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膜后肿瘤诊治专家共识（2025版）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腹膜后与盆底疾病专业委员会  北京医师协会腹膜后肿瘤专科医师分会>

摘要

腹膜后肿瘤发病率低，治疗困难，术后复发率高。根据近年来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以及中国学者对腹膜后肿瘤的研究成果，我们对2019年中国腹膜后肿瘤诊治专家共识进行了更新，涵盖腹膜后肿瘤的检查、诊断、外科治疗、辅助治疗、营养康复以及复查和随访等。

腹膜后肿瘤发病率低，目前关注腹膜后肿瘤的学者逐渐增多，2019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发布的专家共识亟需更新。为了推广腹膜后肿瘤规范化诊治理念，促进学科发展，由中华医学会牵头，组织全国腹膜后肿瘤领域的专家学者参考国内外最新的腹膜后肿瘤领域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腹膜后肿瘤的临床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本共识。

01

概述

腹膜后肿瘤是指原发于腹膜后间隙（包括骶前及盆底间隙）的肿瘤［1］，按照生物学行为分为良性、恶性及交界性肿瘤，以恶性肿瘤多见［2］，主要包括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未分化多形性肉瘤、滑膜肉瘤、恶性神经鞘膜瘤、胃肠道外间质瘤、横纹肌肉瘤、神经母细胞瘤、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尤文肉瘤、生殖细胞瘤、内胚窦瘤等；交界性肿瘤以局部复发风险为主，主要包括韧带样纤维瘤病/侵袭性纤维瘤病、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孤立性纤维瘤/血管外皮瘤等；另外，还有一些良性肿瘤和肿瘤样病变，主要包括脂肪瘤、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蔓状或囊状淋巴管瘤、血管淋巴管瘤、苗勒氏管囊肿、畸胎瘤、Castleman病、肾上腺瘤、特发性腹膜后纤维化等。此外，腹膜后肿瘤也包括肝、胆、胰、脾、肾、胃肠道、膀胱、子宫、卵巢等实质脏器原发肿瘤的腹膜后转移。

腹膜后肿瘤的发病率为0.5/10万~1.0/10万。美欧亚澳腹膜后肉瘤工作组发表了成人原发性腹膜后肉瘤处理共识，国内也曾发表了一些腹膜后肉瘤的专家共识，但它们多是一个病种或一个单位的共识。

02

共识制订的步骤与方法

《腹膜后肿瘤诊治专家共识（2025版）》由我国普通外科、腹膜后肿瘤外科、病理科、麻醉科、肿瘤内科等领域的25位专家共同参与制订。编写组组长与核心执笔成员基于近十年国内外权威文献及临床实践证据起草初稿，经多轮研讨与修订后形成最终推荐意见。

（一）推荐意见的形成

文献筛选工作由3名编写组成员独立完成，检索范围覆盖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平台，时间跨度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5年3月。检索包括“腹膜后肿瘤”、“腹膜后肉瘤”联合“诊断”“治疗”“手术”等关键词；同时针对特定主题（如“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扩展检索词，关联“腹膜后”解剖部位；并补充“中国临床指南”、“专家共识”等本土化关键词，筛选符合国情的证据。本共识纳入系统评价、Meta分析、随机对照试验、多中心队列研究及国家级诊疗指南，排除个案报道、评论性文章、未标注原创性数据的会议摘要。经去重与质量筛选后，最终纳入78篇高质量文献。

（二）达成专家共识的方法

采用德尔菲会议法，通过三轮专家匿名投票与讨论修订。第一轮：开放式讨论，明确共识框架与核心争议点；第二轮：基于文献证据与临床经验，拟定初步推荐意见；第三轮：匿名投票表决，确定推荐等级，分歧问题由专家组分组论证后形成统一意见。

（三）本共识的证据类型

1.证据级别

Ⅰ类：至少有一项设计质量高的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或者随机对照研究的无偏倚荟萃分析。

