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诉讼：83岁的受害劳工起诉日本政府

对日诉讼：83岁的受害劳工起诉日本政府

《对日诉讼》节目 　　央视《纪事》8月22日播出《对日诉讼(一)》，以下为节目内容。 　　83岁的受害劳工起诉日本政府 　　这是2004年5月22日，我们在日本福冈第一次见到刘千老人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亡国奴”，这一年，他83岁了。 　　日本福冈这座城市，刘千已经是第三次来了。这一次，他是以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来参加诉讼的。 　　刘千第一次来福冈的时候是在60多年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刘千被日本兵从河北老家强制带走，来到日本福冈，被迫在三井矿山挖煤。 　　三井三池宫蒲坑，就是刘千当年挖煤的矿井。当年，刘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奴隶般的劳工生活。 　　从2000年5月开始，30多名当年的中国劳工，先后向日本福冈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要求他们对当年使用中国劳工的行为谢罪道歉，并作出赔偿，刘千也是其中的一个。 　　2004年5月22日，案件已经进入到二审，刘千他们就是参加判决的。这次判决，受到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开庭前，为中国劳工代理诉讼的日本律师团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刘千激动地说：“我是三井煤矿挖煤的一个工人， 我挖了一年半煤，一分钱也没给过，不但没给过，给了我一身罪。把我的大腿打折了。做手术不麻醉，用绳子把我绑起来。当时我哭都没眼泪，哭不出来了。我说我没犯罪，你们怎么这么治我呢？都不如一个畜类。给我造成了一辈子的精神痛苦，我的腿不会打弯，走道得用这个好腿拉着，解大手的时候，一条腿站着。 　　“我是一个代表，代表我们的挖煤工，他们死的屈呀，有的饿死，有的累死，临死前没跟自己家里的亲人，老的小的说上一句话，就把生命都仍在日本的三井这了，他们家老的少的，多么悲惨。我要代表他们说，他们死的冤，太屈了。” 　　当年，和刘千老人一样，被迫在三井矿山挖煤的中国劳工共有5650人，他们平均年龄32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如今，60多年过去了，5000多名劳工大部分人已经去世。 　　作为原告代表到日本打官司，是刘千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北京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健，从1995年开始，一直作为中国原告的辅佐人在日本出庭，无偿地为中国受害者代理诉讼。康健说：“刘千一定要来当原告。” 　　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将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刘千和张宝恒两位老人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代理他们诉讼的是由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对于这场官司的胜诉，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起诉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和具有120多年历史、经济实力雄厚的三井公司。 　　在福冈法院外面，开庭前，小野寺说：“想想看吧，那些被强行抓来的劳工，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无权无势的老大爷，但就是这些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不仅渡过太平洋，站在了日本的国土上，而且直接挑战的正是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在法庭上，他们要和日本政府决一胜负。他们是作为受害者，来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寻求赔偿来了，这样的挑战我想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老人在改变着历史，同时也激励着我们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开庭前，我们获得了福冈高等法院的批准，进入法庭拍摄，这是中国的电视记者第一次进入日本的高等法院，拍摄时间为开庭前的5分钟。 　　在两年前，一审判决的时候，获得了部分胜诉。2002年4月26日，福冈地方法院判令三井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1100万日元，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要求。 　　判决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就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还做出了不谢罪、不赔偿、不和解的三不决议。这也就意味着，两年之后的这次二审判决，原被告双方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十分钟之后，法院宣布了判决结果。