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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了最后，其实只有两家最强，甚至说只剩两家了，其他的都消失了，被淘汰了。这两家就是儒家和道家。要弄懂这个问题，就需要把整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弄通、弄透。反过来说也成立，把整个问题弄懂了，也促使你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知更通透。 诸子百家是什么？是思想流派、学派，这没错，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这些思想流派和学派，都是民间自发的，都是受当时的人民的支持而存在的，没有任何资本的背景，更无官方背景。 大家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但对这句话的一个普遍误解是，这仅仅是针对政府的，其实对于学派，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从中国历史的表现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派，他们能够存在，必须接受民心的评判和检验，得民心的才能存在，失民心的必然会消失。 因此，中国历史中的朝代的兴亡和学派的兴亡，都是民心决定的结果。 诸子百家之所以只有儒、道两家存活，因为它们最的民心，因此在人民中就存在存活的土壤。民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意味着儒家和道家，作为学派最能正确反映和代表中国文化。  大家也都知道，儒家和道家之间，长期以来又都是相互攻击的，说明他们之间的观点又有不相容之处。在观点存在矛盾的两个学派同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能够在长期的历史范围能经受民心的评判，说明他们一定存在互补之处，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不同部分，是中国民心的不同诉求。 儒家不仅支持政府的存在，而且甚至以政府为核心。但儒家又是民本的，他们只是认为政府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政府是德治式的、仁政式的义理式政府，为宗旨是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政府很容易利益集团化，而儒家也很容易出现与权势的勾结，从而偏离其义理和民本的初心，这是儒家之短。 道家则反儒家之道而行之，是绝对地反政府，认为政府毫无存在的必要，人民会自我管理，社会会自动实现良好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是绝对地站在人民一边，绝对地民本。但另一方面，道对秩序的信心又并非基于真实人民的，而是基于一个虚构的“道”。其实这个“道”和西方哲学中的本体类似，也和宗教中的神类似。因此，道家会让人陷入对意识形态的迷信，后来甚至成为道教，这是道家之短。 儒家和道家的共同之处，都是民本的，这是这两家最后成为诸子百家胜出者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能够“得民心”，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其差异在如何实现和维护民本上，儒家认为是现实的政府，而道家则虚构了一个形而上的“道”。但政府和道又都存在背离民本的地方。 其他各家即便没有背离民本，但也都没有儒道两家做的好，尤其以法家和墨家为代表。 从学派上而言，法家和墨家在西汉以后便都消失了，尽管它们的典籍一直流传至今，《韩非子》和《墨子》都在。 其实作为学派，墨家不仅在诸子百家中的出现算是早的，可能仅次于儒家，而且也盛极一时。孟子就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这意味着至孟子时的战国中期，墨家的影响还十分巨大，不过此时又冒出一个杨朱学派，和墨家分庭抗礼。 不过杨朱学派的结局更惨，墨家好歹还有一部《墨子》流传于世，提醒着后人它的存在，而杨朱学派却仅通过他人之口留下只言片语。  不过作为战国中期思想界中的姊妹花，他们之间在根本上有存在一致之处：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民为工具。墨家是以政府甚至神灵为本，而杨朱则是以“因”为本，即以服从和信仰为本。 “兼爱”、“尚同”是墨子的著名主张，但是，他却并没有把“爱”和“同”基石放在真实得民心之上，而是一厢情愿地进行“厅层设计”。他认为人人之间应该进行无差别的爱，而为消除分歧，实现观念上的“同”，应该由最高政府规定正确的观念，然后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人民必须服从政府。 也就是说，墨子实际上是主张绝对专制的，他的“爱”和“同”都是建立在政府对人民的规定的基础之上，人民必须绝对地服从政府。换句话说，墨子实际上是绝对地反人民的，反人心、民心的。 杨朱著名的主张是“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让他赢得一个自私恶名。其实整体来看，这是源自他对社会秩序的整体认知，认为存在一种类似后来道家的“道”的东西，使得良好的社会秩序会自动实现，现在秩序坏了，反而源自人为的干预。因此他主张绝对的对“自然秩序”的“因”，即绝对的信仰和服从，管好自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并非出于自私，而是认为这会对自然秩序带来干扰。 朱熹说，杨朱的思想就是道家思想，是很有洞见的。只是杨朱比道家更道家，更绝对、更极端。 不管他们意图是什么？墨家和杨朱都是以人为设计和虚构的某种观念和制度为本位，而非以人民为本位，让人民去绝对地信仰和服从他们的设计。 这是孟子极端反对这两家的根源所在。