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来年中，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士呼应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将“反科学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界面上）演绎为一种时尚。按照这种“时尚”，科学主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缺省配置”，因而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天生的科学主义者；必须进行“版本升级”，代之以“反科学主义”。照此看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时代错误；因此，学过自然科学的人都会因此而获得一种“原罪”——科学主义的原罪。
讲反科学主义的人解释说，这种用于版本升级的反科学主义所反的只是“科学主义”，而且它只反“科学主义”，并不反科学。但是，不管如何说明与解释，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在中文语境中极易引起误解，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主义”。在我看来，如果不是意在张扬反科学-主义，那么，与其在极力辩解的情况下去反-科学主义，何不避免用这个术语，而用清楚的语言去反对你所不赞成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呢？
热心于反科学主义，也许意在呼唤人文精神。但是，为什么在呼唤人文精神之际，非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将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当作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难道不应该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吗？
反科学主义者所传承的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1952）、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56）以及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中反科学思潮的一贯做法：对科学主义作泛化的理解，非但“科学万能论”（严格地说，这类科学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是十分罕见的）是科学主义，而且将科学方法及评价标准在社会研究领域的运用（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视为是科学主义，甚至对科学与真理的热爱也不免被指责为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者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否认并力图解构由现代科学体系所展现的真理性、合理性与客观性概念；在社会、道德价值上，不但将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归罪于科学，而且从总体上对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负面判断。
的确，二十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运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人口爆炸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条件的许多方面，人和自然和谐调协的许多方面，有走向更形恶化的危险。应当看到，正是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先知先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前看；一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中，在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中，得到解决。就是说，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取得科学和技术与自然、与人、与社会的更加协调的发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新发展的状态。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且，科学技术本身正是避免技术恶果的有效武器。当然，我们还要运用人文的武器，法治的武器，等等。但是，科学和技术的武器，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你难道能够不用科学和技术这个武器，而拿起反科学反技术的武器吗？你难道真能退到近代科学和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去吗？更不用说退到原始的伊甸园去了。
再看对社会的研究的科学化进程问题。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实践，已经在相当清楚的意义上展现了在这些领域应用科学方法与评价标准的可能性、正当性乃至于重要性与成效，这样，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就不应该被贬称为“科学主义”，与“科学万能论”相提并论。
当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自然界，无生命无意识的和有生命低意识的自然界，一个是社会和人文，是有意识有能动性的人所组成的人类世界。就是在自然科学内部，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无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科学之间、低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高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之间，都还是有不同的，何况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之间呢？
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就否认对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社会的科学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一样，都属于（或者说应该属于）科学；而各门社会科学，又都属于人文。这样，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就在科学同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担负着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结合的重任，而用“科学主义”的贬义词把对社会的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只能加深科学与人文的隔阂和相轻。
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极端相对主义流行，剥夺了科学的客观真理的内容，将科学只当作是一种“叙事”、一种“社会建构”。这样一种思想在大多数科学家以及更大范围的科学共同体那里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当这种思想通过媒体炒作而被演绎为一种时尚，就可能会造成这样情况：取消科学与迷信、伪科学的分界，为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样一种现实的社会危害，是提倡科学文化的人们不能不严肃面对和认真正视的。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1期(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