Ⅱ类：有可能偏倚的小样本或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或者是这些研究的荟萃分析。

Ⅲ类：前瞻性队列研究。

Ⅳ类：回顾性的队列研究或者病例对照研究。

Ⅴ类：无对照组的研究、病例报告、专家意见。

2.推荐级别

ａ级：有强力证据证明有效，且临床获益，强烈推荐。

ｂ级：有强力证据或一般证据证明有效，但临床获益有限，一般推荐。

ｃ级：缺乏证据，有临床获益但不大于临床风险，可选择性应用。

ｄ级：一般证据证明无效或有不利的结果，不推荐。

ｅ级：有强力证据证明无效或有不良后果，绝对不能推荐。

03

腹膜后肿瘤的检查与诊断

1.推荐由专业的、高收治量的专病多学科团队诊治腹膜后肿瘤［3-6］（证据类型Ⅳa）。组建一个腹部外科技术互补型的外科医师团队，以及一个由外科牵头，病理科、影像科、肿瘤内科、放疗科、麻醉科、超声科等学科参与的多学科诊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是成功诊治腹膜后肿瘤的关键［7-9］（证据类型Ⅴa）。

2.腹膜后肿瘤患者的诊断步骤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肿瘤原发部位的影像学检查、全身影像学检查（如有必要），部分病例可进行活检（首选穿刺活检）获得病理诊断，完成腹膜后肿瘤的分级分期诊断。影像学检查最好是1个月以内的资料（证据类型Ⅳa）。

3.CT是目前腹膜后肿瘤应用最广泛的影像学检查。增强CT及CT血管成像技术有助于准确评估肿瘤的血供情况及其与毗邻大血管的解剖关系，为术前评估提供有力证据。在血管评估方面，由于创伤小、精度高，在多数情况下CT血管造影已经取代了传统血管造影。CT对钙化及骨化病灶的显示也优于MRI检查［5-6，10］。

4.MRI具有高分辨率和软组织对比度，是腹膜后肿瘤最重要的检查手段。T1、T2加权成像及抑脂序列、水分子扩散加权序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精确显示腹膜后肿瘤毗邻解剖结构、肿瘤侵犯范围及血管、神经的受累情况，为临床决策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此外，对增强CT造影剂过敏、肾功能不全或不愿接受CT检查的患者，MRI平扫及增强检查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3-4，7-8］（证据类型Ⅴa）。

5.当腹膜后肿瘤手术可能切除一侧肾脏时，必需评估对侧肾脏功能，一般采用同位素肾图或CT评估［5，10］（证据类型Ⅴa）。

6.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PET-CT）作为一种功能性影像学检查，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有效鉴别感染、损伤、术后改变以及肿瘤良恶性等组织病理学状态，但对全身肿瘤负荷评估具有独特优势，为肿瘤的分期和个体化方案制定提供依据。此外，PET-CT在肿瘤穿刺部位选择、手术切除彻底性评估及术后随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鉴于PET-CT价格昂贵，并且多数情况下在形态学显像方面与MRI和增强CT相比不具有明显优势，除去少见的疑难特殊病例及临床基础研究，暂不推荐常规用于腹膜后肿瘤的诊断［5，11］。

7.若影像学检查疑诊为淋巴瘤、转移性肿瘤、生殖源性肿瘤等不以手术切除为首选治疗措施时，强烈推荐在影像学引导下进行粗针穿刺活检（针头直径≥14~16G）。细针穿刺及细胞学检查较少能对腹膜后肿瘤做出确切诊断，因此不建议做细针穿刺活检（证据类型Ⅴe）。若影像学检查可以确诊的肿瘤（如不同分化程度的脂肪肉瘤），可不进行穿刺活检［5-6，10］（证据类型Ⅳa）。对诊断困难的腹膜后肿瘤，建议多点穿刺取材，有时需重复穿刺活检（证据类型Ⅴb）。为获得病理诊断及分子检测所需的足够组织样本，建议在增强CT灌注效果好或PET-CT标准摄取值高的区域进行穿刺活检［12］（证据类型Ⅳa）。建议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或影像科医师经腹膜后途径进行肿瘤穿刺活检［12］（证据类型Ⅴa）。

