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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夏的一天，我第一次醉酒，倒在了三瓶啤酒的脚下。 那年我14岁，读初二，在一个县城里的寄宿中学。宿舍是平房，门口有小卖部，老板娘打扮妖娆，乳沟深陷，走路的时候髋部摆动，令人神往。青春期的故事总是过分相似，以至于空白一片。比如我现在记不清那天晚上喝到的是什么啤酒，搭配的是什么小菜，跟我喝酒的都有谁。只知道，我喝醉了，迷迷糊糊，摊睡在凌乱的上下铺的下铺。第一次醉酒的感觉犹如梦遗，窗外有池塘，池塘里的青蛙叫了一夜。 事到如今，我依然觉得啤酒是最有少年气质的酒精饮料。白酒过于刚硬，犹如大汉；葡萄酒往往性格各异，犹如小偷，偷走了你琢磨它的时光；威士忌过于男人，总是叫人想起奔跑不停的村上春树，孤独地坐在某处，听爵士，在威士忌里加入一个冰球；干邑则过于富贵，是个公子哥儿；香槟是个娘儿们，坐在你的大腿上跟你谄媚；伏特加很像特种兵，木讷，不苟言笑，随时准备给你一记老拳。 只有啤酒，在欢腾的餐桌上，陪伴在你身边，可以细水长流，一杯一杯复一杯，明朝有意抱琴来。绿色的啤酒瓶如同栅栏，分隔开白天与黑夜。在微醺中，这些绿色的啤酒瓶犹如一只温顺的小马，可以载着你到任何地方。 我初步估算一下，在20年的啤酒生涯中，我喝过的啤酒大概能盛满一个不大的游泳池，我能够在其中扑腾几下，或者悬浮其间。对于啤酒这件事，我从来不曾挑剔，有一口，算一口，普京就很好，修道院也不错。我不是技术流，只是情绪派，一群人在一起喝酒，我觉得最美好的时刻是：我起身去卫生间走肾，恍惚间，不小心碰到了地上堆积的啤酒瓶，它们叮叮当当互相撞击的声音。 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啤酒是孤独的伙伴，在没有家的时候，啤酒是液体的家。它是通向天堂的一小段路，只不过经常走着走着，就断片儿了。 那年，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住在望京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街上空荡荡，少有行人，我从杂志社步行回暂住地——这是个地下二层的小窝，能放下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写字台，手机没有信号，我在入地之前，会买一包两块五的都宝烟，两瓶啤酒。我坐在地下室里，二手电脑里有一堆开了头的小说，我凭借着一点点啤酒拼凑文字里残损的部分。 我还会经常和自己挑战一下，看一个人喝多少瓶啤酒会失去记忆，经过反复测算得出的结论是10瓶。一个月后，面积不大的地下室被啤酒瓶堆满。当啤酒瓶都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出去换一种健康一点的生活，搂着酒瓶子过日子终究有缺憾。 然而转瞬，我逃离了一个人的酒局，跳进了另外一个生活的大酒局。在北京的文化圈中，有一群啤酒主义者，他们明晃晃地悬挂在北京街道上，成了啤酒的吉祥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扮演着一个饭桌战士的角色，这群老家伙们喝酒有许多方法，比如转勺儿、掷骰子、划拳，在夜夜不醉不归的饭桌上，我眼见着这些人萎靡了下去，经常夜酒之后，出门碰到晨跑的老人和鱼肚白的太阳。 找个可以禁得住这群人反复折腾的馆子不多，这群人的标准不高：有厕所，服务员不催，啤酒跟得上就行。反复折腾了几年，我的啤酒肚开始长起来，从长发飘飘的少年成了光头铮亮的胖子。我愿意听着这些人酒后谄媚混杂着真言，言语都被酒精浸泡，以至于亮晶晶。 直到我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无比的生活，似乎那些与啤酒厮混的日子都像小便一样匆匆远走。这些年，我从一个二流诗人摇身一变成了美食专栏作家，努力扮演一个吃货，冒牌美食家，以及加肥版天使，我开始跟别人侃侃而言勃艮第哪一个村子的黑比诺更搭配黑鱼子酱，分子料理如何与中餐呼应，在这时，我的绿瓶少年似乎离我越来越远，我背叛了我原来的生活。如果说以前我活得像是一句废话，如今我活得更像一个笑话。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群青春好友纷纷降落在三里屯，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我找到一家卖酒的超市，超市的名字叫“天堂便利店”，里面有各种啤酒和洋酒，我们一口一口地喝下，周围的清风拂面，夜色正阑珊，那些过往似乎重新回来，聚集在小小的玻璃瓶里。 玻璃瓶中有冒着泡沫的天使，他是我的绿瓶少年，他就是我的往昔，他跟我打着招呼，说：兄弟，走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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