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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叛乱以久，借着刘备之死愈演愈烈。“攘外必先安内”，若要北伐曹魏，兴复汉室，必须要平定南中，一避免在北伐时，南中在后面捣乱；二可以获得南中的物质，支持北伐。据《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记载，“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以 “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劝谏诸葛亮，诸葛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王连“言辄恳至”，诸葛亮“故停留者久之”。按照这种说法，在南中叛乱之初，诸葛亮就打算亲征南中，是因为王连的谏言，才推迟到建兴三年。这恐怕有误会，在南中叛乱之初，蜀汉新遭大败，大量征兵，使内部经济严重破坏，外面魏吴虎视眈眈，根本无暇征讨南中。应该是诸葛亮一开始就决定了将来要亲征南中，或与王连商量，王连认为不妥而劝谏，而此时诸葛亮也认为时机未到，借口“新遭大丧”，没有进行讨伐，直到建兴三年。此时，内，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外，蜀汉已经和东吴结盟，而此时曹魏也正在跟东吴作战，无暇东顾。这正是南征的机会。于是上奏刘禅，决定亲自率军南征，刘禅特地下诏赐与诸葛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 为什么诸葛亮一再决定要亲自南征呢？仅是“虑诸将才不及己”么？ 细数蜀汉又将才的将领还是有那么几个的，比如久经沙场的魏延和吴壹，军旅出身的王平，以及曾两次成功平息叛乱的李严，军事能力都很不错，或许“将才不及”诸葛亮，但是对付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远远低于汉族的南中少数民族是绰绰有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亲自南征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关系到征讨和治理南中的策略。派兵平定南中很简单，但就怕军队一撤南中有反叛，怎么样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呢？诸葛亮认为只有让南中少数民族心服，才能一劳永逸。在南征之前，他曾询问马谡“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马谡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襄阳记》认为是“亮纳其策”，其实诸葛亮若没有成竹在胸，怎么会轻易南征？马谡这番话正合诸葛亮心意，于是下《南征教》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用语与马谡一样，或是后人伪作，或作在与马谡语后。诸葛亮之所以要亲自南征，是怕其他将领不能充分领悟“攻心为上”的军事思想，而妄图用暴力镇压，发而激起更大的仇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争夺军权。永安托孤之后，政权牢牢的把握在诸葛亮的手里，但是军权也是牢牢的把握在李严手里，“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权，政权把握不稳。因此，“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始终是诸葛亮的威胁。因此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讨伐南中，这是国家大事，李严根本没有反对。刘禅也对诸葛亮南征大加支持，赐与诸葛亮金鈇钺一具。鈇钺，远古为兵器，后来其实用价值退化，成为了权力的象征。皇帝以鈇钺赐于诸侯或大臣，就是赐予他专征专杀之权。《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新唐书·陆贽传》：“是以古之遣将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赐鈇鉞，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号令不以两从。”这种情况下，李严如何敢不乖乖的交出兵权。余明侠先生认为诸葛亮南征部队加上后勤人员竟达到十万人之多，假如属实，难以置信。后来诸葛亮北伐强大的曹魏也不过才出兵八万，讨伐一个小小的南中少数民族何须如此多的士兵。有人认为蜀汉兵力最多时也不过十四万人（刘备死后），此时全蜀兵力顶多才十一、二万，也就是说，除了留守汉中、永安的两、三万人之外，其余军队牢牢的掌握在诸葛亮的手里，而李严的“统内外军事”成了一句空话。 建兴三年春三月，诸葛亮安排好国事后，由丞相长史向朗镇守成都，“留统后事”，就率兵南征。诸葛亮南征大军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后，就兵分三路，对南中叛乱的三郡各个击破：东路军由门下督马忠率领，自僰道向东南的牂柯郡治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进兵，讨伐朱褒；中路军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自其驻地平夷县沿小路南下益州郡；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由水路进入越嶲郡安上（今四川屏山）。 