐步介入而立之年；而“90后”诗人才是年龄意义上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诗坛的希望”[6]。当然，任何一代诗人的登场最终只能取决于他的作品，而不是取决于自我宣言与某份榜单及炒作。但即便如此，我们或许还是应当注意刘波博士在“对话”中“据我的观察和判断，这十位诗人中有不少是属于那种家境条件都不错的'少年诗人’，看得出刻意'培养’的痕迹”[7]的说法。比较前代诗人，“90后”诗人个人成长环境更为优越，所处时代的文化、信息传播更为迅捷，都有可能使他们起点较高、才气十足，由其现有素质和出场的必然逻辑，再结合诸多作家年少成名的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有更为广阔的未来。 “70后”、“80后”、“90后”诗歌的历史述析，从学理上加以分析，不难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代际划分对于一代人的出场可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出场之后怎么办呢？“诗歌上的代际命名是受社会学的启发而来的。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10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好处是近距离地逼近当下历史。以10年一个代际命名诗歌写作，显然有其笼统性和不准确性。它将牺牲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个性，并主观性地粘贴上许多牵强的元素。”[8]赵金钟教授回答代际划分时的说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70后”、“80后”、“90后”都可以归结为世纪初十年的事情并易于在传播中约定俗成，所以，在经历泥沙俱下之后，其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一，是过于笼统，个性注意不够，对于已经流行多年的提法，我们又能说出多少属于各自代际的诗人及其艺术特性呢？其二，是上述划分方式遵循的是简单的时间模式，即使忽视简单的机械环境决定论，其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也十分有限。其三，“70后”、“80后”、“90后”说法的随意性，在经历暂时的可行与合理之后，还难免“入史/写史”的焦虑情绪。在主观性与简单逻辑的驱使下，人们似乎很难判定相同两个代际在具体“临界点”上的差异，这最终是使有效性在漫不经心的使用中演变为遮蔽性，并进而在自我重复的逻辑中自我解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上述划分当然不能成为诗坛命名的依据。 [1]朵渔、张德明、赵金钟、张立群：《代际划分与诗歌经典——关于近年来诗歌代际划分以及相关命名的对话》，《中国诗人》，2010年2卷。 [2]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可参见胡续冬：《作为概念股的“七十年代诗歌”》（2001年9月），臧棣、肖开愚、孙文波编：《中国诗歌评论·激情与责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朵渔、张德明、赵金钟、张立群：《代际划分与诗歌经典——关于近年来诗歌代际划分以及相关命名的对话》，《中国诗人》，2010年2卷。 [4]所谓“序言”是指2008年11月2日完成的给黑龙江“90后”诗人原筱菲诗集《花季单车》所做的短序“幸福的时光流过文字”；而“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锐诗人排行榜”则可参见网络版“文化中国”3月21日报道（记者/李东明）：“目前，由文化中国、沂蒙新闻网、山东在线、华语诗人网、新空气诗歌在线、都来网等权威媒体评选的2009年度90后十大新锐诗人排行榜揭晓，历时六个月的市场调查，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新的榜单于今日公布于众！本榜单不含商业目的！欢迎转载！” [5]原筱菲、王士强、刘波、张立群：《对话：90后诗人的经验与解读》，《中国诗人》，2010年3卷。 [6]比如，在《代际划分与诗歌经典——关于近年来诗歌代际划分以及相关命名的对话》中，诗人朵渔曾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我们这里大部分诗人，在其三十岁之前可能就已经把一生中最好的作品都写完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最老的70后都奔四了，但在主流评论家那里，还是'诗坛的希望’，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90后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70后已人近中午了。这一代诗人里，该呈现的东西都已呈现，你说他还不够成熟或不够分量，那也许只是上一代人的看法，另一种老人思维。我们这里的很多评论家其实是'思不出第三代’，没有持续跟进的精神和胸怀。” [7]原筱菲、王士强、刘波、张立群：《对话：90后诗人的经验与解读》，《中国诗人》，2010年3卷。  二、命名的继起与超越 在世纪初的诗坛，还有诸如“中间代”、“中生代”、“中年写作”的命名，鉴于这些命名在时间上晚于“70后”、“80后”的提法，所以，可以称之为某种命名的继起，而作为一种结果，却在于一种认同心理，因此，其超越意识也尤为明显。 翻开两本厚厚的《中间代诗全集》，我们不难察觉到编选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在“序言”中，为此书编撰付出巨大努力的诗人安琪曾不无动情的写到“这一批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写文本，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体现，这便是我们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动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1]在安琪看来，“中间代”是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的一代诗人。而使用“中间”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其彰显的指认即为：“一、积淀在两代人之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天下大同。”