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孟子认为，爱应该基于人民的真实人心，最大的爱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从家庭到社会，爱是由浓转淡的，是有等差的。而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实现，并非靠虚构的“道”，而是靠现实中的“君”，就是义理水平、道德水平很高的君子、大人。 孟子痛斥杨朱墨子“无君无父”，实际是说他们脱离实际、背离人心。也正是在孟子们的激烈批判下，这两个学派很快就消失了。 但进一步看，尽管杨朱和墨子已经不再是独立学派了，但他们的主张并未彻底消失，而是被后来新的学派继承了，包括法家和道家。 作为独立的学派，道家和法家的产生都很晚，都是在孟子之后的战国晚期，甚至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他是秦始皇时期的人，道家的出现不会比法家早太多。 有人马上会说，管子、商鞅都是法家呀，法家的出现也应该远早于韩非子呀。管子、商鞅的思想和行为的确是法家式的，但是他们都是实践者，而非学者，他们只是创造了法家的行为，并未创造法家学说，更没有创建法家学派。实践和学术是两码事。 如果从实践的层面说，中国自文明伊始都是义理式的，都是儒家式的，但儒家成为一个学派却是从孔子始。 也有人会说，《史记》都有记载，《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而老子是周朝史官，比孔子年长，而且孔子也问礼于他。道家应该比儒家早呀。其实，司马迁对老子的记录，并非史实，而只是当时的传说。 在《史记》中，老子并无独立传记，而是和庄子、申不害、韩非一起，共享《老子韩非列传》，涉及老子的仅有500多字，相形之下，《孔子世家》有9000多字。老子的传记不仅字数少，而且信息是不确定的，甚至老子名字和身份可能有三个。以至于司马迁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更可能的是，作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是战国末期，来自今天黄淮平原民间的，有意不留名姓的“隐君子”。这也决定了道家的纯民间立场。 法家继承了墨家的政府本位主义思想，主张人民必须服从政府的规定，“以吏为师”，将政府规定逐级向人民传达。同时，为消除人们对专制的反感，法家又引入杨朱的“道”，为法提供支撑。 道家也继承了杨朱的“道”，但却不是为专制性的法和政府提供支撑，恰恰相反，而是象杨朱一样，为了消除、消灭政府，即孟子说的“无君”。道家认为，“道”是良性的自然秩序的支撑者，只要顺应道，无需任何的人为干预，彻底的“无为”，就是“民自化”。 道家和法家都继承了杨朱的“道”，但其目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法家是为政府的法家专制提供支撑，而道家却是为纯民间的“民自化”人民秩序、自然秩序提供支撑。 司马迁将两个主张截然相反道家和法家的人物传记居然捏合到一起，说明他在学问上的浅陋，只是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两家共享道，却不知其目的判若云泥。 也正因为法家继承了墨家的政府本位主义，公然宣扬专制，蔑视和无视人民，自然难逃墨家一样而消亡的命运。事实上，汉武帝之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就消失了。但在政治实践中的法家行为并未消失，成为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不能说，因为背离民意，不得民心。 说儒家和道家成为诸子百家的胜出者，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得民心的，一直存在着人民的基础，民间会有自发的力量支撑着其存在。同时，这两家也在西汉时期都受到过政府的重视，成为官学。道家成为官学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前，之后则是儒家。而儒家作为官学则一直延续到清末。 儒家替代道家成为更主流的更长期的官学，根源在于，她的民意基础更广，更能反映民心，更能代表中国文化。尽管官方的支持，尤其是科举考试之后，能为儒家提供很大的动力，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儒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依然是来自民间，而非政府。就这样点，儒家和道家是等同的。 道家的存在，是提醒儒家，中国在根本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社会。儒家的存在则在提醒道家，人民秩序的基石是真实的民心，而非虚构的形而上的“道”。如果破除对道的迷信，那么社会秩序的基石就应该落在君子大人身上，落在由他们组成的职业团体之上，即政府之上。 其实，作为学术流派，儒家和道家即便绑在一起，也是有内在缺陷的，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民心的基石，不在学术，而在实践。学术只是实践的反映，实践的影子，而非实践本身。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而是人民，或者说人民的实践。唯有悟透这一点，才是真正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 在中国，即便你不读书，不知儒家和道家，你也一样可以学习中国文化，通过实践活动。但是，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则可以帮助你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 也就是说，要把握中国文化需要做到三结合：儒家+道家+人民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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