为什么要分兵三路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蜀汉兵力与南中叛军兵力悬殊，根本用不着集中兵力讨伐。第二，诸葛亮想迅速平定南中。在古代，农业为国之根本，为了发展国家，战争时或重大建设时，都尽量避开春耕、秋收等农忙季节，尽量保证农业的发展，不夺农时。纵观平定南中之战，从春三月开始，“其秋悉平”，整个战争基本都集中在酷热的夏季。古人认为南方山林中充满了致命的瘴气，因此王连称南中为“疫疠之乡”，而且古人认为天气越炎热，瘴气越厉害，但是诸葛亮坚持“五月渡泸”，就是为了能够速战速决，希望在农闲时节完成战争。分兵三路进攻，能节约大量时间，从而节约了不少军资，还能保证农业生产。 诸葛亮对三路军队将领、目标也是做了精心安排。牂柯郡叛军朱褒本是蜀汉任命的牂柯郡太守，但为人放纵暴戾，可能跟黄元一样“素为诸葛亮所不善”，同时因为朱褒放纵暴戾，在百姓中威信不大，因此刘备死后，诸葛亮敢于派常房南入行部（行部，即考核政绩），估计想乘机撤掉朱褒。常房打草惊蛇，反而被朱褒杀害，诸葛亮为了安抚朱褒，处罚了常房弟子，但是朱褒已知道诸葛亮对他不利，或又有高定、雍闿等人诱惑，起兵反叛。因为朱褒“无他恩信”，在牂柯郡的基础并不牢固，势力也不可能有多大。而马忠颇有能力，刘备称赞他“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认为他与黄权旗鼓相当。因此派马忠讨伐朱褒是易如反掌。李恢是建宁（益州郡）俞元（今澄江一带）人，与其姑夫爨习，皆为益州大姓，而且李恢以庲降都督的身份治理南中多年，因此在益州郡有一定的影响力。诸葛亮派李恢进军益州郡，很明显不是让李恢正面进攻雍闿、孟获等人。《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李恢“案道向建宁”，所谓“案”，有考查、研求的意思。若是官道，何须去考查？所以李恢走的是小路捷径，相当于秘密潜入益州郡。而且李恢的兵力不多，《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於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因此诸葛亮让李恢进军益州郡的目的应该是利用李恢在益州郡的声望牵制雍闿、孟获等人，让他们不能去支援朱褒或高定，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切断雍闿与东吴的联系，避免东吴卷入南中。南中叛军中，势力最大的大概就是高定。大约在建安二十三年时，高定就曾派兵围攻新道县，被李严击败。多年来，蜀汉一直拿他没有办法，刘备死后，高定又起兵作乱，杀了越嶲郡将焦璜，蜀汉任命的越嶲太守龚禄只能住在安上县，遥领越嶲郡。因此，诸葛亮亲自率领南征部队的主力进攻高定。 诸葛亮的西路大军顺岷江到达安上，旋即西向进入越嶲郡。这时高定的军队部署分别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定笮（今四川盐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一带，修筑营垒。蜀汉大军是严格训练的，而高定的部队多是乌合之众，武器也不能与蜀汉大军相比。故诸葛亮想要等到高定的军队集中后，再一举消灭，因此将大军则驻扎在卑水附近，并不进攻等待战机。高定一面率领军队向卑水地区集结，一面向雍闿、孟获求援，以对抗蜀军。但是雍闿、孟获的援兵还没有与高定汇合，就与高定之间发生了龌龊，雍闿被高定的曲部所杀，孟获代替雍闿作了首领，率军返回了益州郡。诸葛亮乘机进攻高定，一举击败了高定，进而占领了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俘虏了高定的妻子儿女。此时，诸葛亮认为高定已经穷途末路，必然会举手投降。哪想高定不甘心失败，与少数民族杀人盟誓，纠集了二千多人，欲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结果被诸葛亮斩杀。诸葛亮在《南征表》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说：“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在诸葛亮平定了越嶲郡时，马忠也击败了朱褒，平定了牂柯郡，但李恢因为兵少，被益州郡诸县纠合起来的叛军围困在昆明。当时李恢兵少而敌人众多，又不能与诸葛亮互通消息，于是欺骗叛军说：“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 叛军竟然相信了李恢（可见李恢在益州郡的声望不低），放松了警惕。李恢乘机反攻，大破叛军，“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 至于雍闿为什么被高定的曲部所杀，史书没有详细说明。余明侠先生认为是诸葛亮派益州太守王士去游说雍闿反正，结果被高定知晓，袭杀了雍闿和王士。余明侠先生先生的说法很有几分道理。雍闿本是汉朝什邡侯雍齿的后代，是汉族大姓，但是他在南中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不大。抓张裔的时候，雍闿是借封建迷信之口；起兵叛乱时，借的是孟获的影响力；对于坚守永昌的汉族大姓吕凯，雍闿也是毫无办法。雍闿唯一的优势就是跟东吴对他的支持，名义上还是东吴的永昌太守。此时，蜀汉和东吴已经交好结盟，不可能再支持雍闿叛乱，至少不会公开支持，这使得雍闿在南中叛军中地位大大下降，而且没有了东吴支持，雍闿知道打败蜀汉大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三心二意，心中有了退意。诸葛亮南征的原则，是“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完全有可能乘机派王士去游说雍闿反正。王士，字义强，广汉郪人，此前是宕渠太守，诸葛亮南征时，转为益州太守，《三国志·蜀志·杨戏传》称他“将南行，为蛮夷所害”。《华阳国志·南中志》有条记载说：“定元部曲杀雍闿及士庶等。”