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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先生《丁文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十分高兴。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只是宋先生“丁文江研究”大题目的一部分，是他撰写《丁文江年谱》的一个副产品，并且还计划写一本《丁文江评传》。该书为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化名人图传系列”之一，我以为，像丁文江那样由科学家而文化名人的，在中国还不多，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2004年10月13日姜玉平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谁是中国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一文，指出：“地质学是中国近代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非《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莫属。”在中国地质事业主要奠基人中，丁文江先生所起的作用是最突出的。然而他又不仅仅是地质学家，甚至也不仅仅是科学家，因为他做的许多事情是一般地质学家或者科学家没有做、也不会去做的。自从国门在鸦片战争中被洋枪洋炮打开以后，一直抱着“老祖宗之法不可变”观念的中国人也逐渐明白世道变了，即使远非“革命”，甚至也谈不上“改良”的洋务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出发，也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意思是只学西方造船、造炮等具体技艺，根本的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一整套东西，则还必须保持“国粹”。到丁文江的时代，人们似乎已经不再争论为体为用、中学西学的问题了，但不争论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一方面，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据说颇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封建主义借尸还魂，这让不少观众在看一些古装戏（例如“纪晓岚”）的时候多有感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另一方面，“全盘西化”的主张又一直有人提出，只是形式不尽相同，大概也算“与时俱进”吧。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始终不乏崇拜者，其中不少是对西方并不真正了解而盲目崇拜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的人，很多也只专注自己所学的专业，无论“科学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实现了其实也不过是提供一个“西学为用”成功的例子。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认识到“体”若不变自己在西方所学到的东西也将难以为“用”，丁文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地质学家，他的特别之处，就在除关注自己的专业、也关注整个科学以外，还关注并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调查、分析和讨论政治、思想、社会乃至军事问题，活跃在不只一个领域。我以为，说他“论学诚如论政时”，不如说他“论政诚如论学时”。 大至政治主张，小至对待家人、朋友和先生，丁文江都显示出既不是中国旧式文人，也不是“洋”味十足的“假洋鬼子”。在他身上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美德，也可以看到近代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为“体”与为“用”，都是中学、西学互相贯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所有看法、所有主张都有道理，都正确，精英政治，好人政府，对中医的态度，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如果看看那时（乃至以后一段不短的时间）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还在探索，也还走过不少弯路，犯过不少错误，就明白对任何人都应该放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环境中去评价，不能苛求。 在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等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努力下，地质学成为中国近代率先兴起的自然科学，《中国地质志》、《中国古生物志》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丁文江善于结交国际知名学者，借用现在足球行话来说，成功利用了“外援”。《图传》提到葛利普、安特生和步达生，并且有三人的照片，这里不妨多说几句，或许能供宋先生下一步研究参考。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是德裔美国人，著名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古生态学奠基人之一，来华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国早期地质学家中许多人都在古生物学上有重要成绩，与他的善教有很大关系。不但专攻古生物学的孙云铸、杨钟健、乐森璕等先生如此，以研究地质构造闻名的李四光、黄汲清等先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丁道衡先生（他对古盃类的研究曾经在国际上很受重视），也是如此。葛利普1946年逝世于北京，现在安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进北大西校门往南一拐，不远处荷花池边就是。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于1898和1899年两次参加北极考察，又参加过1901-1903年间瑞典组织的南极考察，后来担任母校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地质学教授和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来华以前他的工作主要是在经济地质（矿产地质）方面。1910年国际地质大会在瑞典举行，会后出版由他主编的《世界铁矿》一书。那并非偶然，因为国际地质大会有到野外地质旅行现场考察的惯例，那次旅行的主要线路是参观瑞典北部的基鲁纳（Kiruna）铁矿。那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二战期间是纳粹德国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又是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矿床之一，直到上世纪末还是地质教科书上经常介绍的一个矿床实例。1914年安特生同时辞去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和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两项职务，来华担任农商部矿业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丁文江被聘担任农商部矿业局地质调查所所长的时候，安特生之所以被中国政府聘请，不知道是不是与熟悉欧洲地质界的丁文江先生有关。到中国以后安特生做过一些煤矿、铁矿方面的调查研究，不过他在中国最值得称道的，是在考古和古人类学方面。1921年他率先发掘了河南仰韶遗址，现在人们熟知的“仰韶文化”即由此得名。他还最早在甘肃、青海、内蒙等地进行新石器时代考古。也在这一年，他开始北京郊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最终发现“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中国人·北京种），即葛利普所称的“Peking man”（北京人）。