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ws专稿】伊利亚.普利高津死了。
中国所有媒体，从最权威的报纸、通讯社到最权威的门户网站，都在瞒报、漏报这条世界上的重大新闻。我还是今天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页、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主页的“内部传达”中，偶然得知这一消息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讣告,诺贝尔奖得主暨该校伊利亚.普利高津中心的创办者伊利亚.普利高津博士5月2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拉斯谟
医院病逝,享年86岁。我感到震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瞒报普利高津死讯近一个月，这无疑将成为中国新闻界2003年一大污点。
普利高津，是人类自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第四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不光在于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主要的是，他代表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向”。
哥白尼、牛顿和爱因斯坦加在一起，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完成科学从前现代(第一次浪潮)向现代(第二次浪潮)的转变，人们称为“现代性转向”；而普利高津一人，开启了科学从现代(第二次浪潮)向后现代(第三次浪潮)的转变，人们称为“后现代转向”。从“浪潮级”启蒙思想转向“第一人”上说，只有哥白尼可以和普利高津并称；从“浪潮级”科学纲领转向“第一人”上说，只有牛顿可以和普利高津并称。普利高津与哥白尼、牛顿一样，都是以重大科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世界观和各领域、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转向”级决定性影响的人。所以我认为历史上会把普利高津评价在哥白尼、牛顿水平上，超过爱因斯坦的地位。随着信息社会的日益发达，普利高津的历史地位，肯定还会进一步看涨，最终达到哥白尼加牛顿的水平。
普利高津与牛顿，也许是最“门当户对”的。牛顿的纲领是确定性，普利高津的纲领，是不确定性。如果把牛顿的确定性，及其机械的、分析的世界观，作为工业化生产力思想的第一块基石，作为人类从自然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向的思想转折点；那么就可以把普利高津的不确定性，及其自组织的、整体自然的世界观，作为信息化生产力思想的第一块基石，作为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向的思想转折点。人类一直说要终结牛顿机械论，只有到了普利高津，才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这种终结。因此，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学说，与日心说、万有引力定律、相对论一样，将成为人类思想永恒的财富。
在全国媒体、科学界、技术界对这一人类巨星陨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之际，我们IT界有充分的理由哭送普利高津。
第一个理由：普利高津发现了信息世界的“万有引力”
我们IT人难道没有发现，“不确定性”与“信息”是一回事？不确定性，就是信息的“万有引力”。信息如果是一只苹果，不确定性，就是引导它从树上掉下来的那个“力”。
普利高津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发现，要想瓦解牛顿为工业社会服务的整个“现代性”体系，“第一步”(普利高津语)就是从信息入手。这很自然，因为只有信息社会是替代工业社会的真正力量。
所以他大力赞赏并引述盖尔曼这个说法：“熵与信息密切相关。事实上，熵可以被认为是无知的量度。”人们都知道熵是普利高津理论的中心概念，但可能不知道，他的本意是为了找到人类衡量有知与无知的尺度。人类“知识”经济了半天，连有知、无知都不会判断，不知道信息的“万有引力”从根本上说，是以熵为尺度衡量的不确定性，那还怎么发展信息化呢？穿透普利高津那一堆热力学术语，他的贡献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建立起“信息-熵-不确定性”的三位一体。上帝在他面前，就此轰然倒地死去。信息，在这神圣的一刻，登基成了主宰这个时代的新的宙斯。
所以，说普利高津是信息化的牛顿，一定也不过份。他第一次为信息革命，找到了一个足以和牛顿体系相抗衡的宇宙力量的支点。当今天，我们IT人牛气冲天地用“第一支柱”去撬动整个地球时，饮水思源，不要忘记是谁给了我们第一支点。同时别忘了，他死了一个月，我们还不知道。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信息时代。
第二个理由，普利高津发现了IT背后的科学哲学
说普利高津懂IT，那是我瞎扯；但要说普利高津不懂IT之道，那是你瞎扯。这个IT之道，就是IT之所以为IT的科学哲学。就是IT“为什么”的那个“为什么”(所以然)。