8.腹膜后肿瘤穿刺活检后针道种植转移的风险非常小，不建议为此风险放弃穿刺［5］（证据类型Ⅳa）。

9.不首先推荐选择开腹方式或腹腔镜探查行腹膜后肿瘤活检，这两种操作具有一定的风险：可能导致肿瘤污染腹腔，改变腹膜后解剖结构，使再次手术时难度加大。因为缺乏三维影像的引导，腹膜后肿瘤活检可能无法获得具有诊断价值的组织样本，而且还可能损伤重要的血管神经［8］（证据类型Ⅴe）。

10.若因其他外科疾病接受开腹或腹腔镜手术探查时，发现与术前诊断不相符合的腹膜后肿瘤，除非具有腹膜后肿瘤外科团队成员参与手术，否则推荐终止手术，不建议切取活检或者部分切除肿瘤，应将患者转诊至具备腹膜后肿瘤诊治能力的团队进一步治疗［8］（证据类型Ⅴa）。

11.腹膜后肿瘤穿刺活检获取的新鲜组织或手术切除的新鲜标本应在离体30 min内尽早及时固定。固定液采用10％甲醛（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液），为保证充分固定，固定液体积至少应为组织标本体积的3倍。在室温下大标本切开固定12~48 h。对于直径≥2 cm的肿瘤组织必须每隔1 cm予以切开，以达到充分固定，保证后续免疫组化和分子检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为明确切缘情况，需在特殊部位做好标记。

12.由于不同区域的腹膜后肿瘤有显著的异质性，应将全部获取的组织送病理检查，需要进行多项免疫组化染色，必要时需要进行分子遗传学基因检测。FISH检测MDM2基因扩增是目前诊断高分化脂肪肉瘤和去分化脂肪肉瘤的金标准（证据类型Ⅰa），孤立性纤维性肿瘤检测NAB2-STAT6基因融合，恶性外周神经鞘膜瘤检测NF1、CDKN2A和EED或SUZ12基因变异可协助诊断（证据类型Ⅰa）。肿瘤活检的病理报告应包括组织学类型，如果难以确定组织类型，至少要确定形态学类别（梭形细胞、黏液样细胞、多形性细胞、圆形细胞等）、组织学分级和补充研究结果［免疫组化和（或）分子生物学］［13］。

13.目前，腹膜后肿瘤的病理分类主要依据2020年版世界卫生组织软组织肿瘤分类标准，各种类型肉瘤对应的肿瘤分级则采用法国国家抗癌中心联合会组织学与病理学分级法。建议根据腹膜后肿瘤的病理类型和肿瘤分级、分期，经MDT讨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04

腹膜后肿瘤的外科治疗

１.首次手术切除是可能潜在治愈腹膜后肿瘤的唯一机会，手术应该达到肉眼完整切除肿瘤（R0和R1切除），切除的完整程度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7，14-15］（证据类型Ⅲa）。手术切除范围应基于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和术中探查情况，包括完整肿瘤和受累器官。

２.由于腹膜后肿瘤的高度异质性，应根据肿瘤不同病理学类型进行选择手术的处理策略。高分化脂肪肉瘤肉眼观与正常的脂肪组织类似，脂肪肉瘤的切除范围至少包括影像学上左右侧不对称的区域。根据腹膜后脂肪肉瘤多灶性生长与复发的特点，患侧全腹膜后脂肪切除术是降低潜在肿瘤残留风险的合理手术方式。平滑肌肉瘤常起源于下腔静脉、肾静脉、髂静脉等，肿瘤远处转移的发生率较高，而局部复发率很低，若肿瘤毗邻近器官没直接黏附肿瘤或未被肿瘤侵润，则应保留器官［15-19］（证据类型Ⅲa）。

