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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鸦片战争·捐资助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 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 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长期作为清政府“天子南库”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 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 这当然不是因为广州城固若金汤。实际上，1841年5月，当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 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换来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 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 《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1843·一代首富病逝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十三年后，又一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同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彻底退出历史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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