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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主宾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忽然，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矮胖的人，胖矮个儿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胡来!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胖矮个儿略一错愕，随即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您批评得对!是，是!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个儿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假装吃饭。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装孙子”似乎成了中国商人成功的必备基本功之一。在生意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不装孙子，就当不了大爷。 “案板上的猪” “我也装过。”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毫不掩饰。“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星的人”吃饭。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规矩。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装饰很一般。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诚恳是关键。“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旬，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他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两万元计算，开了四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呀，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需要盖多少个章?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心，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我这是广结善缘啊。”他叹了口气。 商业教父也装过 李青山绝对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个儿胖子也不算。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起，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有!地位多高?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客气，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不得不“装孙子” 《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起当时的情景，柳传志仍记忆犹新。“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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