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表面上看起来，与IT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它却是对IT规律在哲学层面上的最高概括。我们知道，工业化的生产力精髓，在粒子说，相当于把世界这个网络上的每一节点孤立化、静止化、绝对化；而信息化的生产力精髓，在“联接”说，强调节点之间的联接(INTERNET中那个INTER)。互联网和生物技术的革命性，就体现在这一根本性的“反潮流”之上。我哭普利高津，还因为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痛心地看到中关村和硅谷的许多说汉语的年轻人，以反伪科学为名，近来正流行对互联网这一光荣科学传统的彻底精神背叛。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思想保守、僵化之路。所以，我要在年轻人思想普遍老化的当前，哭永远年轻的普利高津。呼唤中关村，魂兮归来！
人们把普利高津，作为科学的“后现代转向”的“第一人”。“科学史告诉我们，划时代的科学革命和进展，往往跟时空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相联系。”时间与空间，是道之下的阴阳。汉儒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可以理解为，如果时间和空间概念没有根本变化，道也没有根本变化。但反过来理解，如果时空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道?D?D我们这个工业文明体系的内核及其规则?D?D也一定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是在时空观的革命性上，普利高津超过爱因斯坦。他属于“美丽新世界”的开天辟地者。
正如曾国屏在《普里戈金——当代科学中的赫拉克利特》中总结的那样，“在普里戈金看来，在近代科学的经典——牛顿力学中，时间作为一个描述运动的参数，是反演对称的，把t换为—t有相同的结果，这意味未来和过去看来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是划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时间观的根本标准。爱因斯坦虽然批判了牛顿的机械粒子观，达到了互联网世界观的入门水平，但在时间观上，却认为“时间是一种错觉”(即相当于认为“把t换为—t有相同的结果”)，因此把自己历史性地归入了牛顿的现代性大范畴。爱因斯坦一只脚迈入了美丽新世界的门槛，另一只脚却永远留在了传统旧世界。
普里高津则站在新时代的天廷上，庄严宣布：“我们认为，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稳定的世界，一个与我们所生活的动荡的、演化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抛弃不可逆性平庸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再把时间之矢仅仅与无序增加相联系了。”
普里高津把这种新的时空观，概括为“时间先于存在”。“时间先于存在”，以铁肩顶住了整个旧世界的闸门，为整个信息时代的新新一族，带来了思想解放的自由。它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当然不光是萨特)一起，构成了上一次浪潮启蒙期牛顿与伏尔泰那样的完美星光组合。日后IT和生物技术的滚滚洪流(包括滚滚财源)，只不过是这一事件的儿孙辈的成果，是世界观伟大突破后现象界水到渠成的结果，是思想解放之后的物质能量释放。如今，掘井人去了，船长去了，不肖子孙在背叛，“国有疑难可问谁”？
第三个理由，普利高津发现了信息化的“缺位理性”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信息化，是一场“理性缺位的启蒙”。即现象界轰轰烈烈，根本理念南辕北辙。根本理念，也就是从理性上回答什么是新一轮“现代化”的根本结论，有多个层次，普利高津管的那一段，是信息化意义上的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的“科学理性”这一段。即先进生产力的最终理性根据，或说21世纪科学“先进性”的根本特点。
普利高津在他的纲领性文献《确定性的终性》中，在引言标题上开宗明义打出“一种新的理性”的旗帜。(这正是我们当前启蒙中缺位的那个理性)。普利高津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这就再明白不过地道出了工业理性与信息理性的根本区别。
在给《确定性的终结》中文版译书序中，普利高津把美丽新世界的无限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因为他认为，信息化的新理性，就是中国传统在更高阶段的复归。他象传递衣钵那样，透底地谆谆告诫华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本书的雄心正是以一种广大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阐述这一综合。自本书于1996年问世以来，沿着这条思路又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我衷心希望，中国青年一代科学家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作出贡献。”
在信息时代，我们中国人对信息巨人之死，却象不孝子孙对老人病死家中一个月还不知道一样，以一种最闭塞的信息方式加以“纪念”；我们何以报答这位发誓“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观点”，多次来华，将未来寄希望于中国人的老人？
普利高津先生，在中国，还有人没忘记你，请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