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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话诗教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总题目是“诗教”，那么，我们就从诗教的历史变迁讲起，把它放到大的历史坐标当中去。 “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礼记•经解》是汉代人作的。其中有一段假托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最早的出处。它原来的意思，是以《诗经》为教材进行教育。《诗经》本名就是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以《诗》为教不是孔子以后才有，应该是从一开始采集编纂《诗》，就同时在进行的，虽然未必那么自觉。那时的《诗》教的对象，是贵族子弟。那么《诗》教的结果怎样呢？就是使他们“温柔敦厚”，这里的“温柔敦厚”，是指当时上层社会人们应有的性格修养，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相对形象和态度。孔子之前的《诗》教，使得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赋诗达意，不违礼节，婉转地陈述自己的愿望、要求、观点等等。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 。具体情况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秦国避难，出席秦穆公的宴请，“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为逸诗，现在诗经里连名字也没存，顾名思义，可能是河水归于大海，这里以河喻己，以海喻秦，感念秦相助的恩德；“六月”为小雅里的诗，说的是尹吉甫率兵抵抗异族入侵，凯旋归来，接受周天子赏赐，设家宴欢庆，秦穆公赋“六月”是表示对重耳的赏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秦穆公把女儿怀嬴许配给重耳为姬妾，有一次怀嬴伺候重耳洗手，洗完了重耳挥手甩干（插一句，那时候洗完手是不擦的，只有祭祀时代表受祭人的男巫，叫作尸的，尸体的尸，洗完才擦手），水珠就甩到怀嬴身上了，怀嬴很生气，说秦晋两国是平等的国家，你怎么能这样轻贱我！吓得重耳赶紧脱去上衣，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你看现在宴会上，重耳唱段“河水”，穆公唱段“六月”（当然，都未必是亲自唱，可能类似现在的点歌，让乐工歌妓们演唱），如此对答，非常含蓄得体，又相当贴切诚挚，矛盾化为乌有，本来这个事就是可大可小的吗。而且穆公唱完“六月”，重耳的随从赵衰马上让重耳拜谢穆公，说“您提出辅佐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承担，怎能不拜谢！”后来秦穆公果然派兵送重耳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就是晋文公，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你看，《诗》成了外交的技巧、艺术。可见当时的《诗》教有多么重要。 我再强调一遍，当时的《诗》教对象，仅只是王公贵族；但又不可否认，这至少在一小部分人中，形成了较健全的人格。 孔夫子的贡献在于，他把仅限于王公贵族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在孔子之前，教育是由官方垄断的，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教育机构，周天子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宫”。当然只招收贵族子弟。孔子“设教闾里”，“闾里”就是现在所说的胡同、里巷，私人办学，“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分贵族还是平民，一样地给予教育。他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十条干肉捆成一束，朱熹解释说“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可见，来学习的绝大多数应该是平民子弟，《史记》记载孔子一生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孔子教他们什么呢？又记载说传授六艺，也就是六种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诗》占头一位。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说，《易》和《春秋》，周人不常学习。朱自清先生进一步说《诗》几乎是唯一常用的文字教材，而且必须学以致用。《论语﹒子路》中有这么几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读了诗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们逆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教给你诗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这说明孔子的《诗》教非常注重《诗》在当时的实际用途。 而关于《诗》的总体作用，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来概括，在《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就是认为诗具有鼓舞人心、观察世情、团结同道、抒解怨愤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孔子把《诗》教推进到了有意识进行的自觉期。我们可以说《诗》教从萌生到自觉，大约600年。 孔子以后，《诗》教大兴，当时以《诗》为教的，主要是儒家。后来百家著述中，《荀子》引《诗》最多，开汉代《诗》教的先河。 在汉之前，我们的民族文化曾遭受过一次酷劫，那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刨个大坑，把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推到里头活埋了。焚书呢，就是除了医药、种树等类之外，把其他的书全都一把火烧光，“诗三百”当然也就一篇不剩。焚书坑儒两年以后，秦始皇死，再过四年，秦王朝就完了。可是能背“诗三百”的学者，到汉初还没死绝，正是通过他们的讽诵（背诵、记录），《诗》才又得以流传。起先，讲《诗》进行《诗》教的有齐、鲁、韩三家，到汉武帝时这三家都立了学官，进行官方的《诗》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诗》开始称《诗经》。后来又出现了赵的毛亨毛苌讲《诗》，未立学官，等于说有点象孔子一样，私人办学，进行民间的《诗》教。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注，学毛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三家诗逐渐消亡，只剩毛诗流行，传到现在。 赋诗明志，引诗见志，到汉代在贵族社会生活中仍然极普遍，这我们从曹操的《短歌行》中直接引用《诗经》成句就可以看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是《诗经》成句，其实是首情歌，“你那青青的衣领啊，老挂在我心里”，这里却是说求贤不得，所以反复沉吟；后引《小雅·鹿鸣》，其实说的是终于把贤人请来啦，好好招待，给他高待遇。 