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的异化及其解放

人性的的异化及其解放 ——写给勇于创造的劳动者            文\南方在野                        人类因创造而获得尊严，世界因劳动者而美丽。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社会。无论是直立行走、手脚的形成、语言的产生、人脑的形成，还是工具的制造，都是长期劳动的结果。对人自身与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实践，成就了人劳动的创造性，不断塑造着人本身的进步，成为人类物质资料、精神财富、政治文明不绝之源泉。 创造性，即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人对自身与客观世界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特性，为人之本质属性。人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乃人之天赋，是在自然状态下即得以展现的人之本性。故创造性，也就是人性。 然而，人常被戴上枷锁，人性常被异化，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能力常被磨灭。公民物质劳动过程被磨灭对现实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能力，自强求富遭到限制，社会物质经济就将日益贫困；公民精神劳动过程被磨灭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能力，独立思维与言论遭到阻碍，思想就将萎缩、文艺就将凋零；公民政治劳动过程被磨灭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能力，民主参与政治遭到禁止，社会政治就将日益腐朽，政治文明就将走向堕落。 为了实现对大众的奴役，专|制|集|权习惯于否定人的主体性尊严，否定个体权利，否定公民对现实问题批判性思考与实践之创造的价值。滥用刑罚，将个体的生存尊严贬为一种生理性存在，结果人人自危，生理性恐惧的阴云禁锢了人性的光辉；强调片面发展经济的“太平盛世”，将个体的发展尊严降低为一种单纯物化的存在，结果严重挫伤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体制改革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皮毛之论”，将知识分子个体存在的尊严人为降低，结果打压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文化沙漠；“统一思想”、言论监禁，将人的个性化思考尊严画地为牢，结果万马齐喑……。实为近代中国思想萎缩、文艺凋零、政治腐败、物质贫困、国运衰微的根本原因。 出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考量，专|制|主|义者往往将近代中华一切的失败归结于枪炮不如人、物质经济的落后，于是做“洋务运动”的实验，结果甲午中日战争再一次惨败。经历维新改良、共和革命的挫折，强力政权又一次以虚伪无|产|阶|级|专|政的面孔借尸还魂；悲剧并未结束，今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依然继续着以稳腚压倒一切、以经济诉求磨灭民主宪政的老路，历史再一次堕入轮回。马教独尊之下，庸俗唯物主义、单极集体主义、宗教禁欲主义、垄断主义、专|政|主|义肆虐中华大地。 庸俗唯物主义将人的主体性存在物化，以“工具决定论”忽略对人的关怀，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积极主动的人的劳动创造被异化成动物式被动环境适应；单极集体主义将人的具体存在抽象化，以类性抹杀个性的价值，以“集体”忽略对个体的关照，具体的人成为抽象概念的“人”的奴隶，生动活泼的人的劳动创造被异化成蝼蚁式统一服从；宗教禁欲主义将人的有血有肉存在冷血化，以枷锁束缚人性，破坏人的情感与需要，人成为神的奴隶，充满情趣的人的劳动创造被异化成无望的苦役；垄断主义将人的“同业竞争”式共和存在暴力独|裁|化，用凶残暴虐打破同业竞争这一游戏规则，维护专权独食，社会成为血腥江湖、动物王国，人成为“江湖”动物，“同业”之间相互激励的人的劳动创造异化成“同室操戈”的血腥屠戮；专|政|主|义非但将社会的全面发展片面化，也将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化。一方面，以政治上的垄断造成政治文明发展的迟滞，成为物质资料、精神财富创造的瓶颈，社会呈片面化发展缺陷，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另一方，社会的片面性异化造成人的片面性异化，专|政|主|义以名目张胆的等级分野，破坏各阶层群体对社会资源与能量的全面共享，切断社会资源与能量（物质资料、精神财富、政治文明）在社会综合体系中的循环流动，制造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之间的敌视状态，大多数个体的劳动创造被异化为强制性片面存在。 而问题解决的正途在于：呼唤人性回归，突破内心的藩篱与强权的奴役，将人本身从异化的存在中解救。 破解征对于人的枷锁与异化，就必须重新将人视之为人，回复人的自然本真状态，重拾人对自身与客观世界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实践的本性。 中国原生态哲学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充满着人文关怀。早在春秋战国，中华三圣老子、墨子、孔子，清楚地看到当时不正常社会体制对于人性的异化，提出对人性问题的基本认识，致力于将人的尊严从异化之中解救出来，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 在人性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华三圣有着惊人的相似。老子在《老子》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已非常清楚地提出了人性“自然”的主张。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无疑是对老子人性观的传承。墨子一书开篇《所染》，以染丝为喻，“非独染丝然也，国也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也有染。”一语道破人性的自然状态，并指出改造环境的重要性。 人性“自然”观的本质，是人性解放的思想，是对不被异化的人、自然状态的人的一种追求。在老子所处的时代，“大道废，有仁义”，执政者以一己之私驱策天下，以荒唐之仁义道德愚弄民众，而许多普通民众竟然深陷其中，被统治者的”圣智仁义“所催眠。