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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实践本质

 老庄走狗 2006-06-17

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实践本质
作者:李剑宏


  客:我曾经认真翻阅过中国史籍,深感中国人的智慧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但同时也十分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矛盾的事情同时发生,越看越迷惘,就象那首歌唱的:“雾里观花,水中望月”,无法把握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及其政治斗争的本质,可以说很不得要领。

  主: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着。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和深邃智慧的文明,想一次性的破译,恐怕不可能做到。

  客:您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研究多年,我可以向您请教吗? 

  主:正如我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政治智慧是难以用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如果有人大言不惭的说他掌握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全部发展规律,我只能认为他是哗众取宠。同样,我只是从中国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海洋里汲取了一些养料,能把大海的全部宝藏都挖掘出来,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

  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向您请教了。 

  主:请教不敢当,我们一起研究,一起学习吧。 

  客:您认为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 

  主:这是一个大命题,如果完全透彻的说出它来,恐怕十本书也说不完。但是仔细归纳整理,言简意赅的说一些,我认为中国社会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客:哪四个特点? 

  主:第一点,君主专制、个人集权、宗法血缘关系贯穿整个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换言之,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 

  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主: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简单的说,地缘状态是发生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内在动力。 

  客:请具体谈谈。 

  主:首先谈地缘状态。中国属于大陆国家,西面有高山,峰峦叠嶂,东南濒临海洋,北方有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形成天然的屏障。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至于在中国初期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就缺少像希腊、罗马及地中海沿岸那样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和商业环境,社会分工因此也很不发达,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本”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的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人民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 

  客:“男耕女织”? 

  主: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家长制的家庭关系就很自然的长期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国家不是在家长制家庭解体,个体家庭与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而是由家长制家庭公社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社土地关系直接演变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过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制度或罗马人的共和制度,而是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 

  客:那么宗法血缘关系为什么长期存在着? 

  主:中国初期的国家形态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父权家长和军事首领的绝对权力便直接演变为专制君主的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也演变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掌权者,并控制了不同部门的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就国家化了。 

  客:这样的体制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制和原始性,在专制主义政治早期阶段应该起作用,可是后来怎样呢? 

  主:春秋以后,原有的社会经济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日益瓦解;在战国时期更出现了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专制主义政体因此得到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并没有使宗法血缘关系消除,而是在新的中央集权制度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并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紧密结合甚至融合在一起。
  因此,在传统观念上,以君主专制作为统治的核心,以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法定的权力主体,君主与百姓是君父和子民的关系,这是绝少有人敢对它提出怀疑或否定的,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当时许多人认为,一切礼乐征伐都应该由君主决策和发号施令,没有了君主,就象失去头脑和灵魂。 

  客:原来如此!那么君主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 

  主:君主是专制统治的核心,所以君主的权力便被宣称是无限的。在通常条件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财政、文教大权,都由君主一人掌握;对于一切文武官员和勋贵人等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都取决于君主一人。在言论上,为了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决不允许非议君主以及君主有关的人和事。 

  客:看来君主的权力大的了不得。难道一点限制他的东西都没有吗? 

  主:也不尽然,君权也有限制。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讨论中加以阐发。 

  客:请谈第二个特点。 

  主:政治统治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 

  客:真是奇怪的现象,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分离,才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途径啊! 

  主:一般的说,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制度和伦理制度相分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但是很遗憾,中国古代这种分离始终没有完成。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概念中,社会等级关系往往是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延伸,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为做人的“十义”,可谓是古代社会公认的做人准则。 

  客:由父子推及君臣,由伦理道德推及政治制度,这真是中国有特色的发明啊!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与政治结合的特点,从根本上体现了政治统治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在治国的原则上,主张以德治国,认为统治者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要求统治者不仅对社会负有政治责任,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所有者;同时也要求统治者负有道德的责任,为伦理的表率。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身份,区分开尊卑、亲疏、上下、贵贱、男女的地位,必须各守其分,不得僭越,更不许犯上作乱。于是乎,礼被作为判断正邪是非和必须恪守的唯一准则。所谓“辩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神鬼,非礼不诚不庄”。 

  客:这么说来,一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所有人际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军政大权,都被“齐之以礼”了? 

  主:你理解的很正确。司马光甚至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 

  客:理解起来困难,请解释一下。 

  主:司马光说:天下广阔啊,人民众多,能够被一个人控制,就算有拔山盖世的力量,超尘拔俗的智慧,却不得不服从和效力一个人,难道不是礼的力量在起作用吗? 

  客:中国人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 

  主:第三个特点是:官僚政治和专制统治相结合,行政权力包揽一切,体现出非常典型的人治特征。

  客:什么是官僚政治? 

