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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生活?为什么要生活?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二)

 琴弦在雾中 2025-05-25 发布于山西

    论现代小说

借助于批评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伍尔夫希望英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哪怕暗流涌动,危险丛生。“这三位作家是物质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令我们失望,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躯体而不是心灵,并且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感觉:英国小说最好还是(尽可能有礼地)背离他们,大步走开,即使走到沙漠里去也不妨,而且离开得越快,就越有利于拯救英国小说的灵魂。”

“贝内特⋯⋯他的人物过着丰衣足食的,甚至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但是,还得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又为什么要生活?”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一定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个哲学问题,监狱的墙壁上也有它们的身影,仿佛审判者和监管者丢给囚犯的测试题,就像如果你背会了监规、《三字经》、《弟子规》、《了凡四训》一类的东西,就会被认可为合格的囚犯。很少有人会把那三个终极追问像苏格拉底或者任何一个思想者一样严肃对待。监管者的目标是规训囚犯,他们要忙的事情很多,包括为了让领导满意,必须在究竟是用颜体还是隶书写那几个字、怎样挑选出囚犯中的书法高手这样的问题中纠结;囚犯为了在江湖中生存,必须假装那是些幼儿园的问题,就连提到它都会降低身份,选择无视会是最佳方案。

要知道,监狱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你“是怎样”的没人关心,但你“显得怎样”很重要,因为你不会想要被人看低,而人们会根据你“显得怎样”决定如何与你相处:敬畏、尊重、谄媚、攀附、鄙视、谩骂、远离、漠然、虐待、剥削、殴打、冷嘲热讽、呼来喝去⋯⋯这些方式从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远,那么毫无瓜葛,它们就像尼采眼中的真理与谬误一样——只有一线之隔。自由之人和受限之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我们都不关心、也不在意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哲学和小说,通过思辨和想象,我们被迫来到这些问题面前。而伍尔夫批评的焦点就是,无论你有多少技巧,你的人物有多么富足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回答“为什么要生活”(也就是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你的小说就没有完成它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一张物质主义的标签贴到所有这些书本上去,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写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无比的技巧和无穷的精力,去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当前最时髦的小说形式(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往往使我们错过、而不是得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不论我们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称为生活还是心灵,真实还是现实,它已飘然而去,或者远走高飞,不肯再被我们所提供的如此不合身的外衣所束缚。”

“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chàn)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我们并非仅仅在呼求勇气和真诚;我们是在提醒大家: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和习惯赋予我们的那种信念,是有所不同的。”

“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是反映生活或心灵的东西,“习惯赋予我们的那种信念”是以为“物质主义”的叙述方式就能够达至前者,“物质主义”没有注意到生活与意识而非物质紧密相连。

如果我们是作家的话,能够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的任何方式,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是读者的话,能够使我们更接近于小说家的意图的任何方式,也都不错。这种方式的长处,是使我们更接近于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本来面目’的那种东西。阅读一下《尤利西斯》,不是会使人想起,有多少生活被排斥了、被忽视了吗?翻开《项狄传》或者《潘登尼斯》,不是令人大吃一惊,因而相信生活不仅还有别的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吗?”

“它们(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斯的英国小说)确实使我们充分领会了一种艺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观点,并且提醒我们,世界是广袤无垠的,而除了虚伪和做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禁忌的。这就是这番比较演绎出来的结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所谓'恰当的小说题材’,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恰当的小说题材;我们可以取材于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头脑和心灵的特征;没有任何一种知觉和观念是不适用的。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小说艺术像活人一样有了生命,并且站在我们中间,她肯定会叫我们不仅崇拜她、热爱她,而且威胁她、摧毁她。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恢复其青春,确保其权威。”

写作者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如同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勇者对待命运女神的态度,后者将“命运”改造成具有两面性的“时运”——“不仅'时运的力量巨大’,而且'最大的好运永远最不能信赖’。”女神偏爱勇者,勇者最大的特征是德性,正如写作者最大的特征是真诚,他不会想要欺骗读者说某某东西我不能写,或者我写出的东西与它的真实相悖。对于勇者,“人的确可能将时运女神变为自己的盟友,学会与她的力量协调行动,抑制她反复无常的本性,这样在所有的事务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缺乏德性尤其令女神愤怒和憎恶。正如拥有德性就像筑起了抵挡她汹涌洪水的大堤,她的怒潮也总向'没有任何提防’的人奔腾而去。⋯⋯她只在拥有德性的人无力抵抗她时才施展自己的大能,这意味着她对这个品质如此钦慕,永远不会对显示出德性的人发泄她致命的敌意。”

对于写作者,他同样要像勇者对待时运女神一样对待艺术女神,这意味着他像尊重后者一样尊重自己手中的笔。

《简·爱》与《呼啸山庄 》

“我们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并非由于她对人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她的人物是生气勃勃、简单粗糙的;并非由于她书中的喜剧色彩——她的书是严厉、粗犷的;亦非由于她对人生的哲学见解——她的见解不过是一位乡村牧师女儿的见解;我们阅读她的作品,是为了它的诗意。或许所有那些具有与她同样不可抗拒的个性的作家都是如此,结果他们就像我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要把门打开,使别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就贏得了人们的好感。”

“一部作品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与作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这意义就必然难以掌握。对于像勃朗特姊妹那样的作家,则情况尤其是如此。这是带有诗人气质的作家,她要表达的意义和她所使用的文字不可分离,而那意义本身,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还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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