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系统科学的教学设计

作为系统科学的教学设计

 

1．作为联系科学的教学设计

 

 

 

联系科学的提出

 

 

 

长期以来，教学设计领域研究的深入始终依赖于教育心理学，尤其是学习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直至今天，在西方的教学设计领域中，很多学术项目依然附属于教育学院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纲要。这样做的好处是把教学设计研究的焦点放在教育心理学所提供的有关学习的理论基础上，并应用这些理论去解决教学实践领域的问题。

 

 

 

这种将教学设计的性质定位于联系科学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科学之风盛行，学术界普遍认为，心理学中的进步可以被应用于教学实践，从而将教学实践置于科学的基础上。1890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对美国学校教师所做的著名讲话(后以《对教师的讲话》为题发表)中说：“在世纪的转折关头，人们对正确地应用心理学的发现有可能指引学校中更好的教学寄予很高的希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在其经典著作《基于心理学的教学原理》(1906)一书中也曾雄辩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与信心：心理学科学可以被应用于改善教育实践。他和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教育与心理学家约翰·杜威都提出了有关在心理学的理论与教育的实践之间搭建桥梁的设想，并随后在各自领域中对此进行了早期的探索。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持进步主义教育立场的杜威在实用主义方法和真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知识与实践关系的实验主义主张。该主张强调了实验的决定意义，确定是实验建立了“知”与“知的对象”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思考，杜威提出构建一种特殊的联系科学(1inking science)以联结理论与实践。在研究动物行为的基础上建立起“刺激一反应”联结学习理论的桑代克则试图将影响刺激与反应间关系建立的三大法则：练习律、效果律、准备律直接应用于教学过程。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提倡实验教育学的德国教育家梅伊曼(ErnstMeumann)和拉伊(WilhelmLay)等也在严厉批判传统教育学体系是思辨的产物，直观思维的结果，不能以科学的、实验的方法进行严密的论证的基础上，主张利用当时与儿童发展有关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来推动教育的科学化，强调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将实验教育学看做一个“联系科学”。显然，在20世纪初叶，乐观的心理学家们十分重视心理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单方面的影响，心理学与教学之间的最佳关系被认为是单向通道的，即心理学中的进步可以被应用于教学实践，因而，这种联系科学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应用性的科学。

 

 

 

描述性理论与处方性理论

 

 

 

承继着有关联系科学的设想，在教学设计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出现以后，在各种学习理论及其教学实践的运用之间寻找起桥梁作用的一种知识体系，即建构一种联系科学的设想，更是教学设计领域很多学者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行为主义逐渐让位于认知学习理论，心理学与教学进入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全新时期——即双向影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心理学与教学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为对方作出贡献。教学实践为心理学提供了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从而有助于心理学理论接近真实世界。事实上，作为独立专业领域的教学设计自身就是为解决急迫的实践问题而兴起的。

 

 

 

在强调教学设计是架设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联系科学的同时，许多研究者对作为描述性理论的学习理论与作为处方性理论的教学理论进行了区分。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理论构成了教学理论的最佳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理论可以作为派生教学理论的基本来源。为此，他认为学习理论是描述性的，而教学理论是处方性的和规范性的，教学理论是学习理论的一种推衍。在教学设计的研究领域中，赖格卢斯等很多学者也明确提出，教学设计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科学，因为它的首要意图是规定最佳教学方法，作为一种知识实体，教学设计旨在达到预期教学成果最优化的教学行为，因此，教学设计主要是关于提出最优教学方法的处方的一门科学，是对如何为更好地帮助人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清晰指南的一种理论。在区分描述性理论与处方性理论的基础上，格罗珀(G．L．Gropper)进一步阐明了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教学模型之间内在的一致性联系，据此，描述性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才能回馈至处方性的教学理论与处方性的教学模型，进而，在不断得到改善的实践与不断升级的理论之间形成一种互惠的关系，并最终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中形成系统性的变化。显然，由于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实现有关教学与学习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方法，曾受到联系科学设想影响的教学设计正是在系统方法基础上成为连接关于学习的心理过程的基础研究与具体教学问题解决(如怎样使保持和迁移达到最优化)的“处方式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