  主:所谓官僚政治,乃是指一种与专制统治相结合的政治形态,是指官吏普遍以食禄任官为固定职业,只对君主和上级负责而不问社会效益和百姓疾苦,只知墨守成规,按例办事而不问实际情况的变化,遇事模棱两可,行动迟缓,推诿责任,甚至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苟且偷安。 

  客: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人治的特点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专制统治一代高过一代的情况下,君主和上级的意志决定着官僚们的生死荣辱,使官僚们难卜吉凶祸福,无所适从。一事当前,这些官吏只有揣摩朝廷和上司的意图,竭力迎合,才能保住俸禄和生命,造成了大家普遍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和办事作风。

  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国家形成之后,很快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而且还出现了系统的神权思想。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 

  主:中国自国家形成之日起,首先确立的是独尊的专制王权,神权思想虽然被用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神权,也没有三权分立,而是在专制王权的统一控制下,由各级政府分别主管各方面的政务。为了使其得以长期延续,统治者非常讲究“以内驭外”,“以小驭大”,“内外相维,犬牙交错”,有意造成架床垒屋,以便加以防范和牵制,结果造成管官的人多,管事的人少,形成庞大的行政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治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客: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也是民主社会不能容忍的。

  主:第四个特点是: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 

  客: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不是儒家思想吗?怎么说法家思想是统治者信奉的核心呢? 

  主:尊奉儒家思想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历代君主口头上虽然公开倡导和遵循儒家思想,但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之根就不难发现,统治者在骨子里更喜欢也更擅长于用法家思想来统御臣民。遍观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其政治体制、政治策略和统御技巧理论基础,实乃法家成分思想居多。只是法家思想 过于坦率、犀利、实际而冷静,不象儒家要义不要利、做谦谦君子那样一团和气,统治者只能在背地里偷偷的盗版贩用罢了。 

  客:“盗版贩用”的意思,是不是曲解法家的政治主张? 

  主:是的。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传统的分法看,有三个方面:一势二法三术。“势者,王之神”。势是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是权力政治的灵魂。法是国家用强制力保证推行的,确定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人民言论行为,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的规范,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术是策略或手段,是不公开的,是权力政治的组织和管理方法。法术势相结合,一向是法家认为的维护专制政体的最佳选择方案。 但是术不是明文公布的,因人因时因事而不断变化,是为了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所以在专制条件下,术与法相抵触时,掌权者往往舍法取术,在术和当时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时,统治者也摒法而用术。是否善于用术,成为专制政体能否治理好国家和妥善用人的关键,法成为术的附庸,显然这不是法家的本意。甚至近代学者熊十力也说:“韩非之书,千言万语,壹归于任术而言法,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 

  客:如果统治者能秉持法的精神,恐怕中国人治的色彩会少很多。 

  主:不光如此,如果真能秉持法家法的精神,中国传统权力政治的一些缺陷和丑陋面就可以得到根治。宗法血缘关系、官僚政治乃至伦理道德与政治分家都是可以实现的。 

  客:没想到法家思想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人们仅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待法家思想,把统治者盗版贩用的法家看成是法家的本意,显然是不客观的。 

  主:你所说的,完全正确。 

  客:那么统治者是如何将儒法这两种很多有矛盾冲突的地方结合起来的? 

  主: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谦谦君子的高帽加上礼制牢笼,统治者把高帽子抢到了自己的头上,而把礼制牢笼强加给臣民;一方面是法家贪功求利的坏名声加治国御民的霸术智谋,统治者把坏名声远远踢到奸臣反民头上,而把霸术权谋牢牢控制在他一个人手中——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在儒家和法家的不断磨合中形成一个有儒有法、法儒结合、阴阳合体的混血。 

  客:难怪有人曾风趣的说:“阳儒阴法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如果没有法家思想的授精,儒家思想是决不会孕育成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混血儿的。”实在是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政治的真谛。 

  主:要儿子不要女儿、孝敬妈妈却遗弃爸爸的做法,显然无法建立完整健全的家庭。同样,眼里只有儒家没有法家,那就无法窥见中国权力政治的全貌;对于一杯液体,只看到它无色、透明的表面现象,就难以确定它是水还是酒精。同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看表面的儒家思想成分而不分析其骨子里的法家思想成分,也就难以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本质特性。忽视法家思想而侈谈中国政治,或许正是不少人在谈论传统文化时雾里观花、不得要领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正是在构造中国当代政治时顾此失彼的主要症结之一。 

  客:我明白了。 

  主:以上我说了四点,你现在可以归纳一下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政治的实践本质吗? 

  客:好。运用教化、礼制、人治和权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使社会和国家在和谐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是其本质。教化、礼制、人治、权术是手段,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和国家发展状态是直接目的,维护君主独断专制是根本目的。 

  主:归纳的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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