这是中国达到世界水平的第一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有机会参与这项研究并在研究中崭露头角的裴文中，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位被世界认识的古人类学家。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安特生，这项研究就不会启动；如果没有那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发掘出来的化石就不可能及时得到准确的认识与鉴定，别忘了，在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概念的中国，解剖学是一个弱项。 丁文江先生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而且为中国地质事业培养了许多股肱之才，是中国地质教育的奠基人。人们常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感叹，而丁文江不但是一位善于教书的“经师”，更是一位以身作则善教学生做人的“人师”。中国老一辈著名地质学家，不管是1916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入学时尚称“地质研究所”）的谭锡畴、李捷、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还是稍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孙云铸（1920年毕业）、杨钟健、张席褆、赵亚曾、田奇儁、侯德封、尹赞勋（以上六人1923年毕业）、俞建章、乐森璕（1924年毕业）、许杰（1925年毕业）、丁道衡、何作霖（1926年毕业）、裴文中（1927年毕业）、李春昱、黄汲清、朱森（1928年毕业）等人，大都像丁文江那样，不但有深厚扎实的科学根底，而且有不畏劳苦，注重实地考察的精神，他们能够取显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做研究都以大量野外调查为基础。191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出版《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丁文江先生为《地质汇报》第一号写序，曾经引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求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 接着他评论道：“现在我们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文江先生1914年调查过的云南个旧锡矿、东川铜矿，他的学生赵亚曾、黄汲清上世纪20年代末调查秦岭地质、建立“柞水系”地层所穿越的路线，后来我都走过，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生活、工作条件依然异常艰苦，这让我体会到老一辈地质学家的成就得来不易。附带说说，现在从西安穿秦岭去柞水已经凿通铁路、公路两条隧道，长度都超过18公里，其中公路隧道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去观看。看到“天堑变通途”，我就更想起前辈们跋山涉水的艰辛。应该看到，改变“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恶习，正是从丁文江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开始的。不过中国读书人并不全像李希霍芬说的那样“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也有例外，徐霞客便是一个，丁文江先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编纂《徐霞客年谱》绝非偶然，他与那位“乡贤”实在是心有相通的。 宋广波先生为这本图传走访了丁文江先生的几位亲属，这样书中一些内容便有“口述历史”的性质，一些“老照片”更是难得而可贵。这让我想到，我们已经错失不少记录历史的机会，应该抓紧时间设法补救。例如，尽管丁文江先生一些晚辈亲属还健在，但他的同辈亲人，还有那些应该算作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他的学生，都早已离开我们，而且不少人是带着人们不知道但并非没有价值的“史实”离开的。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年我之所以学地质，与父亲两位朋友、也是贵州同乡有关，两位先生（丁道衡、乐森璕）都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后来都到德国取得博士学位。丁道衡先生1927年参加中国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那个大型铁矿现在是包头钢铁公司的矿山基地，而且被证实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元素矿床。近来包头提出要建成世界“稀土谷”，依托的便是这个资源优势。1952年院系调整，丁、乐两先生都到重庆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丁先生并任系主任，乐先生则任古生物教研室主任1954年大区撤消，我父亲调教育部工作，赴京前我陪他去看过丁道衡先生，不想第二年春天丁先生就突发脑溢血辞世。1957年我父亲在教育部被划成“右派”，与大多数老朋友都不再联系，我也就再没去看过那时因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1956年）已经回到北京的乐先生。1982-84年我到联邦德国格廷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不由得又想起他来，因为当年乐森璕先生曾经在那所大学学习过（不过后来取得学位是在马尔堡大学）。 在格廷根我还想起李春昱、李承三两位先生来。丁文江曾经激励李春昱不去英国而改去德国从汉斯·斯蒂勒（Hans Stille，1876-1966）学习，斯蒂勒是20世纪国际著名构造地质学家，曾在格廷根大学做过19年（1913-1932）正教授（Ordinarius），后来去柏林。1934年丁文江先生到南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原来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正好也到南京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丁先生认为中国大学至少应该有三个好的地质系，一个在北方，一个在长江流域，一个在珠江流域，希望罗家伦能在中央大学办好地质系。罗家伦当即提出请他到校做地质系主任，但丁先生因为已接受蔡元培先生的聘请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不但不能辞，也不能兼，只能从旁帮忙。为此他给斯蒂勒写了信，询问是否有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推荐。后来在重庆大学教我们构造地质学的李承三先生，便是由斯蒂勒推荐回国的。在李春昱、李承三之外，斯蒂勒还有一个德国学生对中国地质与地质教育事业也有贡献，那就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米士（P. Misch）。米士是犹太人，为逃避纳粹迫害，斯蒂勒把他推荐到中国来。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的马杏垣先生等稍晚一点的中国地质学家，不少曾受教于他。通过这些学生，斯蒂勒严谨的学风，尤其是他必到学生做论文的地方亲自考察的做法，对中国地质界产生过非常好的影响。 遗憾的是，当年我不懂得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应该很好研究的，没有想过向这几位前辈请教中国地质事业、地质教育事业初创时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补救了。丁道衡先生早逝，丁师母当年是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 1957年不幸也被划成“右派”，他们没有子女，现在要想了解他们的情况或者找到他们的遗物，恐怕非常困难了。今天还有几位年逾八旬的老一辈地质学家还在，当年谢家荣先生在资源委员会的主要助手之一殷维翰先生更已九十多岁，另外，像丁文江先生那样有多少知道一些情况，保存一些图片文字资料的晚辈亲属，也还不少（年龄恐怕也都在七十以上了），抓住机会做一些补救工作还是可能的，而这也是近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不同的一个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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