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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子《道德经》共八十一章，申言“大道”，质疑人性的弱点，开复古之风。 老子认为，“道”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被消逝了，已经被背离很远了，是必定要返回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二十五章）。他直言，种种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是“大道废”，而所谓圣人的仁义、智慧都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他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以回归“大道”。（十八章，十九章）。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章）。他赞扬“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八十章），在老子看来“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人之本性尚自然，但统治者强行的作为违背了人之本性。——通过对统治者所谓圣智仁义的批评，老子揭露了人性的弱点；通过“小国寡民”自然状态的复古式赞扬，老子宣扬了人性的解放。 如《道德经》开篇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并没有给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老子所言的“大道”，在复古的外壳下充盈着对人性的关怀。
为什么要披上复古的外衣？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一样，保存着对自己幼年的回忆。或者说中华民族的确是拿着石器告别野蛮的另类。传说中炎帝、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尧、舜、禹时期的治水与“禅让”，物质、精神、政治劳动的社会大分工与空前的创造力，留给后人无限的暇想。中华儿女总是魂归上古，带着对人性的追问，探索社会发展的“大道”。 老子之后再次高举复古主义大旗的,是孔子。他“信而好古”（《述而》），称赞尧舜时代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篇》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这里孔子所言的“大道”，与老子所言基本相同。然而，作为力求实践的政治活动家，孔子并没有发展天下为公的思想，更没有践行天下为公的华夏大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屈服于强权横行的现实，退而求其次，主张回到周公所缔造的礼乐文明的西周，宣扬为“天下为家”服务的仁、义、礼、信、让。 但，孔子所言的仁义智慧，在春秋末期有现实的意义。征对当时统治者的昏暗、人之主体性价值与尊严惨遭践踏的社会状况，孔子希望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他提出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原则，直言批评统治子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仁者何在呢？他相信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主张通过有教无类的办法将人的社会存在导向社会理性，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以实现“成人之道”（《宪问》），以挽救人的价值与尊严。 孔子虽言“克己复礼”（《颜渊》），称赞西周的礼乐文明，但这就象李敖在北大演讲赞扬北洋军阀，其原意是对春秋时政与当局的批评。孔子甚至明白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骨子里充满着“大道”不得的郁闷。——孔子的政治学说，在在复古的外壳下充盈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辉。 老子没有说错，背离了“大道”的仁义是无能为力的。孔子的仁义智慧，后来被统治者及御用文人长期加工、歪曲，背离“大道”越来越远，发展到最后，如老子所言，堕落成了一种“大伪”。
对孔子这种退而求其次的软弱，后来墨子奋起而批评。 墨子提倡更为广泛的人道原则，以此解放平民。他批评孔子的仁义存在亲疏厚薄之别,从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充满社会平等思想与对社会等级的批判思想。他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经说上》）。认为真正的仁人，“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也。”（《兼爱中》）。他直言指责执政者与知识分子“此何难之有？特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政也。”（《兼爱中》）。 墨子以更为深刻的普世价值“背周道而用夏政”。他清醒地看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所以反对等级制度礼乐文明，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墨子这种强烈的平民革命思想，源自他对华夏“大道”“天下为公”坚强的信念，源自他独树一帜的复古思想。与孔子不同，墨子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墨子—耕柱〉）。在国家的起源上，他石破天惊地提出社会契约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尚同上〉）。“君，臣，萌（民），通约也。”所以他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 墨子把这种天下为公社会契约之理奉为“天志”，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之有矩。”（《天志上》）。
（４）