３.营养不良是腹膜后肿瘤患者手术的风险因素，腹膜后肿瘤因其侵袭性常需要行联合脏器切除，由此可能引发的胃排空障碍使营养问题尤为突出。推荐对腹膜后肿瘤患者常规进行营养风险筛查，建议进行肠内营养或肠外营养支持。前瞻性研究表明，实施术前营养支持可以显著降低腹膜后肿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20-23］（证据类型Ⅴb）。

４.可切除腹膜后肿瘤的首次手术，在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扩大范围的手术方式进行整块切除（R0及R1切除），包括整个肿瘤及临近受累脏器。尽可能减少肿瘤残余，从而降低局部复发率，联合切除器官常包括结肠、肾脏、肾上腺及脾脏等。联合脏器扩大切除术尽管可以改善肿瘤局部控制，但客观增加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因此手术切除范围要根据患者机体状态、肿瘤具体位置、肿瘤病理分型等因素仔细评估规划［21，23-26］（证据类型Ⅲa）。

5.腹膜后肿瘤累及重要器官、神经和血管，器官切除要根据肿瘤生物学行为、侵犯程度确定，原则上要求器官切除重建后对患者生活质量无明显影响。在重要血管、神经合并切除时，必须考量为控制局部复发与可能发生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和切除造成患者长期功能障碍之间的平衡。鉴于外科技术和围手术期处理的进步，主要血管、脏器受累并不成为根治性切除腹膜后肿瘤的禁忌证。不可切除腹膜后肿瘤是指腹膜后肿瘤广泛累及大血管导致无法切除后重建；全身多处转移无法同期或分期完全切除［7，18，27-32］（证据类型Ⅴa）。

6.腹膜后肿瘤外科医师不仅需要具备腹膜后复杂的解剖知识，而且亦需具备血管切除重建、膈肌切除重建等多种专业技能，仅具备单一器官外科操作技能的外科医师不能胜任腹膜后肿瘤切除操作，因此推荐由具备MDT的高患者收治量的肉瘤中心实施手术［33-36］（证据类型Ⅴa）。

7.腹膜后肿瘤切除术后可能经历多次复发。肿瘤复发间期长短、肿瘤组织学类型和分级以及是否可再次行肿瘤的完整切除，是影响患者再次术后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重要预后因素。对腹膜后肿瘤术后局部复发者，推荐进行MDT讨论评估，再次手术可行肿瘤完整切除或联合脏器切除，若脏器切除重建风险可控，肿瘤切除可得到临床获益［8，37］（证据类型Ⅳa）。

8.腹膜后肿瘤若出现肝脏、肺等远处转移，要根据其病理亚型、生物学行为、原发灶和转移灶能否肉眼完整切除及手术目的来综合考虑是否进行手术干预。如果肉瘤恶性程度不高，或转移灶可用手术或其他方法控制，对原发灶仍可进行手术切除［16，18］（证据类型Ⅴc）。

9.腹膜后肿瘤进行大部分或部分切除术，一般情况下无临床获益，仅部分患者可以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在选择姑息性手术时应充分考虑患者的年龄、合并症、病理类型及组织学分级，并评估患者的手术意愿及对手术目的的理解［6，19］（证据类型Ⅲa）。

10.复杂的腹膜后肿瘤完整切除的手术复杂，所需时间长，麻醉医师和手术护士应了解腹膜后肿瘤手术流程，选择具有相应手术配合经验（包括参与血管切除和重建配合经验）的麻醉医师和手术护士（证据类型Ⅴa）。

11.腹膜后肿瘤手术创伤大，为预防和减少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术中和术后管理（包括麻醉方式、用药计划、生命体征监测、患者保温、紧急事件处理、术后镇痛、围手术期营养等）推荐建立标准化流程。建议将术后快速康复原则应用于腹膜后肿瘤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38-39］（证据类型Ⅴa）。