这次判决，福冈高等法院承认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加害事实，但是并没有判决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谢罪，而且还将一审时要求三井公司对中国劳工进行赔偿的判决全部推翻了。这一次刘千等30多名中国劳工的诉讼全面败诉。宣判后，大家非常气愤。 　　小野寺说：“对于原告来说，这是一个梦想。同时，对于当时所有的受害的中国劳工来说，这也是一个梦想。我们本来是非常有信心在福冈法院把所有问题全面解决，然而现在，这种信心被颠覆了，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非常愤怒。” 　　康健：“这是一份无视人权的判决，这是一份违背法律家良心的判决，这是一份无视受害者人权的判决，这是一份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不负责任的判决。” 　　刘千：“我今天非常气愤，日本政府伤了我们受害人的心。杀了人，跑了多少年，你也要偿命，你们欠下的债，逃避不了，永远逃避不了。” 　　以刘千等30多名劳工为原告的这场诉讼，历时4年多的时间，这次判决，还是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中国战争受害者这场索赔诉讼是从1995年开始的，到刘千他们败诉这一次，总共有 15起，涉及200多名原告。其中包括：花冈幸存者诉讼案、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案、平顶山惨案、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等。以日本知名律师小野寺利孝为代表的，由3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一直为中国受害者无偿代理几十起案件，中国律师康健、苏向祥，以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也都直接参与了这场诉讼。 　　几十起诉讼都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对当年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谢罪赔偿。如今，10年过去了，绝大部分案件都没有胜诉。 　　花冈暴动始末 　　耿谆：“鹿岛组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事实俱在，掩饰不了。” 　　这位老人名叫耿谆，他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起对日民间诉讼案的首席原告。 　　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花冈受难者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也就是今天的鹿岛建设。 　　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对花冈诉讼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原告败诉。 　　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到现在，8年过去了，耿谆已经是91岁高龄的老人，对于60年前，在花冈所发生的一切，他仍然记忆犹新。 　　1932年，耿谆参加了抗日军队。1944年5月，在保卫洛阳的战斗中受伤被俘。1944年7月，耿谆和300多名难友一起，首批被押到日本秋田县的大馆市，随后，又有两批劳工到达这里，共有1000人左右，耿谆任当时的劳工大队长。 　　当年耿谆他们在花冈町中山寮做劳工，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耿谆任当时的劳工大队长。 　　当时，中国劳工每天的劳动时间，超过16小时。即使是严寒的冬天，劳工们穿的还是夏天的单衣。吃的是用橡子面做的窝头，就是这样的食物，还不许吃饱。 　　耿谆：“饿的都失去理智了，不亲身经历说的都不会相信，地上的苹果核捡起来就吃，日本的监工就拿着棍子在头上敲，你说人谁能没有脸面？那是饿得太狠了。就这样待我们，连牛马都不如。在中国，牛马还让吃饱，这样子虐待中国人。” 　　这是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的日本画家对当时的情景进行的描绘。 　　在当时日本企业的一份内部文件上面写着：中国劳工是日本人的所属者，不许顶嘴，不许反抗，不许哭泣，不许诉苦，只有绝对服从。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倒下去的中国劳工接连不断。开始的时候，隔两天死一个。进入冬天，就天天都有死人。到第二年春天，死亡率增加，一天就有四五个。到暴动的时候，1000人就死去了200人。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促使耿谆和700多名中国劳工下定了暴动的决心。一个河北籍叫谢同道的八路军战士，上工的时候蹒跚着走不动，有一个日本妇女扔给他一个米团，结果米团还没有吃到嘴里就被监工看见了，把大家集中在一起打他。后来一个日本监工拿着一根公牛生殖器做的鞭子，几下就把薛同道打死了。用公牛生殖器做的鞭子来侮辱中国人，促使耿諄他们下决心暴动了，要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人不会让你奴役到底，700人掉头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 　　在日本本土暴动，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他们根本无法逃脱。但是，为了中国人的尊严，700多名劳工还是作出了必死的选择。 　　当时，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杀掉日本人；第二，到日本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要好好吃一顿饱饭；第三，集结到海边，集体投海自尽。 　　