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的文化教母——《巴黎茶花女遗事》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它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可能无出其右。189
3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由晓斋主人口“述”，冷红生笔“记”，两人共同翻译完成，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于1899年
出版。“冷红生”即林纾，“晓斋主人”即王寿昌。林纾听王寿昌口述而用文言笔译。林纾与多人这样合作一起翻译西方作品，所译小说被称为“林
译小说”。 林纾的翻译广受赞誉，他一个ABC都不认识，却能凭借高潮的语言悟性将别人的口述内容译出，而且用的是纯正典雅的桐城古文，且
用之于与桐城风范本不搭界的西方言情，老实说，这种非凡的跨界挥洒的能力就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而且能把《茶花女》选中作为其翻译事业的
开挂之作，也证明了他的文学眼力确实目光如炬。因为《茶花女》在后来的西方文学发展中也是一部巅峰之作，被改编后的《茶花女》几乎横扫了话
剧、歌剧、电影各界。而《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话语中几乎趋之若鹜独领风骚。可以说，不了解《茶花女》就无法置喙近
现代的中国文学进程。理解林译小说需要一种中西合璧古今兼通的美学视野。《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为中国文学开了新生面，本质上是它颠覆了
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看出它的价值：首先，作为西方文学的典范之作，它打破了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大团圆模式
。小说的基本情节构成就是大团圆结局的打破。马克与亚猛的爱情是不圆满的，这种不圆满甚至表现在他们生前死后的整个过程中。马克牺牲了自己
的爱情和幸福来成全亚猛父亲所描述的亚猛的幸福，而事实却证明这种牺牲仍然铸成了两者的悲剧。“回思见爱之深，再眷一人，必不类此”，亚猛
在得知真相之后痛不欲生的情感体验强烈地预示着，他这难以忘却的悲伤或许会与他相随一生。而且亚猛没有见到马克的最后一面。他甚至需要借迁
坟确认死者的机会来见马克，而马克也确实在和亚猛的这最后一面中露出了她现实的腐烂面孔。在中国传统故事的情节构造中，马克至少也要与亚猛
来个梦中话别，或者在棺木当中保持她宛若生时的容颜让他感到一丝心理安慰，或者干脆就只留下衣物，让目击者叙述她如何在袅袅音乐中登仙界而
去的情景。而亚猛看到的是“目眶已陷，唇腐齿豁，直至耳际”的景象，马克尸体腐烂之后露出的牙齿和眼洞让我“目翳耳鸣，不知所措”，让亚猛
“容色愈白”、“身颤筋掣，屡呼不答”……这种真实的表达衬托出亚猛心中的缺憾是如此之真实，也是如此之深切，正因为这样，它才给读者以极
大的震撼。陈平原先生指出，“言情小说的套路，过去是先分后合，苦尽甘来；如今则全倒过来，变成甘尽苦来，再好的情人最后也得生离死别悬崖
撒手”。 情人间再也无法实践他们之间生生死死的承诺，追求悲剧性的结局一时成为了小说创作的风尚。对大团圆结局的扬弃，使得作家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无疑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突破”，是清末民初言情小说超越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其次，作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延续，它彰显
了对悲剧的忏悔与自省精神。文艺复兴传统认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应该对自己造成的悲剧负责。翻开《巴黎茶花女遗事》，扑面而来的是亚
猛(阿尔芒)强烈的忏悔意识。“吾始以为马克负我，孰知今日百鞭吾身，犹不足蔽吾辜也！吾将缩吾十年之命，进为一日泪痕，哭我马克也。”百
鞭其身，缩命十年，进为泪痕，亚猛在如此强烈的忏悔意识下,为马克(玛格丽特)迁坟，为马克的遗产奔波，而向“余”的倾诉更是声声动情。句
句血泪。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得知亚猛之所以这么忏悔，是由于他对马克的误解和伤害。马克是为了保全亚猛的形象、亚猛妹妹的婚姻以及亚猛家
庭的和睦隔断了与亚猛的关系，忍受着感情的煎熬，忍受着亚猛的侮辱，自戕式地走向死亡。这是一种成全别人的自我牺牲。在自我牺牲中马克形象
显得非常的纯洁和高大，在亚猛和马克的爱情悲剧中，真正的作梗者是亚猛的父亲，然而，无论是亚猛还是马克，均没有指责亚猛的父亲，忏悔和牺
牲是一种灵魂的自我煎熬。亚猛对魂的自我拷问。努力地料理马克的身后事是一种自我赎救马克同样将自我的承受看成自我灵魂的洗涤，而将牺牲生
命看作为灵魂净化的至高境界。鲁迅是林纾的粉丝，早在日本时期就购读了林纾的作品，他的小说《伤逝》中涓生的忏悔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总的格调
，这是现代小说的少见的清醒。最后，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它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怀。这既是对悲剧性的认知，也是对忏悔性的自觉
。相比而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是完全缺乏这种情怀的。鲁迅曾说过：“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
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严复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肠。”但是除了肝肠寸断，人们还能悟出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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