由于共同的人性追求，中华三圣老孔墨的"大道"观,可谓一脉相承。老子提出"大道"一词,虽然没有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指出了中华大道的基本原则"师法自然",从而把握了人性解放的根本;孔子在政治实践上退而求其次，但具体阐述了中华大道的明确内涵是"天下为公",从而指出了一个普世的价值。墨子则提倡更为广泛的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强烈的平民革命思想,石破天惊的社会契约论,“非攻”而赞“诛”的共和革命思想，平民的结社自由实践思想,从而为后人指出了更为具体的民主道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先人的智慧与中华思想的光明。如果后人继续秉承这种人性追求，宣扬人的尊严与价值，反对社会等级对于人的异化，在复古之风的旗帜下继续探询华夏“大道”，那么华夏儿女是幸运的。 （５） 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光芒曾经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中似乎灵光一显。《管子》一书就提出“任法而不任智”（《任法》）的要求，同时又提出“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从而为法治的合理性作了论证。若《管子》中讲的“道”继承了老孔墨三圣的大道观，那么必将进一步发展孔子的天下为公墨子的社会契约理论，也必将深刻影响中华政治实践。 但是，《管子》一书阉割了老孔墨三圣的大道观。《管子》将“道”荒唐地解释为“气”，又认为圣人能将气“藏于心中”。后来这个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的“刑名之术”，成为暴王驱策天下的工具。《管子》一书，体现了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学派的思想，为后来法家所继承，给中国历史造成了很怀的影响。法家的大害,就是从独断论走向残忍专制，借今而非古为暴政而正名，完全抛弃了对人的关怀,降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对中华三圣老孔墨一脉相承的"大道"思维的严重破坏.背离了"天下为公"社会契约的的"大道",法家与兵家完全沦为了暴王的凶器。 （６） 孟子看到知识分子为强权立言的堕落，人之尊严惨遭践踏，于是宣扬天赋人“性本善”，以“仁政”之说批评法家的残忍专横，要求知识分子与执政者“养浩然之气”以立志做一个“仁者”。提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独断论的存在、残忍专制的倾向，让庄子看到了此时“百家争鸣”中潜伏的危险，他提出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指责诸子百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又要求执政者“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主张执政者不插手诸子百家的争论，让诸子百家在争论中达到自然的平衡。 然而,孟子与庄子这些光芒四射的人文精神被淹没在战争之中。之后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沦丧了争鸣的精神。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情操，自觉或不自觉地屈服于强权的奴役，替暴政辩护为虎作猖；另一方面，以齐国建“稷下学宫”为代表，执政者用利禄收买腐蚀利用知识分子，致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沦为了专制的工具。 关于“稷下学宫”，南方在野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真相。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过去一直认为齐都西城门外稷下学宫是一个自由讲学、立著、论辩的百家争鸣之中心，独立精神之异域。但是我们错了，一个由专制统治者建立的学术机构，能有多少学术的自由？稷下先生共百千人，何有一个敢宣扬老子之“道”孔子之“天下为公”，何有一个敢宣扬墨子之学？一个个莫不是狗苟蝇营之徒。从学宫领袖（“祭酒”）荀况开始，就为暴力霸业而辩护，他提出“人之性恶”，目的是为统治者践踏人的尊严而服务，他露骨地说：“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数百姓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荀况作为学宫领袖如此，其他稷下先生宋鐦、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爽、淳于髡、貌说、田巴、鲁仲连、接子等七十六人见于史册者无一不是专制犬牙。荀况之徒到最后培养出一个韩非子，公开宣扬暴政，践踏人的价值与尊严，将独断论发展为君主专制，建议君主将“法”“术”“势”相结合，用奸诈阴险的手段来奴役天下群臣与百姓。 （７） 而真正的学术思想，在民间得以发展。墨家子弟以"舍我其谁"的态度面对现实，自觉远离“稷下学宫”，用实际行动学习墨子，亲身参与各种反战行动与建设事业。捍卫墨子的“兼爱”与天下为公社会契约之理。战国时代，墨子门人弟子扎根草民，遍布天下。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都以《墨经》为研读与发展思想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朝两个方向发展：一者重视自然科学、逻辑思维、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获得知识的工具，主张透过感官与思维作用进行科学探索，又认为逻辑的真伪要透过客观的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现况的检证。在这一方向上，后期墨家不仅在政治、伦理、经济、教育、认识论、逻辑有重大发展，而且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关于数学、光学、力学方面的知识。 另外一者则继续力行墨子平民结社的实践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任侠理念，在现实政治权力无法取得或予以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奉行墨子平等兼爱的社会理想，从而走向为国为民的侠义之路。南方阅读网友文章，知墨子之后，有个墨家弟子叫孟胜，是墨家巨子（墨家领袖）。他有个好朋友叫阳城君的，是楚国人。阳城君让孟胜帮他守城。有一次楚国内乱阳城君出逃，楚国收回了阳城。孟胜即因此自杀以殉朋友之义，同时赴死的有墨家子弟83人。后期墨家希望通过有组织有信仰的的形式，培养能人义士，游说天下诸侯，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墨家之道，切中专制暴政之病根，为一己之私家天下者之大敌。西汉初年，平民结社行侠仗义成为一种风气，以武犯禁，藐视权贵，杀人于千里之外。为专制暴政之心病，汉武帝先后三次重拳出击镇压墨家。汉兴以后，历代专制统治者贬斥墨家之道，《墨子》一书两千多年几无人传述。 虽累遭专制暴政的屠戮与灭杀，墨家精神已深入中华民间而不绝。到大唐，任侠精神又重出江湖，墨家子弟仗剑行侠，匡扶正义，今人梁羽生作《大唐游侠传》，影射唐风。此后，每民族危难、大恶当道之时，侠义精神便横出江湖。对于侠义的期盼与热情，俨然成为中国黎民唯一愿意真正寄托的希望。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阐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再次激活国人深藏骨髓的墨家基因。当庸俗“唯物主义”横行中华大地，中华三圣在隐约中守卫着我们的灵魂，墨子之风在召唤着华夏儿女。 何人再读墨子之学？何人再传先贤＂大道＂？
(作者:南方在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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