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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从2004年夏天以来发生在中国大众传媒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思想对立与斗争，再一次让中国内陆主流的务实派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队伍中的排头兵们看到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不与可耻的人争论” 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计划还是市场”的内部争论相比，这次的激烈争论和对立并不真正发生在经济学家内部，它是由个别哗众取宠、别有用心的人策略性地“煽情”而起。 先从媒体开始蔓延，在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积极参与之前就迅速形成了高温的社会情绪与主流舆论，很多问题提出来之后，其正当性与否还没有得到严肃回应与解释，就迅速被大众情绪扭曲了。 当前的网络空间出现“郎旋风”不足为怪，正因为情绪渲染蔓延迅速，不少对问题的冷静的和科学的分析根本得不到尊重，对我们这个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非常恶劣，对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和经济学的社会功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甚大。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价值观和利益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发泄牢骚和不满总是更容易被“情绪化”。因此，如果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面前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很容易因“一语”煽情走红大江南北。 从声势上看，那些从“郎旋风”中找到发言机会的“左派”声音在社会舆论上一时占据上风。一段时间以来，谁在媒体上出来为中国经济学家说句公道话，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改革的大方向“辩护”几句，谁就在网络上被骂得体无完肤，结果是，几乎没有空间和氛围能让主流经济学家参与回应和进行学术性的明辩。这让那些本来愿意辩明是非的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选择沉默。“不与可耻的人争论”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心态，而这样的行动却被媒体解读为“集体失语”。 也正因为通过网络而实现的情绪化渲染效应的存在，一些“左人”迅速把自己策略性地定位成了大众利益和民族精神的卫士。这些因为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而被中国经济学迅速现代化的浪潮抛弃和冷落的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反攻”，现在他们发现，表面上站在“弱势人群”一边，不仅可以掩盖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的短处，还能将以“对立面”形象存在的生存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不难理解，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都已国际化的环境里，“左人”最喜欢的生存方式是挑起“大是大非”的争论，无非是为自己的存在汲取“能量”。 是否排斥现代经济学才是大是大非问题 虽然没有一致的认同，但被那些“左人”痛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家，一般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的学术上成长起来的，受现代经济学教育和训练的影响，懂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在积极从事“实证”研究（包括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学者队伍。 主流经济学家内部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历来是出了名的，但是他们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范式、方法与技术上没有分歧。分歧只是表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政策含义上。原因在于，具体的实证性理论或者科学的解释本就是相互竞争的，因为经济学家在所研究的问题上发展出来的具体理论必须可以证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经验实证的。通过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大量的经验实证研究，经济学家通常对一些问题会有比较科学的看法和理解。 但在中国，“左人”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歧绝非如此简单，他们之间的分歧从根源上说是掌握和排斥现代经济学上的原则性分歧。“左人”不把现代经济学理解为社会科学的性质，而是干脆理解为与自己的想象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因而把现代主流经济学当成“毒草”，拒绝接受。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把现代经济学更多地理解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并大力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今天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经济学家都是现代经济学培养出来的，但“左人”却依然把经济学凝固在19世纪前的欧洲的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简单地视为人与人的思潮斗争武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左人”头脑中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没有超越在“极左时期”被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所谓“西方经济思潮的流派争斗”的范畴。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队伍中，绝大多数人是学术上务实的经济学家，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职责，什么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问题和经济学的答案。他们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上关注和总结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大多数人努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现代化，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在现代经济学上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现代化，“左”的东西在年轻一代的未来经济学家中就不可能有什么市场，只能被嗤之以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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