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作孚先生绝对是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在这方面也很少有人超过他的成就。但是他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却并不是凭借自己企业家的身份，也几乎从来没有从自己创办的公益事业中获得任何好处。他从事公益事业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的志向要更为高远，人格也更为纯粹，正因为如此，他的成就才会不同凡俗。傲骨嶙峋的梁漱溟称赞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他最敬佩的朋友，“他是位完人”。 一 1924年军阀杨森主政四川，“思有以涤除吾川之贫弱愚私之旧染污俗”，罗织人才，“厉行新政”。他电招当时在四川已经颇负盛名的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但这个时候卢作孚对于依附于军阀来做事的思路已经彻底绝望，他拒绝就任。但是，他创办四川省通俗教育馆的建议得到了杨森的支持。不过，这个时候他的民生公司还没有开办，而杨森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闲事也不会给予太多实质性的帮助，事实上，创办初，通俗教育馆只有三间阴暗破败的屋子和极少的经费。于是，卢作孚赤手空拳，只身一人来到成都。 通俗教育馆的馆址在现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当时那里是一个如同旧社会北京天桥一样的地方，是走江湖、卖打药、唱猴戏等下层民众讨生活的地方。通俗教育馆成立之初，设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物八部。博物分为自然陈列馆、历史陈列馆、农业陈列馆、工业陈列馆、教育陈列馆、卫生陈列馆、武器陈列馆、金石陈列馆；图书馆中有成人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公共运动场中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赛、径赛等各种场所和设备；音乐演奏室中有中西音乐及京川剧演唱的组织；还有动物园、游艺场。所有这些设备都穿插在一些花园当中。博物馆经常举办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革命史展览会，运动场上也经常有各种比赛和表演，还公开放映电影。这里成了成都市民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有时每日集会的人群数以万计。 卢作孚之所以能迅速完成通俗教育馆的创设，并且使这样一个经费紧张的、不营利机构在一个慵懒的社会中高效运转，主要是得益于他的理想和人格的巨大感染力。杨森说他“为人谙练有识，劲气内敛”，刘湘也认为卢作孚“有头脑，有能力，而且为人方正，操守极佳。”国民政府档案中，关于卢作孚的鉴定认为他“人：短小精干，品性坚毅，工于谋划；善用人，其办法为经考验后继以实地训练严加管束并保障其生活，使能定心发挥所长系其特点。”他自己就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要求教育馆要：“只要这个月你到过通俗教育馆，下个月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乃至于这一周你到过通俗教育馆，下一周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乃至于今晚闭馆的时候你到过通俗教育馆，明晨你再到，便觉得有些不同了。”他们曾经以一夜的时间更换了十个陈列馆的陈列品，十几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座房屋。“职员之用尽全力于通俗教育馆，忘却了他们还不算稀奇；那许多泥木石工人继续工作一年有余，直视馆里如家庭，虽然外间待遇比馆里加高了，亦不忍离去。”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建造模型，卢作孚动员了成都的各种人才，比如机器工程师、艺术家、农业专家等等，这些人常常被集合起来开会，被动员起来共同成就一个事业。十年之后，卢作孚自豪地回忆到“任何时候到过通俗教育馆的人们，都对这一新的公共事业发出了深厚感情。” 之所以大家这么忠诚于通俗教育馆的事业，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卢作孚自己以身作则。他不仅一点也没有沾染社会的不良风气，而且他还公开与这些不良风气宣战。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这是非常艰难的。按照生活的常识，我们都知道，企业家通常是巧妙地利用这些不良风气和人性的弱点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牟取自己的利益。1925年杨森战败下台，新任的成都市政督办对卢作孚很不信任，有一天，他突然派人闯进通俗教育馆，撬开柜子，将财务帐册全部抢去清查。清查的结果是帐目毫厘不爽。而且通过这次清查，还公开了一个秘密，原来卢作孚曾不止一次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为民众办事。实际上，这个时候卢作孚自己的子女却在老家忍饥挨饿。 事实上，卢作孚一生都非常清廉，就是后来他的民生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生活也非常简朴，平时和普通的员工穿一样的“民生服”，一种用三峡布制成的中山服。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 “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 他自己非但不以此为意，反而还十分自豪和骄傲，他在讲述要求员工穿民生服的时候说： “第一要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第二要表现事业精神。” 受他的影响，连他的孩子也以穿着民生服装为“光荣和骄傲”。难怪人们把他称作“没有钱的大亨” 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馆，卢作孚的用意在于展示他所谓的“集团生活”的成就，并用这个成就来教育和鼓舞疲惫、暗弱的民气。使人们相信，只要团结起来，努力拼命地去干，中国就是有希望的。后来，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称为创造集团生活的第一个试验。从这个试验中，他激发了人们潜藏着的荣誉感，这是他动员人们、团结同志的利器。 二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天下闻名，但实际上在所有他开创的事业中，卢作孚自己最为看重的却是他在北碚的建设。 北碚原属巴县，位于江北、巴县、壁山、合川之间，为盗匪出没之所，故有四县峡防团务局之设。1927年，卢作孚接长峡防局，1936年峡防局改组为嘉陵江三峡乡村试验区，区署仍然设在北碚。全区共有面积1800平方公里，人口65648人。不过北碚区署只有民政、保安、教育、建设之权，司法、税收仍然属于各县负责。 对于北碚的建设卢作孚早有设想，在他所著的《两市村之建设》一书中，已经有详尽的阐发。不过，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开发项目。