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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06日提篮桥散步 提篮桥，是位于虹口区东南的一个地区。清朝嘉庆年间，本地居民在下海庙附近的下海浦上兴建一桥，名为提篮桥，该地因此得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该处被划入上海美租界，由于区内有香火鼎盛的下海庙和通往浦东的轮渡，逐渐成为苏州河以北的主要集市之一。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提篮桥地区的华德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保定路之间的地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工部局监狱，俗称为“提篮桥监狱”。 纳粹在德国掌权期间，大批犹太人前来上海避难，提篮桥即是主要聚居点之一。日本在占领上海期间，将提篮桥划为犹太人隔离区，使得该区域最多曾容纳3万名犹太人。目前，提篮桥区域内的长阳路62号尚有犹太教的华德路摩西会堂一座。提篮桥原为虹口区主要商业、文化中心之一，但随着下海庙渐废，轮渡停航，逐渐衰落。目前提篮桥的范围大致在杨树浦路、惠民路、黄浦江、东大名路和霍山路之间。区内近年来新建了上海国际客运码头，并借着北外滩概念的提出展开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经济情况有一定的好转。
在2005年举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九十二岁高龄的前美国财政部长布鲁蒙赛尔简明扼要地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提篮桥就没有散播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在这片特殊的区域内，不仅仅曾经关押过诸多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为超过三万名欧洲犹太人提供过避难场所，使他们免遭各方迫害，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具有非常独特意义的一笔。
犹太人来港可追溯至一八四零年代“鸦片战争”之时。由于犹太人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与经商方面的智能，在中港两地皆有超卓成就。嘉道理家族于一八八零年代，以香港为跳板，到了当时尚未繁荣的上海发展。在经营茶叶及陶瓷获利甚丰后，便购入大量土地。那些土地后来都大幅升值，以致利润与财富以倍数增添。世界第二次大战前夕，大批中欧犹太难民涌到中国。嘉道理与其它显贵的伊拉克家族联手在上海提供犹太同胞住屋及所需，接济了为数达三万的难胞。
唐山路离黄浦江很近，夹在东余杭路和昆明路之间。十里洋场上千条街道中，唐山路其貌不扬，极其平凡。但历史就是让这条不起眼的街道，在二战中成了许许多多犹太人的家园、乐土和圣殿。今天世界各个角落涌向唐山路的访客络绎不绝，连贵为总统、总理一类的高官们也跨洋渡海，专程前来虔诚拜谒。上海一位民间收藏家在城隍庙地摊游逛，无意中买到两本当年犹太人丢失的护照，他立即敏锐地把它贴上网站，寻觅失主，希望史海探珠，走向历史的纵深。很快，远在澳大利亚一位年逾古稀的犹太老妇人，认出了这两本护照中的一本。这就是她还是犹太小姑娘、亡命上海时遗失的。为此，她激动万分，取得联络后，她带领亲友们从悉尼飞赴上海。那白发苍苍的犹太老妇，手捧着失落60多年而复得的护照，伫立在唐山路上，禁不住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上海沦陷之后，法西斯的死党日本为巴结希特勒，唐山路和公平路的两条犹太人聚居的弄堂，一度被日本当局焊上铁栅门。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路见不平，怜悯顿起，聪明地采用“空投食品”方法接济犹太难民。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精明但不高明的上海高等华人，并没有多少慈善心肠，因为最终的结果，是高等华人用几个大饼换一个金戒指，一袋面粉换一个金镯子。犹太人终于知道了世界上精明的商人不仅仅是犹太人。
昔、此处有中欧犹太协会 中欧犹太协会是欧洲犹太难民的主要会社，成立于民国28年11月。该协会是上海犹太会社中会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犹太难民组织，大部分会员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首任协会主席施泰因哈特。会址在塘山路（今唐山路）416弄22号（现为居民住宅）。协会主要负责协助安置难民，设立难民收容所，解决难民的食品和衣服、发放救济金、介绍工作、安排青少年教育、设置医疗机构、组织宗教活动、办理丧葬事宜。民国29年８月，协会在康提路（今黎平路）建立欧洲犹太难民公墓，面积７亩，有834个墓穴，原址现为新华无线电厂厂址。民国30年11月16日，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建立第2所欧洲犹太难民公墓，面积８亩，有873个墓穴，现为上海精密机床修理厂厂址。
下海庙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是为佛教活动场所，建筑面积约为1800多平方米，分为三殿，前殿为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观音，地藏菩萨。后殿供奉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等。东殿供奉天妃娘娘等。据称“提篮桥”地名的来历，与来此庙烧香的妇女多手挎放供品的提篮有关。