[2]客观地说，《中间代诗全集》在“70后”提法获得认可后出场，在一定程度上有“填补”诗歌空白的意义。无论从网罗、收集、发掘，还是“作证”与“野心”的角度，编选者都有权利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何况，在其“封底”列举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进程中的六部重要选本”中，《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后朦胧诗全集》（万夏、潇潇主编）、《70后诗集》（康城、黄礼孩等编选）也确为诗人“当事者”所编。但显然，“中间代”的编选年代与上述几本选集有很大不同，而且，“中间代”在命名上的模糊、暧昧与集成性也隐含着自身的离心力。从诗坛内外对于“中间代”的评说特别是倡导者本人一度的“强势出击”，都使其在过度自耗中产生某种反作用力，而诗坛新一轮的地质构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成的。 与“中间代”相比，“中生代”提法的出场明显带有一种调整的策略。作为一次目的性较为明显的努力，《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曾集中推出“关于'中生代’诗人”专号，“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3]“中生代”的提出，与重新清理一代“诗人”及其历史发展脉络有关。不过，鉴于历史沉积的“厚度”，以及妄图陷入“表象化”命名的圈套，“中生代”的提法从一开始就存有“本质化”的理论构想，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的“再解读”[4]，又使其极容易从比照的路径中开拓自己的道路。 “中生代”概念提出之后，曾得到更为细致、明确同时也是视野更为广阔的阐述。比如，吴思敬教授曾在《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中，将“中生代”群落的范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进而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以及联系“海峡两岸”的视野，指出“中生代”命名在“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三方面的意义[5]。结合世纪初诗歌的发展现状，“中生代”的提法及其概念的具体生成方式无疑是敏感而睿智的。当代诗歌在“90年代诗歌”与“70后”写作之间，一直缺乏一个可以整体而系统把握的“近邻阶段”。因而，在处于“前代定型”、“后来挤兑”的状态下，确立某一代际命名进行整体概括，进而在已有的历史材料下研讨“人到中年”的写作，就成为必要与可能。但显然，“中生代”之前已有“中间代”的提法，这样，从围绕命名本身而产生的影响来说，二者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命名的合理性、科学性。 “中生代”的出场，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年写作”，尽管这一命名就出现时间来看，在80年代末就由诗人肖开愚提出。“中年写作”显然是针对诗人年龄以及所谓青春期焦虑而言的。为了能够将诗歌带入成熟的境地，同时也是诗人必然要面对的成熟阶段，“中年写作”既包括写作的责任与经验的呈现，又包括诗人写作时的心态、自我意识。也许，“中年写作”会像欧阳江河所言的“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但结合具体语境来看，“中年写作”自生成之日起就与90年代诗歌写作产生了纠缠不清的状态。这样，它与“中生代”再度发生“契合关系”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吃惊：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中生代”提出的日子里确实已经是“中年”了（这里其实还包含90年代初期与今天对中年阶段的认识区别）。“中年”的“写作”也许不会像“青年”那样速度快、数量多，充满朝气与抒情，但其稳定、深邃特别是总结、清算往日写作的姿态，却足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生代”形成互文关系，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 “中间代”、“中生代”以及“中年写作”的出现，使世纪初十年诗坛的代际划分及其命名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局面。应当说，在“第三代”诗歌之后，“中间代”、“中生代”以及“中年写作”的命名，和“70后”、“80后”、“90后”的提法，恰恰使二十年来中国诗坛的诗歌呈现出较为清楚的脉络。但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类命名之间存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虽然，两种命名都是从代际划分的角度，并相继呈现出时间的标准与限度，但诸如“中生代”式的命名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相应的稳定性。作为一次涵盖简单代际划分的命名，“中生代”等命名落实了“第三代”以后的诗歌，其实质是将90年代诗歌进一步经典化，而其波及范围又具有较为明显的向前延伸、向外拓展的趋势。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命名，为如何使用更为周延的方式概括“70后”、“80后”、“90后”等新世纪诗人写作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范本”。而从历史沉积的角度来看，上述命名的顺延性、稳定性，也确然呈现出诗歌“历史化”的自然轨迹。 [1]安琪：《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序》，《中间代诗全集》“下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2306-2307页。 [3]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中生代”诗人》之“编者按”，《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 [4]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中生代”诗人》之“编者按”，《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5期。 [5] 吴思敬：《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文学评论》，2007年4期。  三、影响的焦虑与权利的分配 回顾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命名其实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策略。任何一次命名的确立，都会产生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认同者为此寻找佐证、“画地为牢”，一方面，是命名的有效性总会在当时与后来之间，形成某种认同与评价上的差异，这种现象对于晚近的历史往往表现的尤为明显。从“九叶诗派”、“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命名在时间推移中不断遭遇质疑、修正、补充的现象可知，命名往往是一个由复杂因素构成并常常浸润强烈主观性的“认知范畴”。由此再度审视世纪初十年有关中国新诗的命名与代际划分，其频繁的出场、自然的逻辑、漂移的姿态，虽在表面上体现了批评与研究的漫不经心，但究其实质来看，却体现了“历史”的焦虑与批评无力之间的“裂隙”与“断层”。显然，网络诗歌的传播迅捷、波及面广，民刊的风起云涌，各代际诗人“共时性”的登场与时间（容纳）上的相对“近距离”，甚至世纪初几年新诗批评与研究的骤然升温、几本颇具分量的新诗史的出版，都对各层次命名主体产生了“影响的焦虑”，并进而产生了“历史的焦虑”。 但诸种命名之间的质地和构造都显然是不同的，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倾听“他者”对于上述命名的声音，那么，就很容易从传播、接受中获得新的历史认识。对于2005年之后相继出场的命名，在历经几年的浮沉之后，所谓“权利之争”、“话语权之争”、“有无意义”的说法，完全可以通过网络传媒以及“当事者”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或是出于对研究的关心，或是出于对意义、价值的反思，或是发起者及其相关群落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立场上存在合理性。然而，就笔者看来，这一同样可以视为“焦虑”的行为方式，或许仅就命名的策略与问题迈出了第一步，而更多的历史纵深空间则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视之。从历史上每一次“介入历史”的有效方式及过程不难看到：权利的生成与获取必须通过某种行为实践才能最终得以实践，即使这些行为都难免最终背负“炒作”、“野心”等与利益密切相关之名，并可能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争鸣。如果我们可以持有这样一种视野去看待新诗的历史，那么，自胡适开始的白话诗实践、新诗的概念及其合法性问题，似乎一直困扰着新诗的历史并不时出现、波及新的命题，是以，包括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命名的问题，就在于其把握历史的方式以及历史赋予其的底部界限。在权利、话语权、利益、意义与价值等作为其整体行为必然构成的客观前提下，“宽容的心态”将无异于一次“历史化过程”，而盲目的“放手一逞”或“自我张目”，必将遭至更为强劲的历史反弹。 实际上，世纪初诗歌代际划分与诸命名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自我解构的张力。从妄图把握历史的角度出发，任何一次命名都具有自身的不可重复性，但简单的代际划分及其命名却很容易在“同义反复”或曰“过度重复”中迷失自身本来的意义。只要诗歌写作还在，“70后”、“80后”、“90后”的说法似乎就可以在遵循自然约定中延续下去，但无论是重复带来的“审美疲劳”，还是这一说法必将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再度面临重复，都会让我们面对它们时感到信心不足。也许，对于未来书写的诗歌史而言，世纪初十年的诗歌只用一个名字就足以涵盖一切；也许，从某种更为严格的标准来说，世纪初十年的诗歌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它会因为没有某个“伟大诗人”或是某些“大诗人”而成为一段无人问津的历史。在这样的认知逻辑下，所谓“指责”、“权利归属”等系列问题的答案将自然而然地落在历史的肩膀之上，而从细小、局部的问题出发或是直接对某个诗人的阶段创作进行照相式的追踪，也就自然“升格”为处理晚近时期诗歌写作及其艺术走向的“有效方式”之一。 当然，在世纪初诗歌的相关命名中，还隐含着命名者本身持有的“权利问题”。从“中间代”的提出以及“80后”、“90后”的具体出场方式，我们已然看到诗人自身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诗人的“现身说法”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自然也无可厚非，毕竟诗人作为诗歌的创作主体可以为自己的写作争取认可的权利，但命名之后其接受、反映效果如何却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当然，在这里，笔者不赞成那种命名只是理论批评家的事情，而诗人的同类行为往往是“信史不足”的观点。面对着世纪初十年代际与命名出场频次的加剧，我们应当反思的或许是“写作如何”这样较为本质化的课题。一般来说，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在短期范围内竞相登场，在实际上反映的是超越写作之外的某种繁荣作用于写作本身，而批评的滞后性同样也可能是超前性又加剧了这种作用力。这种现象在同样归属于不同年龄段的诗人、读者眼里具有不同的印象与态度。即使忽视那些所谓的意气之争、权利游戏，作为整体意义上的诗歌特别是诗人群体，也常常会得出批评无力、批评家无所作为的结论。而在漠视“非我族类”特别是更为年长者之写作的前提下，诗坛权利的争夺不是减弱、分散，而是相应地剧烈、集中，这种命名大于写作的现象，不但会影响遮蔽某些诗人的实践和探索，还会在人为划分诗坛单元格局的过程中，使其成为一个名利争夺的场所。  四、经典化、历史化的再思 从世纪初十年代际划分和诸多命名的出场，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经典化”的倾向。无论是出于诗人还是研究者，命名、划分都明显带有稳定一段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而不断提升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主观意愿。