12.术前应详细评估腹膜后肿瘤患者，制定全面精细的个体化麻醉管理方案，做好相应的所需药物准备（包括血管活性药、血源、液体等）和麻醉用品的准备（有创动脉测压、中心静脉置管、体温监测、加温输液仪等）。术中腹膜后肿瘤广泛分离时可导致大量液体丢失，术中、术后需进行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建议由专业化或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及护士团队进行围手术期密切监测和监护管理［38］（证据类型Ⅴa）。

05

腹膜后肿瘤的化疗、放疗、靶向和免疫治疗

１.术前化疗，又被称为新辅助化疗，主要适用于肿瘤巨大、累及重要脏器、与重要血管神经关系密切、预计无法达到R0切除或切除后会造成机体功能障碍的患者。对化疗敏感的肿瘤如滑膜肉瘤、平滑肌肉瘤推荐应用［40-41］（证据类型Ⅳb）。新辅助化疗优点包括：有效缩小腹膜后肿瘤的体积；使瘤体与周围血管、脏器、神经的边界清晰，利于外科医师准确地判断手术切除的范围和深度，提高完整切除率；尽早控制微小转移灶，减少术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新辅助化疗对于腹膜后肿瘤的总体生存率影响目前尚存在争议，近期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相较于单纯手术并未提高患者5年总生存率，也未提高手术切缘阴性率。目前正在开展的STRASS2临床研究旨在评估以病理分型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与单纯手术相比是否可以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期，改善患者的预后［40-41］。

２.术后化疗目的是在于消灭亚临床病灶，减少远处转移和复发的风险，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目前尚无证据证实术后化疗对完整切除的腹膜后肉瘤患者有益（证据类型Ⅰe），部分高危患者可经过MDT讨论后选择使用［42-43］（证据类型Ⅴc）。对于Ⅲ期化疗敏感的患者，推荐采用多柔比星+异环磷酰胺方案、表柔比星+异环磷酰胺方案，或单用多柔比星方案等化疗方案［44］（证据类型Ⅳa）。Ⅱ期患者具备以下高危因素可以考虑术后化疗：肿瘤位置深在、肿瘤累及周围血管、包膜不完整或突破间室、法国国家抗癌中心联合会分级G3级、局部复发二次手术切除等［45］（证据类型Ⅳa）。

３.姑息性化疗是指对于转移、复发不能完整手术切除患者采取的化疗。姑息性化疗目的是使肿瘤体积缩小、稳定，减轻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期。考虑到腹膜后肿瘤高度异质性、化疗的不良反应，具体化疗方案的选择要个体化。EORTC62012研究提示，晚期软组织肉瘤患者使用单药多柔比星和多柔比星联合异环磷酰胺比较，多柔比星联合异环磷酰胺方案可以提高客观缓解率（ORR），并延长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但对总生存期无影响。另一项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发现，多柔比星联合异环磷酰胺方案中多柔比星高剂量可延长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但对总生存期无影响。多中心、开放标签的随机Ⅲ期临床试验中，未接受化疗的转移性或复发性不可切除的平滑肌肉瘤患者，随机分为多柔比星组和多柔比星联合曲贝替定组，结果显示后者可以显著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因此多柔比星+曲贝替定可以作为晚期平滑肌肉瘤的一线治疗［46-49］（证据类型Ⅰa）。

4.放疗是腹膜后肿瘤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然而放疗能否改善腹膜后肿瘤的治疗效果目前仍存在争议。Ⅲ期随机STRASS研究显示，相较于单纯手术，手术联合术前放疗并未降低局部复发率，也未显示出生存获益，尤其是高级别（G3）去分化脂肪肉瘤和平滑肌肉瘤。然而亚组分析显示，对于高分化脂肪肉瘤和低级别去分化脂肪肉瘤，术前放疗可能有助于减少局部复发风险，获得较长的无复发生存期［50］。术前放疗的优势：腹膜后肿瘤将腹腔重要脏器推移，尽可能减少了放疗对周围重要脏器的损伤［51-52］；此外，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能易于肿瘤切除。因此，对于高分化脂肪肉瘤和低级别去分化脂肪肉瘤，可在MDT讨论后进行术前放疗。对其他组织学亚型不常规推荐术前放疗［50-52］（证据类型Ⅰb）。