任乃强先生在校注中说：“士，谓益州太守王士。旧传写者忽之，衍‘庶’字也。” 王士“南行”若为了去益州上任，必然与李恢一起秘密前往，不可能与雍闿同时被杀；而且益州郡此时尚未平定，去上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王士“南行”只能一种解释，那就是去游说雍闿反正。《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雍闿拘禁官员、起兵作乱，若没有投降之意，很难解释诸葛亮为什么如此器重雍姓家族。雍闿与高定发生矛盾或许跟李恢进攻益州郡也有关系，因为孟获代替雍闿作为首领后，并没有继续增援高定，而是回到益州郡。 诸葛亮击杀了高定、平定了越嶲郡后，在五月渡过了泸水（金沙江），进入益州郡，追击孟获。一般认为，诸葛亮在味县（今云南省曲靖）一带追上了孟获，联合李恢、马忠一起击败并生擒了孟获。《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亮既斩定元，马忠破牂柯，而李恢败于南中。”即诸葛亮击杀高定与李恢被围困在昆明几乎是同时，诸葛亮追击孟获时，李恢也开始从昆明反攻叛军，“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益州郡大部分都是李恢战斗范围，一旦孟获进入他攻击范围，李恢一定会阻击孟获，不可能让其四处逃窜。味县在昆明之东北，孟获越过昆明逃到味县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唐朝樊綽明确指出诸葛亮曾在味县作战。他在《蛮书·云南城镇第六》中说：“石城川，味县故地也。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改为南宁州。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 除此之外，只有《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二》记载：“曲靖府……石堡山在府东南二十余里。一名分秦山。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与诸酋会盟处。”但也只说这里是“会盟处”。《水经注·叶榆水》说：“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叶榆水又径贲古县北，东与盘江合。盘水出律高县东南盢町山，东径梁水郡北，责古县南。水广百余步，深处十丈，甚有瘴气。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盘江者也。……盘水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是也。”又说：“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郡有叶榆县……县之东有叶榆泽，叶榆水所钟而为此川薮也。” 叶榆泽，今之洱海也。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中说：“郦氏所谓盘江者，今无其水，据其所述，似今弥勒瀑布河倒入叶榆者。”《三国志》说李恢“南至槃江”，《水经注》也详尽的描述了盘江流域，可见在三国时期，盘江的确存在。《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 李恢虽然平定了益州郡，但是马忠也平定了牂柯郡，还杀了叛军首领朱褒，功劳并不低于李恢，为何单独说李恢“军功居多”？只有一种解释，李恢应该在击败孟获这件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认为是，孟获逃入益州郡，被李恢将阻击在叶榆水之南、盘江之东，诸葛亮则从后面追击孟获，两面夹攻，大败叛军，并生擒了孟获。其战场大概在今天云南省大理南部一带。《资治通鉴》说：“（诸葛亮）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柯入，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实际上，马忠可能并没有前去与诸葛亮汇合，《三国志·蜀志·马忠传》说：“叛乱之后，（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 牂柯郡且兰到益州郡叶榆县路途遥远、山多难行，诸葛亮没有时间来等待马忠前来汇合，所以马忠平定牂柯郡后，留在了当地进行“抚育恤理”等工作。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说诸葛亮生擒孟获，让他在军营之中详细观看，问他：“此军何如？” 孟获回答说：“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 诸葛亮大笑，放了孟获让他继续前来作战，七纵七擒，诸葛亮继续释放孟获，孟获不离开，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就是有名的“七擒七纵”的故事。《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相同的记载：“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那么“七擒七纵”是否是真实的呢？后世论者众说纷纭。 《资治通鉴》对此事信而不疑，全面抄录了《汉晋春秋》的记载。清代张若骕更进一步，在他的《滇云纪略》罗列出“七擒”的地址：“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瞍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蟠蛇谷。” 清代冯甦在《滇考》中详尽描述了七擒孟获的过程，其地址与《滇云纪略》无二，其过程与《三国演义》相近。