以“中生代”为例，站立于世纪初的立场，对于1960年代出生为主、涵盖海峡两岸的诗人进行命名，其实是对一批年逾四十的诗人进行整体概括与描述。就历史来看，“中生代”诗人是“有意”与“第三代诗人”区别开来的一代，没有像“第三代诗人”那样集体登场、形成“流派”、写下“宣言”等，是“中生代”诗人的现实生活境遇。然而，经历90年代十年的沉积，可以在“中生代”群落占有一席之地的诗人必然已积累多年、写出过可以代表自己实力的“奠基之作”。因而，尽管“中生代”诗人仍在构造着属于自己的“行走的地貌”，但以整体概括、具体演绎的方式进入晚近的当代诗歌史却反映了“诗歌史经典”自身的演变逻辑。  事实上，从当代的角度特别是晚近的历史中谈论经典，本身极容易在接受中受到质疑。当代诗歌依然处于“在路上”的姿态、时间上的近距离，往往使其很难获得“河清海晏”式的经典化程度。但显然，“经典”这一常常外化为“观念”层面的产物，也必然经历生成、发展等多个阶段，这种实际情况决定了“经典”（特别是萌生阶段）与理论家的敏锐程度、开放视野和预见性存有天然的关系，而从文学史写作中不断获得稳定陈述，从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逐步过渡到“文学”意义上的“经典”，也符合包括当代诗歌在内一切文学“经典”的发展过程。值得指出的是，与“诗歌史”、“诗歌”意义上“经典”同步的，还包括命名的“经典化”和“被经典化的诗人”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由上述逻辑看待“中生代”、“中间代”以及“70后”、“80后”、“90后”等代际划分、命名及其“入史焦虑”，其大致从命名角度渐次经历的“经典化”过程，还需要作品意义上的“经典”以及经典化的诗人加以有效的支撑。这样，每一个从属于某代际、某命名的诗人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在何时完成代表其“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必将会对整个相关的“经典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在接受的角度上呈现出类似的效果。 从上述论证可知：世纪初诗歌的代际划分以及历史命名只有置于“历史化”的视野中才能获得自身的稳定性。当然，这里所言的“历史化”并不仅仅指依靠历史的过滤生成的结论，“历史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在形成“文本历史”时从未如理想中那样客观。文学“历史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某种具有合法性的历史存在与经典体系，作为一种结果，认识到这一规律，反倒使我们不必为当下的代际划分和概念命名担心。实际上，在论述“经典化”、“历史化”的过程中，当下正在流行的某些提法已经不攻自破。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是诗歌的地质构造产生了新的代际划分与命名，还是代际划分与命名绘制了诗歌的地质构造？这些疑问对于世纪初诗坛诸多现象而言，惟有在思索之余才能发现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当然，对于上述命名，我们也同样不能排除“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在诗歌写作和接受处于相对和游移的状态下，某位诗人可以附加在某种潮流之中迅速脱颖而出，进而影响到其代际诗人群落整体位置的攀升，在世纪初诗坛也是不乏其人的。只是这种以“实名制”行为判定某些诗人的方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先验的代际预设，并最终为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的出场甚至“经典化”、“历史化”程度，带来了某种新的认知内容。 总之，在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的过程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经典化的“努力”，同时，也看到“历史”不断向前拓展的契机。应当说，无论从诗歌资源分配的重组，还是从传媒技术造成写作与传播日新月异的角度，诗歌写作固有的历史记忆都在遭至个人化及技术使用的挑战中产生了碰撞、纠缠的状态。但与停留在简单的代际划分与命名层面相比，如何深入进去探讨关于诗歌代际与命名的深层次、多义性问题，却是诗歌历史赋予诗人、研究者的任务与使命。所幸的是，历史总会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并最终将“历史”留给未来。   傅天虹，博士、教授。现任北师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顾问、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兼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员、曁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诗歌散文副主任、澳门大学“傅天虹文库”负责人、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发展委员会主任。他1987年创办《当代诗坛》期刊；1990年创建当代诗学会；1999年创办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创立“龙文化金奖”；新世纪初他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至今结集近千部；2007年，他策划并参与创建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机制，至今已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十届，今年（2020年）将在扬州大学举办第十一届。傅天虹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40余部，发表论文多篇，另有各类大型编著数千万字。作品被选入《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等权威文本，选入最新商务印书馆版《大学语文》教材。傅天虹文学创作与研究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出版家、收藏家和社会活动家。目前在校主持系列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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