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是保守的？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往往是反社会的，因为一个有理念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就是发现社会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并与社会大众共同来探询修补缺陷或改进制度之途径，因而知识分子对社会往往是批判性的；也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中，诸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往往左翼占多数，基本上都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中却存在明显的反差，往往是右翼人士占多数，基本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显然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有关，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阐其事。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是保守的？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一）

在欧美学术界，经济学家往往比起社会科学更保守、更右倾，不愿对“体制”的基础作任何极端的批评；例如，卡耐基基金会的问卷调查就表明，在经济学家中61.7%的人士把自己归为左翼或自由派，而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别为85%、71.8%、69.1%、69.4%和68.7%。斯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家的保守性是他们的职业决定的，而海布罗纳则认为，经济学家倾向于维护“体制”是因为“体制”在维护着他们，使它给教授们高薪，让他们进入社会分配体系的上层。此外，索洛的解释则更不着边际：一方面，他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与年龄有关，而经济学家平均而言比社会学家年龄要大些，可能也比政治科学家年龄大些；另一方面，还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涉及那些棘手的体制变革问题，是因为他们太谨慎了，认为这些问题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但显然，索洛的折两点见解根本经不起稍为的推敲。就前者而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经济学家的年龄往往要比自然科学家更大，但自然科学家却更为保守，这也已经为索洛所提供的同一调查数据所证实：在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院人士、教育学教师和工学教师中把自己归为左翼或自由派的比例分别是：47.3%、44.8%、54.4%、44.9%、40.6%和28.9%；而且，索洛有关“经济学家平均而言比社会学家年龄要大些”的论断也不是事实，相反，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要比经济学家的年龄更大，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要求和研究特质决定了在这些学科中获得成就的时滞会更长，如历史学家成名的年龄要比经济学家大得多。就后者而言，索洛所谓的“经济学家更为谨慎”的论断也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相反，在当前学术界最喜欢对各个社会领域的事务指手画脚的正是这些经济学家；事实上，当前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往往狂妄地宣称经济学分析可以解决包含立法、宗教、家庭在内一切问题，正因为如此，不仅经济学成为如日中天的显学，而且还出现了志高气昂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主流经济学家的保守性优势如何形成的呢？这就与主流经济学得基本特质有关，经济学家保守性根本上是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特质决定的，而且，往往只有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才极力维护现实体制。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基于功能分析来阐述事物的存在现状以及数字之间的联系，并用供求关系为这种现状提供合理性解释，而基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结果根本上体现了强势者的利益；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必然是为当权者服务，为当权者的行为解释。实际上，正如笔者在《人性、文明与行为认知》一书中指出的，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特别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术界极力模仿物理科学的发展路线来改造社会科学，试图在人类世界中发现像自然世界那样不变的规律；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把利己心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万有引力，正是在自我利益的追求之牵引下实现了社会和谐。为此，哈耶克等发展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也就是建立在这种利己的驱动力之上，仅仅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构建一般的抽象规则，并认为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全部；而且，基于这种以力量决定的不变社会规律，主流学者极力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丑陋现象进行辩护和解释，并沦为强者利益服务的理论。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不变的社会规律，即使“那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的，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异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例如，经济学的‘不可动摇的规律’就被用来证明以法令干预工资谈判乃是徒劳的”；而且，这种学说还“培养了一种对不可避免性的普遍感觉，因而也就培养了人们沉默、毫无反抗地忍受不可避免的东西。现存的将永远存在；试图要影响事件的进程，或者只是对它们进行评价，都是荒唐可笑的事：一个人并不向自然规律去辩论，而企图推翻它们则只会导致灾难”。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自然主义的思维，主流经济学就具有了双重特质：一方面，它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辩护，它认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逐自己利益的权利，都具有不受他人支配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为集体主义、等级主义和反平等主义辩护，因为按照自然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强者可以按照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利用和控制弱者，而且人类天生不平等正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他们生就的禀赋是互补的。而且，在自然主义基础上赋予一定的信念就形成了一种伦理自然主义，这种伦理自然主义把存在的就当成合理的；而对存在的认知又衍生出了实证主义，因而伦理自然主义又与伦理实证主义相结合在一起，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信念，即我们必须把规范归结为事实。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极力宣扬自己的研究在实证方面，而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但是，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的思想却深深地印在其理论的每一方面，它极力根据供求力量决定的均衡来设立社会规则和制度安排，并为现有制度进行辩解。也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就对实证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分析仅仅限于注意和分析特定的社会现象，从不敢超越这些特定的社会现象，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竭力使理想符合特定的社会现实，消极地适应现存社会，与现实妥协，为现实辩护；因此，实证主义分析本质上就是保守、妥协，为现实唱颂歌的理论，根本没有任何批判否定的精神，这种理论也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创造合理的社会。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体现为强者的学说，因而这种学术传到国内后，那些“主流”经济学就与掌权的官员和得势的商人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铁三角”利益集团。譬如，国内不是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基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宣称“中国的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因而社会应该建立补偿机制，人民应该用金钱向这些官员购买某些权力”吗？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这就好比说，原来强盗基于他的暴力所抢占的东西是合法合理的，因为谁叫他的力量比你大呢？但随着原先处于被抢地位的人民的力量日渐增强，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制约强盗行为，这就是改革的推进；结果，有人跑来对人民说，你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这会造成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盗的福利损失，因此你们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就必须给予这些强盗补偿，这才是合理而可行的。呜呼，连斯宾塞都嘲讽说，“没有人会幻想对开除的工人给予补偿，而对支干俸的绅士们，如果其职位被取消，却要把它们的‘既得利益’买下来”；但在平等和自由思想已经如此普及的今天，我们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为任何类型当权者所青睐，因为它极力为强势者的行为提供合理化解释；因此，在政治层面上，这种经济学总会是主流的，总是获得绝大部分的物质利益，就如当前社会所展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