5.目前尚无大规模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明术中放疗有效，现有的回顾性研究对术中放疗的疗效存在争议，因此本共识暂不推荐腹膜后肿瘤患者常规接受术中放疗［53-54］（证据类型Ⅳd）。

6.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实术后放疗对完整切除的腹膜后肿瘤患者的生存有益，手术后正常组织重新进入原肿瘤床区域，术后放疗导致并发症风险提高［55-56］，故本共识不推荐腹膜后肿瘤患者常规接受术后放疗。

7.目前已有多种靶向药物可用于晚期或不可切除软组织肉瘤并取得良好效果。瑞戈非尼、安罗替尼、培唑帕尼这三种药物已被推荐为软组织肉瘤的二线治疗选择，但不推荐瑞戈非尼、培唑帕尼在脂肪肉瘤中应用。瑞戈非尼是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用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等靶点。一项随机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发现，瑞戈非尼显著延长复发尤文肉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另有临床研究也证明瑞戈非尼对于平滑肌肉瘤具有延缓进展的作用。安罗替尼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等受体阻断肿瘤血管生成，抑制肿瘤生长。多项临床试验证明其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阻滞肿瘤进展。培唑帕尼是一种小分子的多靶点酶抑制剂，能够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等。ARST1321临床试验发现培唑帕尼联合术前放化疗，使肿瘤病理完全反应率显著增加［57-62］（证据类型Ⅱa）。90%的高分化脂肪肉瘤和去分化脂肪肉瘤存在CDK4基因扩增，提示该部分患者可能从CDK4抑制剂中获益。哌柏西利和阿贝西利是选择性的CDK4抑制剂，对于晚期脂肪肉瘤有一定效果［63-66］，对于化疗不可耐受或者拒绝化疗的去分化脂肪肉瘤患者可以选择CDK4抑制剂进行治疗（证据类型Ⅱa）。8.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抗体在软组织肉瘤治疗中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关注。腹膜后肿瘤属于“冷肿瘤”，肿瘤异质性极高，不同病理亚型对免疫治疗的反应迥异。Ⅱ期临床试验SARC028中，发生转移或不可切除肉瘤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未分化多形性肉瘤患者的ORR最高，为40%，脂肪肉瘤患者ORR为20%，平滑肌肉瘤患者ORR为0。腺泡状软组织肉瘤患者接受阿特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后均表现出良好的ORR。通过对肿瘤免疫微环境、肿瘤突变负荷等分析，免疫治疗在肉瘤中的应用将不断扩大［67-69］（证据类型Ⅱa）。

06

腹膜后肿瘤的新兴治疗展望

近年来，在传统手术治疗为主、放化疗治疗为辅的背景下，一方面，外科医师的手术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手术方式得到了改良或创新，同时，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可圈可点的成就为改善腹膜后肿瘤患者预后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一些新兴的治疗手段也相继在腹膜后肿瘤治疗领域初露端倪。

1.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和溶瘤病毒治疗逐渐引起了研究者和临床医师的关注，这些疗法在腹膜后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良好的临床前景［70］。目前的研究表明，溶瘤病毒治疗能够有效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并激活宿主免疫反应［71］；以T细胞（CAR-T）、NK细胞（CAR-NK）、DC细胞等为代表的免疫细胞治疗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监视能力来对抗肿瘤［72-73］；而干细胞治疗则可能通过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来辅助肿瘤治疗［74］。

2.随着对腹膜后肿瘤生物化学的深入理解，核素治疗和纳米技术异军突起，展现出良好的肿瘤治疗应用前景，在胃癌等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中发现，核素治疗可以通过靶向放射性药物对肿瘤细胞进行精准打击［75］。在软组织肉瘤领域，纳米技术有望改善现有疗法，提高靶向性与安全性，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76-77］，这些手段为腹膜后肿瘤的精准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3.随着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以AI辅助定量药理学引导开发腹膜后肿瘤治疗新药有望为腹膜后肿瘤筛选大量新型高效的治疗药物，腹膜后肿瘤生物治疗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和定量药理学模型的研究也将为更多新型药物的临床研发、审评审批、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保障。