余明侠先生认为许多学者对“七擒七纵”深信不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七擒”之说与“攻心”之策是一致的，诸葛亮要想孟获心服口服，“七擒七纵”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二，诸葛亮南征之后，南中基本稳定，虽然有小打小闹的叛乱，但是没有大的动乱，这基本上达到了“南人不复反”，从而增加了“七擒”可信性。第三，孟获与诸葛亮实力悬殊。蜀汉之军是久经沙场的精兵，而孟获的叛军是一群乌合之众；诸葛亮文韬武略、精通兵法，而孟获只有匹夫之勇。因此诸葛亮完全有能力七擒七纵”孟获。 不相信“七擒七纵”为事实的以《通鉴辑览》最有代表性，说：“七擒七纵，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盖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韝试鹰，发柙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我很赞同《通鉴辑览》的观点：首先，有战争必然就有伤亡，“七擒七纵”纵然能让孟获心悦诚服，但是战争越多伤亡就越大，士兵伤亡必定会引起其家属、亲友对蜀汉朝廷的怨恨，因此“七擒七纵”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能达到“攻心”的目的。其次，孟获虽然“为夷、汉所服”，但是高定在少数民族的影响力也不低，多次造反都是一呼百应，同是不愿意投降，高定被诸葛亮击杀，对孟获却是“七擒七纵”，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或许高定可能在战场上阵亡，并不是诸葛亮故意杀害，但是战争并非儿戏，诸葛亮如何能保证就一定能生擒孟获，如果不小心在战场上误杀孟获，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最后，前面诸葛亮南征欲速战速决，岂能为了孟获一个人而将战争时间拖长。从“五月渡泸”到“其秋悉平”，追击孟获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月，不足以发动七次战役。 余明侠先生认为“七擒七纵”不可信，但是两纵、三纵乃至四纵是可能的。我则认为最多两纵，其理由如下：第一，孟获既然“为夷、汉所服”，当然不会是笨蛋。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孟获在知其虚实的情况下，仍被诸葛亮擒获，必然知道他与诸葛亮的实力悬殊过甚，岂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卵击石？第二，《汉晋春秋》与《华阳国志》虽都说有“七擒七纵”，但都只具体叙述了“观营而纵”和“孟获臣服”这两件事，可见当时流传的只有此二事，其他“五擒五纵”则没有事实根据，或“七虏七赦”、“七纵七禽”中的“七”皆是虚指。而《滇云纪略》及《滇考》所载“七擒七纵”之地址正是集中在今天云南大理、保山一带，和我前面推测的诸葛亮与孟获作战的战场基本一致。因此，当地关于诸葛亮擒孟获的故事自古有之，后来逐渐演变，就形成《滇考》中所记载的“七擒七纵”的事迹。也有人认为诸葛亮没有到达滇西大理一带，那里之所以有“七擒七纵”传说，是因为滇东汉族人民的西移，将“七擒七纵”的故事传过去的。果真那样，那么滇东以及汉族人民迁徙所经过的地方都应该有“七擒七纵”的故事流传，为何《滇云纪略》及《滇考》只记录滇西之传说？ 《汉晋春秋》说诸葛亮招降了孟获后，“遂至滇池”。我认为，诸葛亮只在滇池稍作停留，最后是进军到了味县，并在那里制定了“南抚夷越”的措施，根据有二：第一，此时蜀汉政权将统管南中的庲降都督的治所从平夷县迁移到了味县。但是关于这点，史书的记载有冲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安汉将军，领交州刺史，移治味县。”《三国志·蜀志·马忠传》则说：“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那么，到底是李恢还是马忠任庲降都督时期将治所迁移到味县的？当然是李恢将治所迁移到味县的，因为南中平定后，李恢被任命为建宁太守，而平夷县在朱提郡内，李恢不可能到平夷县去办公，必然会把治所迁移到建宁郡。或许不是诸葛亮主动决定将庲降都督的治所迁移到味县，可能是李恢对南中非常了解，认为味县比滇池更有利统治，就向诸葛亮建议将庲降都督的治所迁移到味县。以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的个性，必然会亲自去味县考察一番。第二，史书有过诸葛亮在味县附近活动的纪录。《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二》记载：“曲靖府……石堡山在府东南二十余里。一名分秦山。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与诸酋会盟处。”《云南通志·古迹》说：“（曲靖府）八塔，在城東五臺山下，相傳諸葛武侯。双井，在城化闗外一井兩竅，传武侯所鑿……會盟處，在城東六十里闗索嶺上，有石標：‘漢諸葛武侯南征會盟處。’……諸葛營，在城東二里，一名古城，昔武侯南征，每兵斗土築城，屯軍於此，今存。……糧堆，在城東二里，世传武侯南征乏糧，堆土覆米於上，以示有餘，今遺跡尚存。”建据说诸葛亮进入味县后，还立纪功碑于城内。唐朝樊綽的《蛮书·云南城镇第六》说：“石城川，味县故地也。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改为南宁州。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城中有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蛮为汉奴。’近年蛮夷以木搘柱。”《四库全书》案：“《新唐书》谓诸葛亮碑在柘东城（今云南昆明），与此不合，盖《唐书》之误。”