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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即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 张献忠还将楚王府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同时扩大自己的军队。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人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在武昌呆多久，此时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与张献忠的矛盾加剧，同时左良玉也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离开武昌向南进攻，进入湖南，武昌不久便被左良玉攻占。此时的大西政权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政权规模也不大。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辞。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蜀碧》卷三也说:“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些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 离开武昌后大西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咸宁、蒲圻，八月攻下湖南岳州，八月二十五日攻下长沙，明宗室吉王与惠王逃往衡州。张献忠追到衡州，桂王、吉王与惠王逃窜，张献忠便分兵略地，占领湘赣大部。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与人民的支持有联系的，张献忠在长沙的檄文就说：“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并将杨嗣昌的家产“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在衡州“不戮一人”，在常德“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于是出现了诸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邑人执知县以待贼”等情况。 但湘赣也不适宜大西军立足，向东南进军也不容易，在桐城就投奔张献忠的汪兆龄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 明末的四川正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有史料称：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矜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至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撼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气结为氛畛，乐土转为恶域。”四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掀起了遍布全川的“除五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向川东门户夔州进发，部队号称六十万。由于明军川东的力量薄弱,大西军轻易攻下万县，四月又从万县出发，以“澄清川狱”为号召直指重庆，六月破重庆，杀明瑞王朱常浩及明朝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 大西军进展神速，八月已经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已经得到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消息，人心浮动“兵懈城守，民怀去志，多携家口辎重日夜出奔，内外一空。其守兵潜遁者，亦以万计”蜀王朱至澎与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束手无策，甚至想出了决都江堰以固城防的主意，八月七日张献忠开始攻城，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成都，蜀王自杀，很多明朝高级官员被杀，张献忠派兵四出，占领四川大部。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西王府，仿照明朝制度建立政府。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裁断政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将大西军编为一百二十营，各营设总兵为统率。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是大西军主力，中军王尚礼、前军白文选、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行政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作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虽然大西政权似乎已经稳固，但张献忠却连续犯了几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大西政权的失败： 第一，没有重视明军的残余势力，张献忠撤离重庆时没有部署多余的兵力防守，结果八月马乾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夺取了这一重镇，不久南明建立，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地主武装群起响应，如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地主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他们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而张献忠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明军这一重大威胁。 第二，忽视了生产，大西军虽然采取了如严格的保甲法稳定社会秩序，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恢复生产，而随着地主武装的崛起，大西的控制区域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遇县耳”。广大农民锝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如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恶果很快表现出来。 第三，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能取得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但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却脱离了群众，产生了天命思想和偏听谗臣的做法，这从他立“圣谕碑”及宠信汪兆龄可以看出来。 第四，出现了滥杀行为，有人说张献忠最初无意杀戮，是在地主武装蜂起的情况下“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但大西军在进攻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时不分好歹，实行”除城尽剿“的政策，认为“ 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错杀了不少无辜。又如张献忠在成都开特科时，某些士子“杀监兵数百”“黑夜造反，震惊都城”。王尚礼立即“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按理说事情可以完了，但张献忠一怒之下，将剩下士子定性为“诸逆”并杀之，这都属于滥杀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很坏的影响，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和困难，如“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后来也有后悔的表现，可惜为时已晚。 大顺三年，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和各路敌人的围攻，张献忠决定退出四川，起初准备从水路下湖广，但遭到明军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当大西军到达西充凤凰山时，有探兵报告发现清军踪迹，张献忠不信，自己带了很少的人马去打探情况，结果中箭而亡，年四十一。清军乘机猛攻，失去主帅的大西军人心涣散，被清军攻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大西军为了获得南明的支持而废除了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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