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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个体的行为都源于其心理活动，而整个社会的行为则根植于特定文化，因而研究人类理性行为的经济学根本上离不开心理学；然而，主流经济学为了强调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却把心理层面的多样化逐渐抹杀了，而把西方的文化心理视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并且，在还原思维的支配下以动物心理规律来构建“No heart economics”。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述其理。
主流经济学根植于何种文化心理？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十六） 经济学本身是研究人的科学，它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显然，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社会性是不同的，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现象；因此，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关键是要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实际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而且，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本身就是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是如此，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源于西方，因而主要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从这点上讲，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当然，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西方”政治经济学。所以，也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 也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不仅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因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都是西方人或者是西方化的人。当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拓展其影响领域，成为“统一”世界的经济学西方帝国主义（这里从空间地域上讲而非如传统般从学科领域上讲），就在于西方物质文明的霸权的协助和推动，以致哪个国家的经济强盛，那么该国的经济学也就成了世界经济学或一般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的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 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譬如，印度和非洲由于深受西方殖民的影响，从而比较能够适应西方文化。相反，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 当然，西方社会也存在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经济学也就形成了不同观点和流派。但是，基于英国动物心理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吝啬律：只要能用更低级的心灵作用来解释的活动，就绝对不用较高级的心灵作用来解释它；西方心理学者更倾向于从人的动物性本能中探究人的心理，并将之视为人的一般行为机理。譬如，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学派，就试图把人的行为归结到化学和物理的范畴中去，以精神错乱者和心理病态的人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的无意识对人之行为的影响；再如，由华生开创并为桑代克、赫尔、斯金纳等发展的行为主义学派虽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把人行为的动机放在深层的内在冲动的驱策上而是放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上，不是基于对病人的心理病态的主观分析而是注重严格客观的“科学”方法，但是，像弗洛伊德学派一样，行为主义者也仅仅把人视为与其他动物无本质区别的动物，从而都带有破坏性和反社会的倾向。 显然，也正是着眼于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以及自动物而至人的分析途径，上述两种学派对人性的分析便构成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理论基础。例如，斯蒂格勒1981年在主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的特纳讲座中，就把人假设为一种追求功用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很明显鸽子和老鼠都是这样。实际上，尽管斯密提出了自利人假设，但他这一自利人本身浸透了人类伦理，这种自利是建立在自我克制的基础之上；但是，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却逐渐把斯密具有丰富内涵的自利假设转化为经济人假设，这种经济人假设把人从具体深化环境中抽象出来，并且完全撇开了社会伦理关系，从而实际上把人还原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性动物。当然，这种把人还原为动物的做法之所以能够为经济学所接受根本上是受到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支撑，因为西方一直具有自然主义一元论的思维传统，它强调的是个体行为和物竞天择，这一点，笔者在正文中将作详细剖析。但显然，从动物至人的分析实际上以动物的本能行为比拟人的社会性行为，从而犯了拟动物论的错误；正如阿尔蒙德所说，“一谈到心理分析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只有人类的怪异行为才被拿到心理分析学那里解决。大量的‘正常’范围内的人类行为是不需要做特别解释的，无论人们对什么是正常的行为持有怎样的争议”。 也正是在这种还原论思维的指导下，并且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积极推动下，个体出轨的掠夺行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而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合作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也正因为如此，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伟大的人本主义作家卡莱尔把当时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是“猪的哲学”，而他的学生约翰.拉斯金则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否定精神的存在与假定人是一堆骨头，一样也是一种僵化的理论发展；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可能由骨头组成的东西和用死人的头骨和肱骨构筑了几个有趣的几何图形之后，现代政治经济学又成功地证明，在这些细胞结构中再要恢复灵魂的存在就不那么方便了”。而且，新古典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抛弃了伦理方面的考虑，以致往往给人一种“令人沮丧的科学”的印象，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将这种经济学称为“没心没肺的经济学”（“No heart economy”）。不过，主流经济学却坚持这种对人性及其需求的狭隘化理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学不断成熟和科学化，并且还常常因目前这种抽象化状态而志高气昂；显然，正如波兰尼指出的，“没有什么能像经济学家的偏见一样有效地遮蔽了我们的社会观念”，而彼得.怀尔斯则指出，“经济学实际上是‘裸体的皇帝’”。 究其原因在于，由于自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日益内缩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关注的是人的物质经济的最大化；因此，随着后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基于自然主义的理性也就延用到社会领域中来。也正因为如此，布劳格感叹说，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就被宣判为“沉闷的科学”，但昨日的沉闷科学远不如今日令人昏昏欲睡的烦琐哲学更为沉闷！然而，当前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者根本不管这种假设的不现实性，而是不断地追逐着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前沿”；究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占据国内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是那些出身于理工科的学者，他们不但不清楚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演化过程，更不感兴趣于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内在的作用机理，而是热衷于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搬用上。正因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而根本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进行反思，从而也就不可能对理论的发展所有创新。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强调思维对经济学认知的作用，而对思维的认知可以更好地梳理经济学说史的演化过程，通过经济学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就可以更清楚而全面地认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当然，如果经济学要朝本土化方面发展，就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经济学学说史，更需要学习中国经济史及经济思想史，了解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对社会认知的变化，本书也是基于笔者近年来所悟而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启示。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范式，也是与新古典时期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相适应的，是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斯皮格尔指出，“过去的大多数经济思想家都是名副其实地服务于其时代的，即，他们的思想之形成正是为了适应其时代的特定条件”；譬如，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就是适应中世纪后期迅速崛起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需要，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则是适应英国工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而以后的李嘉图、马克思、穆勒等人则是在人们的应得权利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开始关注社会分配问题。事实上，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发展、解决贫困、人类关怀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例如，穆勒的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其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而且，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才得以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保障个人充分施展其自由和权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边际革命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就逐渐转而关注个人的行为而不是社会发展问题，并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存在的。因此，当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情形比较相适应的。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当前的情况却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主义时期：市场制度极不完善、社会保障缺乏、没有健全雇工制度、全民教育落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失业普遍、贫困化问题也相当严重；也正因为我们面临着古典时期相类似的问题，因而也更需要从古典经济学中借鉴思维和吸取教训。但不幸的是，当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往往对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态度，对现实问题的根源不作认真的探讨，却热衷于片面地接受并应用适用于已经相对健全市场机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或者，热衷于像西方学者那样搞纯粹的逻辑推理游戏而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或入“流”，却把一切问题都推给还很不完善的市场去解决。当然，在极端的功利主义支配下，真正能够静下心来搞纯理论研究的人有是如此罕见，绝大多数人还是急急于课题应对和政策研究，而这些自命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也根本不去了解一下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甚至也根本不愿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却自以为是地认定自己的研究是“scince”，是普遍适用的真理而不容许其他的质疑，并试图把那些狭隘的模型结论用语解决复杂多变的具体问题，从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实际上，斯密、穆勒等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首先掌握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广泛知识，并对社会现实作了充分的了解；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往往凭非常形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就试图开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处方，不亦难乎？为此，笔者强烈主张，当前经济学应该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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