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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史研究的发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质与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番伟大事业。中国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尽管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位“洋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热爱。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且是东西文明的融合。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 百余年前的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三门峡地区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起点。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其持续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分布在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在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的发现改变了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1918年在河南考察时的安特生 安特生与中国 安特生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除了“仰韶文化”之外，他的名字一直跟“北京猿人”等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的发现联系在一起。民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并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略中国的时候，瑞典被认为是当时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同年2月，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被任命为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1915年春，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丁文江去世，他们也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史研究上的诸多奇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发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质与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番伟大事业。 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瑞典地质考察队，右一为安特生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地质学者。在勘探矿产的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中原很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16年后，安特生与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促成了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河南渑池的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从而真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以及田野考古学都是从安特生开始的。而在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发现的中原彩陶，让世界真正认识到新石器时代丰富的东亚史前史。这些让世界惊叹不已的发现是中瑞双方考古合作的结果，当时双方签订了发掘协议，约定双方各持一半发掘品，安特生的研究结果需发表于中国的学刊《中国古生物志》上。瑞方所保管的发掘品现收藏展出于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归属中方的另一半发掘品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部分遗失。 1925年安特生回到了离别11年的瑞典，1926年他出版了《龙与洋鬼子》一书。以往对安特生的认识大都是基于他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身份，他的名声也更多地建立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奠基人的基础之上。但对于大部分欧洲民众来讲，安特生的名字却是跟这本题为《龙与洋鬼子》的通俗读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很快便被翻译成了德文和英文。本文以此书为中心，尝试着梳理安特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安特生《龙与洋鬼子》1926年瑞典文版 认识中国的前提 安特生不仅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的史前考古发掘也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基于经验基础之上的。一个西方人如果想要认识中国人及其文化的特质，必然要首先理解古老中国当时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国度的优越感的问题： 这种相对孤立的中国产生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困扰着中国精神，即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高于一切野蛮王国的天下国度。牢记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一事实，才能理解中国政治家在上世纪（19世纪）下半叶由于欧洲不可战胜的机械文化——我后来称之为“白祸”（the white peril）——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混乱和深度的忧虑。 只有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西方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反应。安特生以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此前欧洲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与日本使用的代表性歧视用语“黄祸”（yellow peril）进行了改造，称西方对东亚的文化入侵为“白祸”，西方人的到来使得革命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安特生清醒地认识到辛亥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什么。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涵不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特质是很值得安特生羡慕的：他们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却在努力追求外在的一切，或者运用科学改变世界。 对中国的同情理解 《龙与洋鬼子》讲述了作为当时中国公务员的安特生在中国十一年的经历。中国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人们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这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谚语。拥有肉身的我们，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不论过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着。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但安特生有另外的看法：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 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 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在安特生看来，人类文明早期成就的仅存的硕果便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这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书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位“洋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热爱。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们是瘦而结实，女人们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龙与洋鬼子》——左图为1927年德文版，右图为1928年英文版 最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总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悲悯之情，因此他的情感让人感到格外真诚、感人。即便在有关历史上和当时的强盗的问题上，他也会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了解来予以说明：“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一位负责护送安特生一行到山西去的警官曾经向他解释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强盗是由于行窃的恶习而成为强盗的，而其余百分之九十都是迫不得已才去作恶的。” 安特生并不将中国看成一个完全不为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之地。 当时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很多的风俗习惯依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安特生写道：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对于当时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以及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神秘且不可理解的说法，安特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只不过有些不发达地区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而已，并且有很多地方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工匠的很多方法都让这位谙熟科学和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惊叹不已。安特生在看到中国木匠如何“破解”一块巨型木头时写道：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这些匠人的店铺是所有铺子中最气派的，得益于一叠又一叠坚实的棺材与艳丽的华盖，以及大红漆杆子等配套用品。 中国人以巧妙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大型工具的缺乏问题，也可以使锯头不偏不倚，得到最高的出材率。为此，德文版专门配了一幅照片：在一家名为“义兴木厂”的店铺前，两个中国木匠在锯着比他俩都高大的木材。 两个中国木匠在锯着比他俩都高大的木材 有关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更是以同情的方式梳理了从1840年至1912年间的历史。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他写道：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却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彼时中国之所以到处碰壁的原因，同时在道义上对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的野蛮行径予以了谴责。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也流露出对欧洲未来的担心，他在该书第十六章《春天的预兆》的结尾处写道： 如今，我们瑞典的学生都身着优雅的服装，却很少有机会想起自己国家的风风雨雨，准备考试、欣赏爵士乐，优哉游哉，每到这时，我的思绪就又回到了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我认为，中国学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为他们生活在布满风暴和压力的时代，当麦秆被风吹倒，当扎根不深的树木倒下之时，只有强壮的飞鸟才敢努力振翅高翔。 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来中国几天的旅行者或不懂汉语仅在欧洲人圈子中生活的记者所能得出的。安特生与其他中国的学者一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同样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着敬意。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中国虽然历经数千年却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跟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遭到野蛮人破坏的文明不同，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四千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他认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说，也许会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且是东西文明的融合。 【内容简介】《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者，对中国史前考古做出了巨大贡献。1914年北洋政府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自此他成为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如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多元政治、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多种科学机构的创立等等。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史前史研究》《黄土地带》等书。 【目录】导 读/李雪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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