我们前面说过，周的《诗》教对象仅只是贵族，孔子和汉儒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无疑这是一种进步，可也没有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孔子鄙视体力劳动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层统治者的好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底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日：“胡为乎泥中？” 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从这两个婢女对话还有曹操的《短歌行》引诗经，我们看出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不管所引的诗或诗句原意是什么。古人引《诗经》常常是这样，这在现代汉语中还有痕迹：“逃之夭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再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孔子还是汉儒，他们解释《诗经》，尤其是解释其中的“国风”，往往是牵强附会，明明是热恋中青年男女互相唱答的情歌，偏偏硬说成什么贤王能臣、后妃之德等等。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今天，一般读者只要去领会其中浓郁鲜活的生活气息，体会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澜就可以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解读，聊备一说，知道曾经有人如此可笑地解释过，不知道也没关系。当然专门研究者还可以去争论，比如最近出来一说，《关雎》就是写后妃的，因为琴瑟钟鼓，尤其是那个钟，不是普通老百姓家里能有的。他们争他们的，等到争出一个明确的公认的结果来，我们一般读者采用也就是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的《诗》教，核心目的是教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现实的功利要求，所以才不惜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是占主导地位。时间从战国到两汉，我们可以称之为先儒的狭义“诗”教期，大约700年。 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文化思想迅速多元化发展，单从文学创作来说，越来越繁荣，并且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评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它们与前代关于《诗经》的论述相比，有了极大变化，不再象前儒那样一味牵强附会地阐述儒家教义，而注重展现诗歌及诗人的艺术成就，揭示有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诗》教”开始成为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诗教”。 而诗教内容中大量加入在形式和声调方面如何要求，应该是在唐代把诗赋列入科举考试之后。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风格各异长短不一的诗歌很难判别优劣，所以就限定应试诗的句数字数、平仄格式和和修辞准则等等，并将其命名为“律诗”。那么就有理由推断，从律诗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开始，有关的指导就必然一致而且推广开来，这样考生们才有章可循，考官也才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好象现在试卷ABCD选项一样，计算机一扫就判了，很客观。唐代开始，直到清末，科考都要考格律诗，就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客观标准，当然这种形式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字功力和才华。这样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格律诗的普及发展，教格律，成为诗教新的重要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就是教对对子，这是教写格律诗的第一步。从八世纪以后的一千两百年中，读书人个个学格律写格律，直接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可是科举废除了，格律诗词却仍在知识分子当中风行，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广的读者作者群体，这说明它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是为科举服务的“八股文”却早已销声匿迹，这样的对比，很是耐人寻味。这里顺便说到，今后课程，所举例证多为格律诗词，而且要讲授诗词的写作。 唐宋以来的诗人词家往往在其创作之余发些有关的议论，最早的可能是白居易的《致元九书》，从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之后，《诗话》、《词话》绵延不绝，直到梁启超、王国维。其中除了艺术性探讨之外，也有不少出于社会文化关怀的论述，对儒家早期狭义的《诗》教思想作了补充、完善，这可以说是后儒们的广义诗教期，其时间长达1700年。 这1700年的后儒广义诗教，情况当然很复杂，有塑造民族灵魂、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作用方面，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但在维持旧秩序、阻止改良反对革命方面，儒家诗教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面。这一点也应该认清并分析。 “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诗教中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诗教在继续，只是内容更新了，可以说是力图摆脱儒学糟粕的新诗教时期。白话诗出现，但旧体诗仍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诗教呈现多元化，有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的渗入，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不但没有断绝，甚至在培育新一代精英中，与西方思想奇妙地共同发挥作用。鲁迅、胡适、柳亚子、郭沫若、郁达夫等思想、文化的先锋，徐志摩、艾青等一批优秀的新诗人，个个精通诗道，并且以诗教人，担承了在此激变时期以诗来“兴、观、群、怨”的历史责任，这30年的多元化新诗教，影响之大，不逊儒家诗教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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