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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成为TD-SCDMA的领头羊是出于偶然。1991年，高级工程师李世鹤借助江阴市投资的300万元开发了第一代模拟移动通话终端，后来这项技术又在邮科院（大唐集团前身）和CWILL合资的信威公司里孕育出了SCDMA样机，其中的几项核心技术构成了TD-SCDMA的雏形。 在与信威合作失败后，李世鹤加入大唐中研院。为了克服困难，他找到西门子合作，继续开发3G技术。当时作为电信研究院直属的大唐缺乏核心产品和有效机制，将TD-SCDMA看做改善经营、提升产业地位的重点。当时的相关部委对于这个项目没有深入了解，但认为可以在与国外谈判时将其作为降低专利费的武器，便支持大唐继续研发自己的标准。1998年，该技术方案以国家名义提交国际电联。 当时，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为确定3G标准争吵不休。TD-SCDMA相比这两种标准还显得不够成熟，但欧美两大阵营都想“灭掉”对方而拉拢中国，于是，大唐提出的TD-SCDMA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 2002年，大唐移动组建，全力冲刺TD-SCDMA。由于缺乏测试设备，只能一边开发测试仪器，一边对系统性能进行修正，终端芯片的开发进度也受到影响。大唐自有资金比较匮乏，又缺少上下游企业的响应和支持。研发进程陷入了相当长的低潮期。 要催熟TD-SCDMA标准，需要投入的资金至少在10亿元以上。由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投资方和员工无法保持耐心和信心，投资人换了几遍，研发团队也纷纷离去。大唐移动投资到项目上的资金是东挪西借凑出来的。在最紧张的时候，大唐集团连办公楼都给抵押融资了。这是TD-SCDMA发展过程中最惨淡的时期。 大唐靠着低工资和高强度工作，拼命申请核心专利，使得在TD-SCDMA的核心专利数量在一年内增加到数百项。在大唐独木难支的关键时刻，有关部委开始采取拯救行动，宣布在3G频谱规划中为TD-SCDMA预留出155Ｍ的非对称频段，协助大唐组建包括终端、系统八家厂商的产业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投入了7个亿的启动资金。 政府的支持态度使得一些厂商意识到参与TD-SCDMA研发的重要性，大唐、普天、中兴的产品研发速度均大幅度提高。之后，又有重庆重邮、海信、海天天线、展讯等多家厂商加入。到2004年再次进行3G测试时，TD-SCDMA已基本达到组网要求。 点评 市场先行者要面对巨大风险 TD-SCDMA的创新取得成功，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假如不是大唐而是其他没有官方背景的企业，恐怕就不会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标准了。国内设备制造商们一直在风险和收益间摇摆，过早进入可能成为先烈，过迟就永远只能做追随者，丧失先发优势。企业在创新时往往缺乏明确可见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只是创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大唐也曾命悬一线而险些功亏一篑。 先行者并不意味着比别人最早获益，也不一定是最后的市场统治者。大唐前期巨额投入，后期为了培育市场不得不与同行和对手分享，而大唐在收获季节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政府在对待类似创新时，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引导和组织国内企业集体突围，是大唐3G自主创新案例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采取高通公司发展模式 中国的TD-SCDMA是个充满技术优势和顽强生命力的标准，极有可能成为国际移动通信市场上的最优标准。现有的3G三大标准在核心网上基本一致，中国企业没有太多的专利优势。但在接入网方面，90％的专利都掌握在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以上。而且，大唐在后续技术专利方面有400多项，还将以每年100多项的速度增加，与其他两个国际标准保持同步更新。 大唐作为设备制造商，同时又是标准提出者，让人联想到高通公司。从名不见经传的七人小公司，发展成无线通信领域的霸主，高通公司只用了二十多年，其中包括十年间CDMA项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过程的颗粒无收。直到CDMA成长为可与GSM抗衡的技术，高通公司才开始享受收获的乐趣。 高通公司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是，始终依赖于卓越的前沿技术，将总收入的15％～20％不断投资于新技术的研发，以确保持久领先。它的生存是靠手机芯片的销售和收取技术许可费。 本来，高通公司的业务涵盖上、中、下游整个产业链，但生产型半导体公司的厂房和设备投资巨大，而且无法避免周期性。高通公司选择了将其他业务出售，只留下最赚钱的知识产权授权和芯片业务，全力把好标准设计、芯片开发和业务开发平台设计等三个上游关口。无论制造商如何变换，高通始终财源滚滚。 点评 大唐难以成为高通 不是每个企业都有能力做高通。大唐即使想做“中国高通”，也很难实现。原因如下：大唐没有持续在研发上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在早期研发阶段，只有大唐、西门子在以TD-SCDMA标准开发设备，当时，他们也并非情愿孤军奋战。单靠大唐一家的技术力量无法快速推进新标准的商业化进程，只有更多的设备厂商参与竞争，才会带来性能升级和成本下降。 利益博弈中沉浮的大饼 3G标准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国内外电信制造商、运营商、大唐和3G联盟伙伴等都是这场博弈的参与者。 以大唐为代表的标准拥有者，由于TD－SCDMA尚未成熟，为争取时间，希望3G晚一点启动。中兴、华为和国外通信设备制造商在开发上已投入了巨资，希望早日得到回报。由于深受国际电信业低迷之苦，国外厂商希望中国早日启动3G，以求在中国市场上抢得更多的份额。欧、美厂商分别希望WCDMA和CDMA2000获得支持。国内厂商希望国家早一点明确支持TD-SCDMA，由于采取何种3G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厂商在科研方向上只能兼顾三个标准，无法对TD-SCDMA进行深入开发。 中移动和联通两家营运商，在GSM和CDMA网络上已经投入了巨资，重新铺TD-SCDMA网络的成本太高，倾向于对现有2G网络进行升级。延缓3G可以进一步摊销在2G网络上的投资。而中国电信和网通等希望能借3G获得移动运营牌照。 不同立场背后的纵横博弈使得整个3G发展过程迷雾重重。为了不失去任何机会，博弈各方除了尽力化解对方攻势，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另一方面，欧美厂商一直在做营运商的公关，以尽可能大范围地占领组网市场，使得TD-SCDMA单独建网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小。在这场时间与速度的创新赛跑中，大唐和松散的TD-SCDMA联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但这一环节却恰恰严重缺位。大唐急切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表态，立即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众多国内电信顶级企业蜂拥而上抢占高地的局面。 点评 市场利益才是决定力量 对3G标准这样大型系统的投入，耗资巨大。一步走错，企业就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一个纯粹市场导向的本土公司选择走这样一条路，即使想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政府没有明确支持哪种3G标准之前，企业不会开发一个市场前景不确定的东西。 并不是大唐一直反复强调的“中国提出的世界标准”推动了TD-SCDMA进程提速。是市场利益的强大驱动力，成为最后的决定力量。各家制造商对TD-SCDMA进行了前期的产品规划和准备，只等主管部门放出风声，才下决心进行实质性投入。现在，由系统、终端、接入网、芯片和软件组成的TD-SCDMA产业链在不断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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