就在他们计划好一切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个日本监工却使他们改变了计划。 　　1987年，在离开日本42年后，耿谆老人和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重访日本。在东京成田机场迎接耿谆一行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他就是当年在花冈的日本监工越后谷义勇，当时，劳工们叫他小孩太君。 　　据耿谆说，小孩太君叫越后谷义勇，当时19岁，管理粮食，经常偷一点出来给炊事班，叫给病号做点吃的；老头太君教石川中竹，跟着他干活的时候，他叫大家歇着。他们有同情心，所以不忍心杀他们。 　　对这两个有良心的日本监工，中国劳工们一直心存感激，而他们计划好的暴动时间又是他们俩当班的日子，为了不伤害他们，耿谆他们打算将暴动的时间推迟3天，也就是两个日本监工休班的时候。但是，推迟暴动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这3天万一有人走路风声，马上就会人头落地。可是，要是暴动，这两个人必死。就这样，700多名中国劳工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计划好的暴动推迟了整整3天。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抱着必死的决心在花冈举行了暴动。 　　日本军警出动2万多人进行镇压，耿谆带领队伍，上了一座名叫狮子森的高山，日本军警把山团团围住，耿谆自杀未遂，和其他难友一起被捕。暴动失败后，700多名中国劳工，被迫跪在一个广场上，长达3天3夜，100多人在日本军警的折磨下失去了生命。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花冈事件。花冈暴动时，700多中国劳工没有扰民，秋毫无犯。连日本人都说，中国人真可敬。 　　1963年，大馆市为花冈惨案中国死难者树立了这座中国殉难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后面刻着418名殉难烈士的名字。从此，每年的6月30日，也就是劳工们暴动的那一天，大馆市都在这里举行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悼念仪式。 　　1987年，花冈暴动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第一次来到这里。 　　就在距离这座纪念碑不远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它是由大馆市日本老百姓自发捐钱设立的。 　　自从耿谆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只要得知耿谆来到日本的消息，当年被劳工们称为小孩太君的日本监工越后谷义勇先生都会赶来和耿谆见面。耿諄会说：“欢迎您给你到中国去，以后我到日本再来看你。我以后会常来看你。”尽管因为身体的原因，越后谷义勇先生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每一次见面，这样的镜头都会重复出现。 　　回想当年在花冈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人能说清他们内心的复杂情感，但是，从这样的画面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人和人之间，到底需要什么。 　　受害劳工与三井公司的冲突 　　从耿谆到刘千，关于那场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所引发的诉讼已经进行了10年了，但仍然是胜少败多。 　　刘千等30多名劳工的案子在福冈高等法院败诉之后，为了对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议，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事实真相，日本律师团和刘千、张宝恒两位老人一起，来到大街上，散发宣传品。整整一个上午，张宝恒老人只发出一份传单。 　　第二天，刘千和张宝恒老人在日本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三井公司，希望就战争赔偿的问题和三井公司的董事长见面。但是，还没有进到三井公司的办公大楼，他们就被三井公司的职员挡在了门外。经过十几分钟的交涉，律师团和原告代表终于进入6楼，三井公司的办公地点。 　　三井矿山是当时使用中国劳工的“大主顾”，奴役中国劳工5650人。 　　中方律师康健说：“三井公司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企业，据它当时的技术人员叫武松辉男的作过调查，宫蒲坑的煤被用来生产毒气弹。” 　　而三井三池宫埔坑，就是刘千老人当年做苦工挖煤的地方。康健对三井公司的人说：“你们的企业当年抓他们来的，他的腿就是被你们的监工打断的。” 　　刘千：“我们的人死在你们这里了，我们找你们算帐来了，你还我们的血汗钱。我的腿多少钱不卖。” 　　“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的人格上哪去了？” 　　三井公司的保安回答：“对不起，不行，见面是不可能的。这个房间不能随便进入。” 　　康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我不知道你的年龄有多大，你可能是战后出生的。中国有句话，叫做知耻者近乎于勇，你们缺少这种勇气，让人瞧不起。希望你拿出做人的勇气，向这些受害者赔礼道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中国人民还是能够原谅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受害的中国劳工对三井的保安人员说：“今天即使你让我们进去，我们也不会乱来的，我们来这里是讲道理的，我们今天是寻求对话来了。” 　　