大概是樊绰曾任安南（今越南河内）从事，为了对付南诏，安南经略使蔡袭曾命樊绰对南诏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故《四库全书》认为樊绰之说可信性更高。但是清《云南通志·古迹》又说：“诸葛碑，在（昆明县）城东二里旧汉营，唐广德初凤迦异築拓东城得之，其文曰：‘碑即仆，蛮为汉奴。’蛮俱，尝以石搘之。”但冯甦在《滇考》中说：“乃于普坎立南征碑纪绩，班师抵永昌，断九隆山脈以洩王氣，回驻白崖，立铁柱鎮諸蛮，与担曰：‘碑若仆，蛮为汉奴。’”《云南通志·古迹》：“鐵柱，在城南百里，武侯既擒孟獲，還白崖立鐵柱紀功，嵗久剥落，至唐懿宗咸通間重鑄之，今鐵柱廟是其遺蹟。”《隋书·史万岁传》记载：“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蜻蛉川，今云南大姚蜻蛉河；弄栋，今云南姚安北；小勃弄、大勃弄，二地均在今云南下关东南，祥云县至弥渡县一带；西二河，今洱海；渠滥川，流入洱海的一条河流，位于云南下关东北昆阳。由此两个记录观之，诸葛亮纪功碑之位置则在滇西一带。但清人黄协埙则在《锄经书舍零墨》中说：“伏波铜柱，人皆知之，武侯纪功碑，则从未之闻也。”笔者认为：或滇西早期有诸葛亮纪功碑，诸葛亮并非神仙，何以知后世有史万岁者进入南中，“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乃是史万岁断章取义，其“碑若仆，蛮为汉奴”之言，或是因而味县之碑而误传，而史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以示其镇压少数民族的决心，少数民族可能认为此举可能会诅咒少数民族，因此将此碑破坏，故后世“从未之闻”。而味县之碑应该不是纪功碑，可能是会盟碑。蜀汉统治南中，是通过大姓统治南中的，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必有协议：蜀汉赐予大姓权利名誉，大姓提供蜀汉物质军用。这些碑文应是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盟誓，而“此碑如倒，蛮为汉奴”之语应为南中大姓效忠蜀汉政权、支持盟誓的誓言。保护此碑，就是效忠蜀汉政权、支持盟誓的象征，因此南中大姓发誓“此碑如倒，蛮为汉奴”以决心保护此碑，故到唐朝时，还有“蛮夷以木搘柱”。但天长日久，也不知所终。 既然味县有会盟碑，则表明诸葛亮不但到达过味县，而且治理南中的大部分政令都是从味县发出的。其治理南中的政策可以简单的归类为四点： 第一，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选派良吏镇抚。 由于原来的南中四郡地域辽阔，不利于政府管理，同时郡守的权力过大也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因此诸葛亮将南中重新划分为七郡。《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华阳国志·南中志》则说：“分建宁、越嶲置云南郡。”大概云南郡是分建宁、永昌、越嶲三郡而设置。并将犍为属国改为朱提郡。南中被划分为云南郡、兴古郡、朱提郡加上原来的建宁郡、永昌郡、牂牁郡、越嶲郡，共七郡，仍然设立庲降都督统领南中。 诸葛亮对于庲降都督以及南中七郡太守的人选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李恢在南征中功劳颇大，又是建宁郡大姓，在南中的声望非同小可，故仍任命他为庲降都督，并兼领建宁太守，还遥领交州刺史（此时交州在东吴手上，可见两国之间也不是完全融洽）。吕凯本为永昌大姓，在南中叛乱时，吕凯出任永昌郡五官掾功曹，其心向蜀汉，不为雍闿“数移檄”所动，和府丞王伉一起“帅厉吏民，闭境拒闿”（或说雍闿被东吴任命永昌太守，吕凯为了保证其在永昌的利益，从而对抗雍闿），保全了永昌郡，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上表朝廷表扬吕凯和王伉：“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馀年，雍闿、高定偪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并任命吕凯为云南郡太守，王伉则被任命为永昌郡太守。而南征中的另一个功臣马忠被任命为牂牁郡太守。兴古郡、朱提郡、越嶲郡三郡太守均不见史书，余明侠先生认为：“这三个无考的郡太守，当皆系南中人氏。”可能性很大，因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而且他同时任命的云南郡、建宁郡、永昌郡、牂牁郡四郡太守，李恢、吕凯都是南中人氏，王伉、马忠虽不是南中人氏，但在南中的声望都很高。按照诸葛亮的这种用人思路，这三郡太守即便不是南中人氏，也是在南中威望很高的人氏。 诸葛亮要求南中官员治理南中以安抚笼络为主，威恩并施。建兴九年，李恢病故，蜀汉任命张翼为庲降都督。张翼持法严厉，“不得殊俗之欢心”，引起耆率刘胄背叛作乱。于是征召张翼返回成都，任命马忠为庲降都督。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他治理南中就是以安抚为主，“柔远能迩”，同时“威恩并立”，卓有成效，“蛮夷畏而爱之”。马忠死后，南中民众“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还“为之立祠，水旱祷之”。继马忠之后，蜀汉先后又任命张表、阎宇为庲降都督，《三国志》无此二人传记，《华阳国志》也无此二人事迹。阎宇为庲降都督时，霍弋被任命为参军副贰都督。《华阳国志》说霍弋“甚善参毗之礼”，或说参毗即是供奉毗罗佛，认为当时南中已流行佛教，故让霍弋代替阎宇为庲降都督。霍弋治理南中，“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可见诸葛亮“南抚夷越”、威恩并施的思想贯穿蜀汉统治南中始终。