原名汇山大戏院，地址东大名路1110号，由沙逊洋行华懋地产公司于民国25年建成。初名威星，先后改名珠光、平安、民安，虽几易其名，由于投资者和租赁者之间内部纷争和诉讼不息，多年未对外营业。民国29年，由卞毓英等5人合资租赁，定名汇山大戏院，民国31年转让给日人矶田修逸，改名天春大戏院。民国34年4月再转让给季固周等4人，复名汇山大戏院。1954年7月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改名大名电影院。1984年进行大规模改建，调换观众座位1290只和全套放映设备，增设咖啡厅。
提篮桥本来是个蛮有家常气息的地名。提着竹篮过桥，好像应该和女性有关∶提篮去买菜，提篮回娘家，提篮……但是在上海，提篮桥就是监狱的代名词，硬梆梆的。“当心进提篮桥”，“捉你进提篮桥去”，都是毫无歧义的句子。当然因为在提篮桥地区有一所监狱，一所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监狱。1903年建成启用时它的名称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中国人接管后改名为“司法部直辖上海监狱”。解放后先后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和“上海市监狱”。但是，老百姓一直习惯称呼它为提篮桥监狱，十年前的改名，也算是“顺应民意”了。 这个监狱的历史，倒真是和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知名人物在里面当过犯人，比如民主革命的先驱章太炎、邹容，比如著名的共产党人任弼时、张爱萍；也有日本战犯、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等等。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故居”吧。
摩西会堂是三层的房子，红砖斜尖顶，白色的窗棂上有蓝色的拱纹，罩着窗顶，然后又向两头延开去，点缀成红墙上的条条蓝纹。会堂大敞着镂花的铁门将你迎进去。正前方和左侧手各有一扇咖啡深色的木门，石拱的门廊，类似巴罗克的风格。左侧是通楼上的，而正前方进去就是礼拜堂。整个会堂里静悄悄的，只有长长的座椅排列有序，静静地卧在会堂当中。
从19世纪末起，主要来自俄国的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开始定居上海。一些材料提到，1887年来沪的哈莫维奇（Haimovich）可能是最早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接着，又有一些俄国犹太人办的商行，如经营茶叶的维舍特斯基公司（W.Wissotsky & Co.）等，纷纷在上海设立分行或代办处。不过，在1902年以前，上海的俄国犹太人人数很少，尚不需要建立独立犹太会堂，宗教活动常与塞法迪犹太人一起进行。随着人数的增加，俄国犹太人于1902建立自己的会堂委员会，由坎默琳（H.Kmmerling）任主席，租房建造了摩西会堂（Ohel Moishe Synagogue）。1925年，在刚从海参崴来沪不久的俄国犹太人鲍里斯·拉宾诺维奇（Boris Rabinnovich）的邀请下，迈耶·阿许根那奇拉比（Rabbi Meir Ashkennazi）来到上海。 阿许根那齐拉比1883年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位宗教学者，属哈西德派中最为正统的俄国支系卢巴维奇派。到上海后，阿许根那齐担任摩西会堂的拉比，成为俄国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在上海犹太人中的威望逐渐上升。后来不仅俄罗斯、波兰犹太人尊敬他，而且塞法迪犹太人遇到宗教法律问题时也向他请教。1926年后，他成为上海首席大拉比，直至1949年。
在二战的漫天烽火中，在一波又一波的排犹浪潮中，犹太民族仿佛惊弓之鸟，四处寻找能提供他们暂避风雨的港湾，可结果，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失望。唯有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座叫上海的城市向他们张开了自己的臂膀，接纳了数万犹大难民，其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在一个叫提篮桥的地方度过了一段充满艰辛而又不乏温情的岁月。上海，虹口，提篮桥，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心灵。六十多年过去了，那里依旧保留着大量犹太难民生活的史迹，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缅怀那段难忘的时光。 进入新世纪，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曾经生活过的区域被上海市列为重点保护的风貌区之一，提篮桥又一次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瞩目。本书系第一部集中介绍这一区域的著作，不仅关注其兴起、发展，也介绍其遗产保护对策和该区域未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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