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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女”的思想报告 文/平客 2005年夏天，中国上演了一场全民“娱乐至死”的游戏。关于这场游戏的种种以被资讯泛滥时代的传媒翻了个“底朝天”，八卦当头、学术殿后、商业坐镇，中间还穿插上演了“低俗影射”与“民主预言”的猜想，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娱乐拚图。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生前是纽约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娱乐至死》中阐述了他对当代社会泛娱乐化趋向的分析。他认为，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经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 波兹曼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去世仅仅两年的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在世界尽头一定是在慢慢微笑着，闲庭信步地与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亲密对谈。早在19世纪末期，赫胥黎就曾在著名的《美丽新世界》中指出，“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人类最终将“毁”于娱乐，但是我们还是势不可挡地奔向这种毁灭。 今年夏天，你到底干了什么？ 是时候了。让我们试图理清思路，在“超女”刚刚结束，余热依然散发的时候。光怪陆离的万象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根本没办法停下脚步，更没空在自己的脑门划上一个哪怕很小的问号。就像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朋友对我的嘲讽，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谈“超女”？可此时距离“超女”结束仅仅两周。 这个夏天，中国的人群划分可以暂时这样归类：“超女”们（所有报名参加海选的选手）、热衷“超女”的、关注“超女”的、根本不看“超女”的、坚决抵制“超女”的、压跟不知道“超女”的。没有统计数字显示每个类目下的人群比例，我们只能以身边的乱象丛生完成我们接近事实的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夏天的中国，每个类目下的人群都不约而同多了“超女”这个行为参照系数，进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超女”游戏。 当然，电视，这个诞生不过百年的“怪物”是操纵这场游戏的幕后“黑手”。还是那个叫波兹曼的教授早就发现，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让大众走上了娱乐化的不归路。这与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电视的集体“审判”不谋而合。波兹曼更为担心的是新闻、宗教、政治、文化等这些本该严肃的内容在电视上也都渐渐娱乐起来。 这个夏天，在电视这个“怪物”的鼓动下，波兹曼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本该严肃的音乐在“超女”的世界里变成了纯粹的娱乐。 当然，这场娱乐游戏其实发源于电视的故乡美国，“超女”前传其实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偶像》，这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这样看来，事情简单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不是那些估计所占比例不大的连“超女”都不知道的人，那好，恭喜你，这个夏天，在一个成功的电视节目的指引下，你参加了一场把音乐娱乐化的集体狂欢。大家各得其所，感官无尚快慰。 然后呢？然后怎么办？ 现在看来，“超女”并未结束，套用“美剧”的计量方法，它的“第二季”才刚拉开序幕。 我们首先来看“超女”十强，他们的人生转折瞬间到来，将无可逃遁的走向商业化的征程。李宇春不是已经成为产品代言人了吗？一张叫《终极PK》的专辑不是已经屡屡脱销了吗？ “超女”们的歌唱事业不是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当中了吗？今后他们将成为一类人，叫“艺人”，命运的启程转和大抵可以推测与猜想了。当然，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是通过一场全民参与的电视娱乐节目一夜成名的，对他们“艺人”未来的担忧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毕竟，“超女”不是一场以选拔歌手为唯一目的歌唱比赛，“超级女生”的“超级”包含了外形、个性、语言等多重因素。即便以娱乐工业的指标来分析，上届“超女”的结局大体可以让我们对今年这“十强”的未来有所预知。从此，他们将踏入声色犬马的娱乐圈，红不红以及能红多久，那就要看实力加运气了。是“伤仲永”的“超级翻版”，还是由此星路灿烂，天知道！ 短短几个月，“超女”们的身边已经簇拥了成千上万的歌迷，当然，在最里层多了保镖、助理和经纪人。那些“玉米”、“凉粉”或“盒饭”，你们千万要有自知之明，你们抢手机发短信血本无归的时候，就该预料到这一点，别忘了，这只是个游戏。 至于“超女”本身，理所当然的会被无限复制下去，被“湖南卫视”自己复制（不是已经有“美丽中学生”之类的评选了吗），被其他媒体复制。这个年代，娱乐是要“至死”的，谁能保持坚挺，还是那句话，“天知道”。 不是吗？《美国偶像》不是给出了很好的范例吗？那个孔庆翔出了唱片、演了电影、成了名人、赚了大钱，算个艺人，但不会被认为是“歌手”，盖因美国人大抵还清楚《美国偶像》只是个成功的电视节目罢了。 2005年夏天的这场“超女”在“娱乐至死”的同时，也引来了专家学者的严肃审视目光。我们不妨把各种深层思考的声音做个概要总结，毕竟这罕见的“全民狂欢”确实值得深思。 “超女”是刺向“弱智”的中国电视的利剑。电视湘军多年磨砺，练就“超女”仙剑，终成正果。以电视制作的专业角度看，“超女”的N场直播衔接细密，环节设置丝丝入扣，是一份颇令人满意的成绩单。相形之下，凸显出中国电视媒体整体层面的缺席。正是“电视卖药”的丛林、“正襟危坐”的套路给电视湘军和“超女”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天空。老百姓的遥控器实在别无选择，有了“超女”当然眼睛一亮。各地卫视从电视湘军身上可以获得的启发当然不仅是“超女”本身，再复制N个“超女”只能学到皮毛。 人民需要娱乐，“超女”的全民参与是民主的娱乐演练。他们以自己的庄重一票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当“超女”的各路粉丝产生强大力量，形成集体话语权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背后蕴含的自主性，各类有关“超女”与民主关系的文章见诸报端，将“全民超女”的深层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当然，也有人持反对观点，认为将“超女”上升到“民主”其实是误区，“超女”的评选过程并不具备民主评选机制的关键要素。 “超女”派生出诸如“玉米”、“凉粉”、“盒饭”等一批新的流行词汇，也让“粉丝”这类外来语的变种迅速普及到大众层面，“超女”之前，这些新词汇只是局限在网络世界里传播。已有学者针对“超女”新词汇的派生展开语言社会学的深入研究。 当然，有关“超女”的最深层思考还是传播学和文化学领域的，这关乎我们这个泛娱乐时代的种种社会现状，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超女”让中国的相关学者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娱乐狂欢”的现象种种，深入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活脱脱就是2005年夏天中国“超女”热潮的预警。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如今，“超女”又被搬到了网络上，搜狐与天娱公司联手推出“超女”网络版，而先知如波兹曼者对此也有预言，那则是他的另一本专著《童年的游戏》里面精彩的论述了。 这个老家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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