在延熙年间，张嶷任越巂郡太守，也是威恩并施，“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在他卸任回成都时，“夷民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随嶷朝贡者百馀人”。 第二，重用南中大姓、夷帅，通过他们之手控制南中。 南中大姓分是由汉族移民中的地主、商人以及落籍官吏和僰族的奴隶主转化而来，他们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或从汉族中带来先进生产技术，或控制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质（《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说：“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馀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使他们的经济实力得到高速发展。他们的经济实力发展起来之后，就“恩信著於南土”，增强他们在南中的政治影响。夷帅本就是南中少数民族的首领，大姓和他们通过互通婚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这样，南中大姓、夷帅成为了南中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为夷、汉所服”，对南中的经济、政治都甚有影响力。严格说来，南中叛乱就是南中大姓、夷帅阶级寻求更大的政治权力的一种过激行为。那么，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如何对待南中大姓、夷帅阶级呢？ 南中大姓、夷帅对南中的经济、政治影响已经非常深厚，威望很高，达到了一呼百应的地步，显然绕开南中大姓、夷帅，直接控制南中是不现实的。从长远来看，利用大姓、夷帅控制南中，同时限制他们的发展，更有利于蜀汉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更符合蜀汉政权的利益。但是大姓、夷帅在南中的威望已高，势力不容小视，而且他们通过婚姻互相勾结起来，相对蜀汉政权，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一旦蜀汉政权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必然会联合起来反抗。同时要消除他们对南中的影响，也不是顷刻之间能办到的。因此，要限制大姓、夷帅的发展不是短短时间能完成的，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而蜀汉政权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务是打败曹魏、兴复汉室，故诸葛亮选择的是拉拢、扶持亲蜀汉政权的大姓、夷帅，通过他们来控制南中。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平定后，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羌族自古骁勇善战，诸葛亮将万余户羌族迁移到益州作为军户，既能增强蜀汉的军事实力，又能减弱南中少数民族的实力。虽然迁徙的是羌族自由民，但是客观上也减弱了大姓、夷帅的实力，诸葛亮接下来的措施大大增强了支持蜀汉政权的大姓实力。《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诸葛亮将余下的少数民族自由民分给大姓们作曲部，这些大姓实力增强，因而感激蜀汉政权，故定会向蜀汉政权效忠，同时有把少数民族牢牢的束缚于大姓的控制之下，相对于少数民族普通民众，蜀汉政权和大姓有着相同的利益，大姓当然会帮蜀汉政权控制和剥削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对于夷帅，诸葛亮则赐予“瑞锦、铁券”，以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除了一部分深居在大山的原始部落（见尤中《云南民族史》），其余南中民众都被控制在大姓、夷帅之下，蜀汉政权只需要控制这些大姓、夷帅就能控制南中了。 同时，诸葛亮还大量任用效忠蜀汉政权、有能力的南中人氏。《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劝谏诸葛亮，诸葛亮说了三条理由：“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故南中七郡的太守以及其他地方官员大部分都是南中人氏，还“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任用南中人氏为官，既能拉拢他们，让他们向蜀汉政权效忠，又能够很好的控制他们。 同时，诸葛亮还说：“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所谓“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就是只要不聚众作乱，不违反纲纪，能上缴蜀汉中央政府规定的军国之用，任由大姓、夷帅的实力发展。如此，虽然会导致地方势力发展到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最后甚至会与中央政府冲突，但是却能赢得大姓、夷帅势力的支持，能短时间内保持地区稳定，为对抗曹魏赢得了时间。 第三，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南中经济。 