此外，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深入人心，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患者的个体化特征，包括基因组信息、肿瘤微环境以及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等，以实现更加精准的特异性靶向治疗，降低患者的术后复发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乃至彻底治愈。

07

腹膜后肿瘤患者的营养与康复

1.腹膜后肿瘤患者有很大的营养失调风险，改善内脏脂肪和肌萎缩的临床营养干预可能有利于改变患者的手术和肿瘤预后［20］（证据类型Ⅳb）。

2.营养支持在腹膜后肿瘤患者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建议所有患者进行常规营养康复以改善手术效果。对于合并营养不良的腹膜后肿瘤患者，做好围手术期营养支持，术前补充至少2周的肠内营养对手术是有益的，术后早期进行肠外营养支持，直到肠内营养可以恢复（证据类型Ⅲa）。

3.腹膜后肿瘤手术中出现十二指肠破裂修补或切除重建者，建议进行十二指肠造瘘、空肠造瘘及术后肠内营养支持。在手术中胰腺损伤或术后创面引流液淀粉酶升高时，建议应用生长抑素及类似物奥曲肽等药物治疗。

4.腹膜后肿瘤手术后住院时间较长患者建议行康复训练。腹膜后肿瘤手术后下肢感觉或运动出现轻微障碍者较常见，建议进行康复训练及神经营养治疗。

08

腹膜后肉瘤患者的复查与随访

１.腹膜后肉瘤完整切除后的复发无平台期，术后15~20年仍可复发。腹膜后肉瘤患者需无限期随访［8，78］（证据类型Ⅲa）。

２.高级别的腹膜后肉瘤患者手术治疗后中位复发时间<5年［8］（证据类型Ⅲa）。

３.影像上发现的复发较临床出现症状早数月或数年。腹膜后肉瘤随访评估需包括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检查，以及治疗后的长期功能和生活质量的评估［8］（证据类型Ⅴa）。

4.建议腹膜后肉瘤患者术后每3个月随访评估1次，2年以后每6个月进行1次随访评估，5年以后每年随访评估1次。腹膜后肉瘤切除术后的长期预后差异显著，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的可能性根据肿瘤的组织学亚型、分级、大小和多发灶性等因素，以及患者年龄和合并症等特征，切除的完整性、肿瘤的破裂和中心经验等治疗变量变化而变化，每个预后变量对腹膜后肉瘤患者预后的相对贡献可以通过将它们结合在预后工具（如nomogram）中进行加权，这些工具可用于提供个性化的预后信息，制定个性化随访方案，并协助决策和讨论高危患者新辅助或辅助治疗可能带来的益处［8，78］（证据类型Ⅴb）。

09

总结

腹膜后肿瘤的临床研究较其他常见肿瘤少，应当努力促使各医院将腹膜后肿瘤患者纳入国内及国际合作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或登记中（证据类型Ⅴa），加强国内及国际间合作。随着腹膜后肿瘤研究不断深入，当出现新的并有可靠循证医学支持的证据时，本共识将及时更新。

参与讨论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党学义（山西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杜志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中心）、方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试验机构研究型病房）、郝纯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李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李沛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李文岗（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肝胆外科）、陆维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罗成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腹膜后肿瘤外科）、闵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心实验室）、钱锋（军医大学陆军西南医院普外科）、邱法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王昆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王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王曙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吴问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肖萌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腹膜后肿瘤外科）、辛世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杨邵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杨春康（福建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姚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麻醉科）、张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黑色素瘤与肉瘤内科）、张志永（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赵纪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管外科）、周宇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

执笔专家：王曙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肖萌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腹膜后肿瘤外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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