所以老子讲大道，要“道法自然”，反对强权对人性的异化，要人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回归大道，回归人性。在老子哪里，“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就是要抛弃礼乐等级观念、大国家主义、以及对圣智仁义巧利的盲目追随与葱白。老子甚至认为人权高于国权，主张“小国寡民”自然状态。 孔子何以讲仁义道德？孔子所言的仁义智慧，在春秋末期有现实的意义。征对当时统治者的昏暗、人之主体性价值与尊严惨遭践踏的社会状况，孔子希望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他提出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原则，直言批评统治子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仁者何在呢？孔子主张通过大众教育，培养理想人格，以挽救人的价值与尊严。 墨子进一步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经说上》）。他提倡更为广泛的人道原则，以此解放平民。他批评孔子的仁义存在亲疏厚薄之别,从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充满社会平等思想与对社会等级的批判思想。反对等级制度礼乐文明，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反对宗教天命对人的异化，具有强烈的平民革命思想，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中华三圣老孔墨提出了政权公有化的重要原则。 在所有导致对人性异化的因素中，政治上的垄断主义（专|制|主|义）后果最为恶劣。老子提出“大道”一词，并确立政治“大道”的基本精神：“道法自然”，还民众以自主，反对执政者扰民。孔子在政治实践上退而求其次，但在理论上具体阐述了中华“大道”的明确内涵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从而指出了一个普世的价值。墨子则进一步石破天惊的提出政权公有：“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在墨子那里，主权不在君，而在民。 如何实现这个“大道”，使人性获得解放？或许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讨话题。老庄、孔子、墨子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发人深省。 （1）功遂身退的执政原则。 《老子》在第九章中指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领导终身制，于已于民、于国于家都没有好处，所以老子认为终身执政是违反天道的，必须确立执政者“身退”的原则。 （2）言论自由的新闻原则。独断的存在、残忍专制的倾向，让庄子看到了“百家争鸣”中潜伏的危险，他提出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指责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要求执政者“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主张执政者不插手诸子百家的争论，让诸子百家在争论中达到自然的平衡。墨子也主张公开议论朝政：“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第一 》）。 （3）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主张通过有教无类的办法将人的社会存在导向社会理性，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以实现“成人之道”（《宪问》），以挽救人的价值与尊严。 （4）社会契约的民主原则。《墨子》说：“君，臣，萌（民），通约也。”（《墨子—经上》）。他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5）多元并存的共和原则。虽然墨子主张“尚贤”“尚同”，但墨子把这一切建立在平等竞争之上，是讲究共和的，他将“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视为国家之患，极力反对。一方面，墨子主张“兼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保护少数派和弱势者利益。另一方面，墨子主张共和革命，“非攻”而赞“诛”：他严格区分了战争的性质，把大国攻小国、强国攻弱国的战争，叫做“攻”，强烈反对，实际上维护多元化；但墨子把民众讨伐暴虐害民之专制君主的战争，称之为“诛”，大加赞赏，实际上赋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 （6）结社自由的实践原则。墨子主张平民的结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之为“巨子”。墨子死后，这个团体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7）平等立法的法制原则。墨子在《墨子—法仪》中以工匠依规矩画方圆批评当时的执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百工，辩也。”他主张“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又指出法不是维护暴政与私利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所讲的法不是人治之法一家之法“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那么什么是治法的根本依据呢？墨子指出“以天为法”，“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又指出立法应以平等为原则：“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8）藏富于民的经济原则。《墨子—七患》言：“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所以墨子主张执政者节俭，以富民、以强“国备”应付外患，反对“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铺张浪费。他引用《周书》中的一句话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