南中矿物资源丰富，《华阳国志·南中志》称：“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战马也非常出名，相传滇池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质，故南中平定后，大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也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这些物质，表面上是大姓、夷帅所出，其实最终还是出自少数民族普通民众。《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而大姓、夷帅作为南中少数民族的上层阶层，自然也会剥削这些普通的民众，而尤中《云南民族史》说：“曲部除向大姓交纳各种实物地租之外，还要对大姓服军事徭役，有任何军事行动，曲部就得携带武器随同大姓前往。”南中普通民众承受着蜀汉中央政府和地方大姓的双重剥削，还要负担军事徭役，估计劳役也是免不了的。因此，蜀汉时期，南中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有人认为超过了两汉，这是很有道理的。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蜀汉时期南中人民的负担是如此之重，但是至今的云南少数民族仍然很崇敬诸葛亮，流传着敬重诸葛亮的传说。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九《苗人祀孔明天子》条引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祀神，多书‘孔明天子’之位。”章太炎《思葛篇》说：“云南、缅甸俚人，皆截发以为三撮，中撮以表武侯，左右以表父母。每饮茶，必举杯至额，以示祭报。其能汉语者，至称武侯为诸葛老爹”。景洪市攸乐山的基诺族尊奉诸葛孔明，相传他们的祖先是随孔明南征而来士兵，因途中好喝酒贪睡而被“丢落”，进而附会铺陈为“攸乐”一名的来源。这些被“丢落”的人虽然一觉醒来后便日夜兼程地追上了孔明，可是孔明已不再收留他们，但为了这些落伍者的生计，孔明即命他们好生种茶为生，同时还命他们照其帽子的式样搭屋而居。僳僳族也非常崇拜诸葛亮，传说西方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教，便编造说：“上帝有两位儿子，大儿子叫孔明，二儿子叫耶稣，过去大儿子管事，现在由耶稣接管了。”据清《云南通志》记载，云南火把节的来源传说之一就是“孔明以是日擒孟获，侵夜入城，父老设燎以迎，后遂相沿成俗”。傣族传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澜沧江时，杀了贪婪的汉官，送来谷种教他们打谷舂米，用牛犁地，临走时还把自己的帽子赠给傣人。后来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气，便遵照诸葛亮在这顶帽子的绸带上写下的“想命长，水冲凉；草盖楼，住高房”的嘱咐，按照帽子的形状盖起了竹楼，这种的竹楼被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而“水冲凉”也成了泼水节的来源传说之一。傣族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滇考》中曾记载彝族帮助诸葛亮擒获孟获的故事，四川凉山的一些彝族仍尊称诸葛亮为孔明先生。甚至烟草的起源传说也跟诸葛亮有关，相传诸葛亮兴兵征蛮到了云南，军营中瘴气弥漫，士兵多罹疾病。诸葛亮到处打听药方，一些土人献上了"九叶云香草"。诸葛亮让士兵点烯吸用，瘴气霍然而愈。在中国著名的晾晒烟产区山东、河南邓州等地，烟农也传说他们种植的晾晒烟来自云南，就是诸葛亮避瘴气用的"九叶云香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第一个原因是汉文化进入南中地区，这是南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结果。相比南中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一种强势的文化。在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弱势文化群体学习、模仿甚至攀附强势文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南中少数民族自然而然的接受了汉文化中崇敬诸葛亮的东西，并逐步转化成其本民族的文化。其二，南中少数民族上层阶级故意神化诸葛亮。古代民众大多迷信，统治者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地位合理合法化，常常神化他们的来历或者权力的来历，以此来麻痹民众。比如，古代的皇帝的出生都有着非常奇特的传说，他们自称天子，自称权力来自于天赐，就连农民起义都会借助于上天的名义。南中大姓、夷帅的权力虽不是来自于诸葛亮，但是被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政权增强，一方面他们自己非常感激诸葛亮，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权力神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故将诸葛亮神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诣。动亦如之。”可见夷帅把诸葛亮赐予的瑞锦、铁券作为了权力的象征，神化诸葛亮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如果只是以上两点，诸葛亮并没有给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带来切身利益，南中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如此崇敬诸葛亮。