刘千也愤怒的对三井公司的保安说：“这是你们上辈欠的，你们后代有责任，推卸不了的责任。我是活档案，我要是不在了，小子更不认账了。” 　　在三井公司保安的阻挠下，刘千老人一行最终没有能进入三井公司。这是刘千老人到日本几天以来，最沉默的一次。 　　60年前，和刘千老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很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劳工的代表，一次次远赴东洋，又一次次空手而返，老人心里很不适滋味儿。 　　从1995年开始，这些老人来日本打官司的时候，中国律师康健一直在法庭上担当他们的辅佐人，无偿地为这些受害者提供帮助，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 　　康健：“心里挺难受的，堵得慌。听了这些受害的实施，觉得沉重。日本的企业太狂了。” 　　有多少劳工在日本遭受虐害 　　位于东京银座的东京华侨总会，保存着一套资料，它们都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人们无法看到的记录。 　　日本战败后，为了应付同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日本外务省对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整理成外务省报告书，一共制作了20套并作为极密文件保管。 　　1950年，日本外务省决定把报告书全部烧掉。但是参与制作外务省报告书的几名调查员，悄悄地把其中的一套送到东京华侨总会保存。 　　东京华侨总会陈琨旺他们开始还以为是一次普通的调查，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受害者那种悲惨的状况却使他们不停地流泪，虽然他们并不是加害者。 　　听说当时这些资料一共制作了20套，其中有的交给了日本政府，有的给了调查团的负责人。但是在这些调查人员中有些非常有良心的日本人。他们认为手中的这些资料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要好好保存下来，总有一天必须把这些事实告诉中国人。 　　这是外务省报告书上的日本地图，上面写着135个事业所和35家企业的名称，中国劳工全部被分布在这些事业所里，从事着挖煤、采矿、装卸以及飞机场、发电厂等为战争服务的劳动。 　　1942年11月27日，日本战时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华人劳务者内陆迁入案。 　　据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分配到中国劳工的35家事业所，大都是军工企业。这35家事业所，有许多名字，至今提起来，中国人还是非常熟悉的。 　　被强迫到日本做劳工的中国人为38935人，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共有6830人死亡。 　　1953年7月1日，在花冈殉难的418名劳工和其他难友的骨灰一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随后，2000多名遇难劳工的骨灰分9批从日本运回到天津塘沽港，当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的廖承志专程前往塘沽港迎接。 　　遇难劳工的骨灰被存放在天津抗战烈士纪念馆的骨灰堂。这一个个发了黄的骨灰盒，代表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更是家中无法割舍的亲人，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在这个骨灰堂里，存放着2322人的骨灰，像这样旁边放着鲜花的，表示已经有亲人找到了他们，但是，这样的家庭只有58户，2322人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亲人。 　　这些骨灰盒上没有名字，因为发现他们遗骨的时候，已经无法查证他们的姓名，在这里，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编号。 　　还有一些遗骨被发现的时候，是几十个人连在一起的，他们的尸骨无法分开，只能把30多人的骨灰存放在一起。 　　50年代初，日本曾经在许多地方对遇难中国劳工的遗骨进行过大规模的挖掘。 　　按照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记载，当年遇难的中国劳工总人数为6830人，而在战后回到国内的遗骨只有2000多人，也就是说，还有3000多名中国劳工的遗骨没能回到祖国，他们永远留在了日本。 　　为纪念6830名死去的同胞，天津抗战烈士纪念馆专门建了这个名录墙，6830名遇难中国劳工的名字全部被刻在上面。 　　2005年4月17日，在朋友的陪同下，耿谆老人来到河南洛阳烈士陵园，纪念在60年多前死去的战友们。 　　如今，耿谆已经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那些仍然健在的中国劳工也已经越来越少。 　　但是，那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一个个被刻在墙上的名字，将会永远留给我们的后代。 　　3万多名劳工大多数是1944年到达日本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被遣送回家，平均在日本的劳动之间为13点6个月，最短的只有1点3个月，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劳工死亡人数达到6380名，平均死亡率17点5%，最高的达到52%。 　　来源：央视《纪事》

参与对日诉讼的女律师康健与中国劳工

历史镜头：中国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