他要推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乡村运动。这个乡村运动“不只是现存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和灾害。”他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 杜重远曾经感慨四川一是军人多，二是烟（鸦片）多。北碚也不例外，这里匪患十分严重，吸食鸦片的人也很多。此外，北碚还盛行赌博。按照卢作孚的描述，北碚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内陆乡土社会的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可以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经过卢作孚的努力，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模仿区，后来成为抗战中国统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在抗战中，北碚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兴办了一些新的经济事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北碚建设的经费主要来自几个部分：第一，民生公司纯利润的5％；第二，刘湘21军对峡防局行政费用的补助；第三，北碚嘉陵江的船捐；第四，个人的卷助、捐款；第五，地方企业的投入。当然，如果纯粹从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完成北碚的建设。在北碚的建设中，卢作孚精打细算、严格计算的企业家风格肯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最重要的是卢作孚通过一系列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北碚有限的人力和财力。 因此，卢作孚在北碚最重要的成就是改变了这里的社会风气，或者说人心。1931年《嘉陵江日报》报道：“北碚的民众教育，除平民娱乐场和平民问事处而外，就是民众学校……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可以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官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晚间。”张公权参观北碚以后大为感慨，他说在中国平日看一般人的劣习，以为中国人无希望，但看当日欢迎的民众，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有恶习的，竟感动得至于流泪。 在卢作孚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国人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过一种现代的集团生活。他说“现代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要素，他们有国家那样大的集团组织，而我们却至今没有，只有政治团体本身那样大的集团组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要训练中国人实践自己的公共生活。 从1927年开始，峡防局先后招收了中学程度的青年500余人，办了学生一、二两队，少年义勇队三期，警察学生队一期。根据需要和任务，规定训练的内容和时间，短的6个月，长的半年。凡学生队在入队的前3个月，都要受军事训练，冬天的早上还要到江岸进行冷水浴，卢作孚还曾经亲自带头。各队都有队歌或誓词语，学生一队的誓词是“锻炼此身，遵守队的严格纪律；牺牲此身，效忠于民众，为民众除痛苦，造幸福。” 卢作孚在北碚大兴教育，但这种教育并非为了知识的积累，而是要养成一种新的人格。这种教育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他实际上是要改造整个社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民众教育，从职员起，到学生、到士兵，再到民众。教材是现代的，因要供中国人能够知道现代的把戏。物质方面，火车、轮船、飞机、大炮；社会方面，军事、政治、工商业、学校，及其他社会事业的组织；凡是现在有的，尽量介绍给职员，由职员介绍给学生或士兵，再立马传给民众。” 通过这种教育，卢作孚成功地动员起了北碚的民众，使他们开始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如何面对利益和观念的冲突。比如，在扩大市区的建设中，“每天数百市民在那里工作，狂呼歌唱，非常热闹。许多老年人亦常在那里欣赏他们的工作。尤其使被选出的二十位执行委员，必常常有人在那里照料、指挥并处理各种问题。每夜必开会一次，都列席，列席的人都发言。对于一个问题必提意见，必考虑批评他人的意见，必得一个承认的方案。”对于这种成就，卢作孚充满自豪，他说：“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你看这一群老百姓是何等做好他们公众的事情！” 在整顿北碚旧市场的时候，因为需要扩宽街道，必须拆除两旁房屋突出街心的屋檐，这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但卢作孚既没有动粗，也没有退却。而是先从比较容易说服的、阻碍最小的人家着手，一步一步前行；把最困难，反对最坚决的几户人家留在最后。等到周围的环境改变了，街道宽阔了，久违的阳光变得充沛了，这些人家有的自行拆去自己的屋檐，有的人请求峡防局派人来帮助拆除屋檐。 事实上，无论是办四川通俗教育馆，还是建设北碚，都不能算在典型的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从卢作孚的作为当中学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企业家来说，或许捐助公益事业是最为省事的方式，但这绝不是最有效，也不是最智慧的方式。因为妄图通过施舍来获取别人好感的人，无一例外都会以失望而告终。 对于这一点，老洛克菲勒想得非常清楚，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资助金钱是一种错误的帮助，它会使一个人失去节俭、勤奋的动力，而变得懒惰、不思进取、没有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当你施舍一个人时，你就否定了他的尊严，你否定了他的尊严，你就抢走了他的命运，这在我看来是极不道德的。作为富人，我有责任成为造福于人类的使者，却不能成为制造懒汉的始作俑者。”洛克菲勒以吝啬闻名，但他的家族有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慷慨大度的慈善家。他们在从事慈善事业的时候，决不是简单地去施舍钱财或者善意，而是激发人们的斗志，帮助他们勇敢地冒险，成就事业。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节俭或者吝啬来经营这项事业，或者说他们用老洛克菲勒赚钱的认真态度去花钱，而不是简单地赐予，去“制造懒汉”。正是这种经营事业的态度和能力，是企业家们最需要贡献给社会的，也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热爱的。 五柳村2007年2月16日收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