而在云南关于诸葛亮的传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诸葛亮带来新的生产技术，让少数民族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景颇族相传是诸葛亮教会他们种稻谷，他们的各种制度是诸葛亮制订的。佧佤族有传说指诸葛亮曾教他们祖先盖房子、编竹箩。云南普洱茶区人民尊称诸葛亮为“茶祖”，相传孔明南征途经西双版纳，军民多病，他将手杖插于地上，就长成了茶树。采叶煎汤服用，使人得到康复，遂而遗传后世。《滇考·诸葛武侯南征》说诸葛亮进入南中后，“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彝众感悦……丞相在南中劝彝築城堡，务农桑，诸彝感慕徳化，皆自山林徙居平壤。” 据传，三国诸葛亮南征时，兵至永昌(今保山)，其部队曾驻扎在今大海子旁的诸葛营乡。当时，诸葛营一带人畜饮水全靠村北的大沙河。沙河夏秋泛滥，冬春干涸。为解决饮用水问题，诸葛亮亲自设计工程图纸，带领军队和当地平民在村西北的法宝山下开凿长约400多米的池子用以蓄水，并驱马就饮。当时百姓称为“洗马池”。驻军走后，当地人民为感怀诸葛亮兴修水利的恩德，改称之为“诸葛堰”，后又被称为“大海子”。据清代《永昌府志》记载：“诸葛堰，诸葛武侯所筑，俱在城南十里，法宝山下大堰石为堤，原一丈又二尺，高一丈，周九百八十余丈。”贵州有个武侯锦的传说，《遵义府志》：（今贵州铜仁）“用木棉线染成五色织之，质粗有文采。俗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武侯教织此锦为卧具生活，故今名曰武侯锦。” 这些传说大多数都是附会而成，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从诸葛亮主观方面来说，向南中少数民族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能提高蜀汉政府的赋税收入。从客观方面来说，第一，上至控制南中的大姓、夷帅，下至普通的劳动群众，也都希望提高生产力，以增加他们的财富收入；第二，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让南中地区基本趋于稳定，而且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喜欢进行基础建设，张嶷任越巂太守期间，曾修复了断绝百馀年的益州至南中的交通要道——旄牛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使南中与汉族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加剧，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更容易传播到南中。因此，在蜀汉统治南中期间，南中各民族的生产技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进步，南中人民就把这个功劳算在了蜀汉政权的代表——诸葛亮身上。 就拿普洱茶来说。史书上没有诸葛亮到达滇东一带的证据，而且茶的起源很早，陆羽《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这可能是附会。《华阳国志·巴志》称在西周时，“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而西南正是茶的发源地，甚至有学者直接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因此，普洱茶区的茶树必定在蜀汉之前就已经存在，绝不可能是诸葛亮所种植。虽然茶在西周时已经作为贡品上贡，但是它是被当着一种药物；而茶作为饮料流行于世大概是在秦汉之时，西汉王褒《僮约》记载：“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哺。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筑肉臛芋。脍鱼炰 鳌。烹茶尽具。哺已盖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为府椽求用钱。推纺恶败。傻索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牛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中的“荼”即今“茶”。因此，在蜀汉之前的南中民众是否了解茶的饮用价值，实在难以确定，但是南中战乱不断，与北方的交通也不方便，故贸易量、需求量不会很大。而平定南中之后，南中地区基本稳定，蜀汉政府又治“桥梁、道路”，修通了旄牛道，普洱茶的贸易增多，汉族先进的制茶工艺也更容易传入，因此，普洱茶的生产在此期间必然有一个大的飞跃。这大概就是诸葛亮被云南普洱茶区人民称为“茶祖”的原因。 因此，南中少数民族崇敬诸葛亮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使南中地区基本趋于稳定，再加上他有意识或无意识从北方汉族地区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南中地区的经济生产取得很大的发展。因此，所以虽然南中少数民族的负担更重，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比以前更多，生活得到了改善。 第四，用封建论理教化南中。 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齎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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